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1日下午6点30分，载有中国代表团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在起飞5小时后，于南中国海上空爆炸。

消息一出，举世皆惊。因为时任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原本要乘坐这架飞机前往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只因行程临时有变，才幸免于难。

鲜人为知的是，早在事发前，周总理就已获知美蒋特务有针对万隆会议的暗杀行动。

提供情报的，是时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消息不可谓不可靠。

但令人疑惑的是，周总理不但没有改变行程，更换坐机，反而坚持要用“克什米尔公主号”，这才有了后面惨剧的发生。

可能有读者想问：周总理处事一向缜密，既然知道了敌特的暗杀计划，为何不让代表团换一架飞机，甚至自己还打算乘坐呢？是疏忽大意，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1955年，周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

下面我们对这一事件的原委内情详加梳理，以飨读者。

1955年1月15日，印尼总理卡斯特罗致函周总理，邀请中国政府参加当年4月中旬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2月10日，周总理复电同意参加。

万隆会议由印尼、印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巴勒斯坦5国发起，参与国家29个。这些国家中，与中国建交的只有6个，其他国家都只与台湾保持所谓外交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席会议就非常有必要，可借此对亚非地区乃至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和蒋介石自然害怕出现这种局面，势必要对中国代表团之行进行阻挠和破坏。

万隆会议召开日期为4月18日至24日。中国政府为保密起见，直到4月6日才公布中国代表团人员名单：

团长：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成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

顾问：廖承志、杨奇清、陈家康、黄华、达浦生

秘书长：王倬如

确定了人员名单，还得解决怎么去的问题。

当时我国没有远程飞机，要去万隆，只能就近租借与我国建交的印度的飞机。可是当时印度航空公司尚未开通到中国的航线，中国代表团要坐印度飞机，只能转道香港，在启德机场登机。

周总理听取汇报后，同意包乘性能较好的C-69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并指示工作人员与印度方面商定：

在中国代表团到达香港前，包机一事对外保密，“克什米尔公主号”照常执行印度飞香港的航班任务，直到4月11日再把飞机改为专机。

话虽如此，但真指望印度人对中国代表团的安全负责，显然不太现实，何况美蒋特务有的是方法搞情报。

果然没多久，中国代表团租用“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消息就被台湾特务搞到了。

早在3月初，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已经提前获知了敌特分子针对中国代表团的阴谋，并向周总理和外交部作了汇报。

消息传来，有人劝周总理不要去印尼了。时任周总理卫士长的成元功后来说，周总理是不可能放弃万隆会议的，这毕竟是中国在国际上的第一次试音。

以总理的性格，他确实不会放弃。另外在五六十年代，台湾针对中国领导人的暗杀从未停止，但也从未成功过。因此大家也没太在意。

就在大家紧张地为印尼之行做准备时，4月3日，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总理访问仰光，商量在万隆会议上的提案问题。

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右二）、缅甸总理吴努（右一）

周总理接受了邀请，代表团也因此兵分两路：

一路是周总理、陈毅带部分成员赴昆明乘坐缅甸专机；

另一路按原计划于4月11日赶到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雅加达。

4月7日，周总理、陈毅等人在北京西郊机场正准备登机时，突然接到了更详细的情报：台湾特务要炸“克什米尔公主号”！

消息很突然，周总理反应也迅速。他立刻指示外交部向印度和香港方面确认飞机是否安全。

对方回复称安全没问题，同时答应增加安全措施。

为慎重起见，4月10日上午，我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又专门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临时代办，把特务要炸飞机的消息告诉了他，请他转告香港方面，务必要保证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这位临时代办承诺会给香港发电报作安排。

但是港英当局根本不把中国的警告当回事。他们虽然在机场增加了一些武装警察，也在外围部署了暗哨，却忽略了对飞机的检查和保护，让台湾特务有了可乘之机。

香港启德机场

特务是如何下手的呢？

当年3月，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通过层层关系，找到了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的周梓铭，准备收买他实施阴谋。

周梓铭20多岁，长相普通，个头瘦小，家境贫寒，有一个嗜赌如命的父亲。

香港情报站向周梓铭承诺说，事成后给他60万港币报酬，并助他逃到台湾。

周梓铭刚开始不敢接招，但架不住重金诱惑和特务们的劝说，最终还是答应了。

60万奖金其实是香港情报站的“先斩后奏”，事先并没有得到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许可，怕他嫌钱太多不同意。所以毛人凤知道了暗杀计划，却不知道奖金的事。

后来香港情报站找到当时有“地下局长”之称的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请他出面解决钱的问题。

谷正文非常赞赏香港情报站的计划，爽快地把奖金给解决了。

谷正文

4月11日凌晨5点多钟，一黄姓特务把伪装成牙膏形状的TNT炸药交给周梓铭带进机场。

顺便说一句，当时台湾特务用的TNT一直由美国中情局提供。周梓铭在领受“任务”后，还专门学习了如何安放和引爆炸药。

11日中午，中国代表团一行8人，以及波兰、奥地利的2名记者和1名越南工作人员抵达机场。

代表团登机免检，周梓铭是不是免检我们不知道，反正他顺利地把炸弹带上了飞机。

周梓铭登机后，在清洁工领班余培的帮助下，把炸弹安置在飞机右轮舱引擎处，并欺骗余培说，这是他带给朋友的一包西药，让余培不要告诉别人。

干完坏事，周梓铭没等下班就偷偷溜出机场，钻进等在机场外的保密局特务的汽车跑了。

特务们答应他等到了台湾再给他那60万港元，也可以让他带家人去美国。

炸机得手后，周梓铭化名周驹，在特务的帮助下隐藏起来。

不过后来在吗啡的作用下，他还是不无得意地把自己的“英雄事迹”抖落了给了一位周姓同族：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是我炸的。我用了一个有轻微滴滴答答声的小型定时炸弹。机场的清洁工领班余培，帮着我安置了炸弹……”

他还告诉同族，自己即将得到60万奖金，还要到搬到台湾去。

说完这些话，他第二天果然就不见了。

周驹逃台前，曾潜藏于香港太子酒店

这是后话。

那么出事当天，印度航空公司和港英当局，为什么就没检查出那颗炸弹呢？

在代表团登机前，我方工作人员在飞机旁边与印航经理有过对话。

“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吗？”

“OK!”

