毛主席喜欢热闹，在公开活动中比如游泳、跳舞时，往往与年轻人打成一片，人越多气氛越活跃，主席越高兴。

私下交往时，主席却喜欢和老人打交道，尤其是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们称之为“老古董”的知识界、文化界名人，主席与他们交往颇多，有的私交还相当不错。

不过，不管交情有多好，主席始终坚守原则，既有人情味，也决不违反规定，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

在写给新民学会会员彭璜的信中，主席说：

“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因此，主席分得很清楚，与同志、亲人、朋友，保持不同的交往特色。

对党内的同志，除非是久别重逢，一般情况下，主席很少表现出过分亲热，基本上是不拘礼节却保持威严，相互说话直截了当，言简意赅，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

党内的同志是自己人，主席对自己人没有多少迎、送的礼节，不管他是倚在床上办公，还是坐在沙发上看书，有党内领导来请示或汇报工作，他一般并不起身，继续他手里的事。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感觉不是一两句话能结束的，才会做个手势：“坐嘛，坐下说。”

来人坐下后，主席也很少和对方说闲话，都是就事论事，说完就完。

对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的老同志，主席就表现得热情，对方告别时，主席会起身握手相送，但是决不迈出门槛，除非对方来时主席本来就站在门外，否则是不会出屋的。对于兄弟党的同志，主席也是如此。

这里说的兄弟党，是指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比如朝鲜、越南等国的政党。

据李银桥回忆，50年代初，有一次，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访华，主席在颐年党接待了他。当时周总理陪胡志明向颐年堂走来，主席起身走到门口便停了下来，不再多走一步，因为再走一步就迈出门槛了。

主席等胡志明迈进门后，才抬起手臂和他握手，随后两人坐下交谈起来。谈话结束后，主席起身送他到门口便停了下来，由周总理陪着离开了颐年堂。

李银桥说，在他的印象中，主席唯一一次走出门接见的党内同志，只有粟裕将军。

那是1948年，粟裕从前线赶到城南庄参加军事会议。毛主席听说粟裕来了，高兴地大步走出门外，同粟裕握手。粟裕当时非常激动，态度恭敬。两人握手很长时间没松开。李银桥当时听到主席说：“......17年了！”

李银桥后来才明白，两人自1931年以后整整17年没再见过面，怪不得都那么激动。

和党内同志交往，主席似乎有意克制自己，，他和几位重要的党政军领导只保持战友和同志的情谊，除此以外几乎没有私交，也没有深厚的个人感情，这一点在与周总理的关系上表现得就很明显。

主席与总理二人合作几十年，总理从井冈山时期到遵义会议，力推主席从后台走上前台。及至确立了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后，总理又无微不至地关心照料主席的衣食住行。

主席睡的床，总理要先睡一下是不是舒服；主席走的路，总理要先走一次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连主席吃什么饭，总理也时常过问。

二人情谊深厚，相互信任，主席每到关键时刻，总是把大权交给总理，比如西安事变，重庆谈判等历史转折时期，无不赋予总理以大任。

但是，几十年来，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没听到过主席对总理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表现二人私人感情的话。

主席这样做是与我们党的历史和现状分不开的。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我党从抗战时期的根据地，到内战时期的解放区，各区域间虽然有联系，但也相互隔绝，多数情况下要独自作战，独自生存发展，形成一个个事实上的“山头”。

毛主席作为全党最高领袖，对所有根据地或解放区的同志都要一视同仁，不能亲疏有别，以免让有的同志产生误会，造成党内矛盾。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毛主席才和任何党内同志都没有过多私交，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

只是这样一来，很多同志，包括一些级别很高的领导干部，见到主席后都有一种距离感，恭敬有余，亲近不足，有的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敞开心扉。这种情况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表现得尤为严重。

不过，有两个人却是例外，他们是陈毅和彭德怀。

陈老总性格开朗，说话幽默，他见到主席经常“啪”地敬个礼：“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或者说：“主席，我来了。”

主席总是笑着将手一挥：“坐嘛，坐下说。”

陈老总就嘿嘿一笑，坐下来和主席开聊，主席的屋子里便热闹起来。

陈老总和主席都喜欢诗词，有共同话题，加上陈老总热情直爽的性格，很受主席欢迎，所以陈老总大概是党内与主席私交最多的一个人了。主席70年代只参加过一次追悼会，就是陈老总的。

彭总性格粗犷，和主席的交往真诚、随便，更像老朋友。他大概是唯一一个敢当面和主席吵架的领导人。

转战陕北时，党内都早已叫惯了“毛主席”，唯独彭老总偶尔还会冒出一句“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了。

主席和彭老总谈话时，完全是老朋友间的“侃大山”，两人眉飞色舞，声震屋宇，像打机关一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庐山会议。后来，彭老总见到毛主席就不再多说话，甚至有些拘谨了。

对党外人士，主席往往能够放开自己，论朋友，讲交情，收放自如。刚进北平时，主席就在总理的陪同下，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等人。主席对党内同志迎送不出屋，对党外人士却不然，不但迎送出门，对年纪大行动不方便的，主席还亲自搀扶上下台阶、上下车，与他们携手并肩散步。

主席和不少党外知名人士私谊深厚，比如宋庆龄、章士钊、李淑一、何香凝等。

主席和章士钊通信频繁。有一次，主席看完章士钊的来信，若有所思地用手指在桌上轻敲两下，转头吩咐李银桥说：“你赶紧去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

当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李银桥跑了好几家店才买到鸡，连夜送到章士钊家里。

李银桥说：“主席看到你的信了，送你两只鸡。”

章士钊点点头，举了举那两只鸡，对李银桥说：“谢谢，谢谢，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

李银桥回答：“很好。”

李银桥不明白两只鸡怎么就是回话，他回去问主席，主席却笑而不语，留给他一个终生未解之谜。

毛主席与章士钊（前排左二）张澜（前排左三）

1955年，何香凝画了一只老虎，镶到玻璃框内送给主席。

这是一只立虎，主席站在画前琢磨了老半天，才恍然大悟似地吩咐李银桥：“是了，这只老虎应该挂东屋。”

李银桥依言照办，只是没搞明白为何要挂东屋。

毛主席有一首挺有名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是和革命烈士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的。其中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成为主席缅怀前妻杨开慧的名句。江青曾因这首词吃醋，连着几天没和主席说过一句话。

主席与李淑一一直保持通信，从解放后就没断过。可是即使这样深的交情，当李淑一想到北京参加学习，请主席帮她说句话时，主席却没有答应。他对谁也不会改“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始终公私分明。

他可以长期拿出工资和稿费资助亲友，却决不会给谁找一个铁饭碗，哪怕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想来北京找份工作时，主席也回信说：“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

主席公正无私，不搞特权，不需要靠私交来维持关系和地位，靠出卖特权来获得好名声。这正是主席的伟大之处和人格魅力之所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1959年，毛主席与老师毛宇居在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