“引擎也检查过了吗？”

“检查过了。”

真的检查了吗？

试想，如果印度方面真的检查了引擎，又怎能发现不了引擎附近的炸弹？

如果港英当局认真对待中国的警告，又怎能查不出周梓铭身上的炸弹？

说到底，他们毕竟非我族类，根本不会关心中国代表团的死活。

代表团登机后，下午1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启德机场起飞。前来送行的人们都松了口气。远在缅甸、一直坐立不安的周总理也才放下心来。

可是谁又能想到，仅仅过了5个小时，就传来了飞机爆炸的噩耗。

当时香港飞雅加达需用时6小时30分。

当天下午6时40分，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突然收到英国路透社消息：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坠毁，除3名机组人员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后来的事故调查报告显示：

飞机爆炸时间是下午6时30分，飞行高度1.8万英尺；

飞机爆炸后起火并迅速蔓延开来；

爆炸物为放在右翼轮舱内的一个定时起爆装置；

飞机在马来西亚砂拉越洲海面上空发出三次求救信号后坠入大海；

8名机组人员和11名乘客共19人，除3名机组人员外，其余全部遇难；

…………

遇难的新华社记者（左→右）李平、黄作梅、沈建图

成元功回忆起当年的悲剧，仍觉得惊心动魄。

他说：

如果没有缅甸总理的邀请，周总理也会乘坐那架飞机，那么中国的外交史将会是另一个版本。

其实岂止是中国的外交史——想想周总理在动荡年代的力挽狂澜，如果没有他，中国后来的20年会是什么样子？让人真的后怕！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吴努真称得上是周总理乃至中国人民的贵人，我们应该感谢他。

1955年的缅甸总理吴努

写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知道，周总理没有指示换掉“克什米尔公主号”，并非是疏忽大意，而是出于对事情的全盘考虑：

我们已经提前几天通知了他们，而他们也确实答应增加安保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能安全登机，飞机能正常起飞。

再者说，换飞机不但麻烦，而且就算是换了，消息不是一样还会泄露出去的吗？那就不如直接要求印、英双方增加安保手段。

但谁又能想到印度航空公司没有对飞机进行全面检查，港英当局也未认真对待中国的警告。不然像周梓铭这样拙劣的携带炸弹登机，港英当局又岂会查不出来？

因此，印度航空公司和港英当局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飞机出事后，台湾电台第一时间播发了“周恩来座机坠毁”的新闻，几家国外通讯社也先后报道了这个消息。

代表团成员非常悲痛，聚集在总理屋里，彻夜难眠，纷纷劝总理不要再参加万隆会议，特务们一计不成，肯定还有后续手段。

但总理不同意，坚持要去印尼。

4月16日，总理安全抵达雅加达。

于是就有了被载入史册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就有了万隆精神，新中国也多了很多新伙伴，为加入联合国打下了基础。

当然，万隆会议期间的雅加达也并非一片祥和。台湾方面发现阴谋未能得逞，又准备在雅加达对周总理下黑手。

情报是在会议的第二天，即4月19日这天得到的。

这天下午，中国代表团收到一封署名为“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员”的信，信中说：

国民党雅加达支部奉总统府之命，于3月10日在红溪组成了一支28人的敢死队，准备谋杀周恩来。敢死队成员均为逃亡到印尼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他们每人从美国驻印尼大使馆领到一支无声手枪和20万印尼盾；且事成后每人再发20万；打中周恩来者，另外奖励40万。

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

信件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代表团和印尼方面都非常重视，印尼立刻加强了对万隆外围的警戒，同时抽调大批警察加强保卫工作。又专门派1名上尉军官和5名警察贴身保护总理。总理外出时，由两辆摩托车开路，一至两辆宪兵吉普车跟随护卫。

成元功他们更不敢松懈，几名卫士手枪上膛，跟随总理寸步不离。遇到人多时，干脆就把总理围在中间。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美蒋特务最终没有得逞，万隆会议也取得了圆满成功。

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以及回国后，一直关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进度，并向英国首相传达口信，希望港英方面能迅速破案。

可是港英当局阳奉阴违，虽然传讯过周驹两次，却未对其采取进一步措施，使其得以潜逃台湾。

中国提出抗议，要求将周驹引渡回港受审。港英当局却表示与台湾没有引渡协议，无法引渡。

周驹逃台后，被谷正文当成“英雄”接走并安排妥当。周驹后来再未回过香港，直到1993年死去。

毛人凤事后才把事情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很高兴，还重奖了毛人凤，认为计划虽未成功，却也是给了中共一个下马威。

而密谋炸毁“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几名罪魁祸首，虽然证据确凿，却仅被港英当局驱逐到台湾了事。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竟无一人伏法，终成为中国人民的一件痛心往事。

这也印证了“强大才是硬道理”那句话，国家只有强大了才会有国际地位，说话才会有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