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监国,即由储君代理国事、处理朝政。这个权柄是由君王所授意的,既是为君分忧,也是对储君未来执政能力的一种试练。然而,储权在辅助君权的同时,又是对君权的制衡甚至分割。
从太子到常务副皇帝,再到皇帝,绝非是一条行则即至的路。
01
监国不率军?小心被废
太子监国,古之制也。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60年,雄心勃勃的晋献公,派遣太子申生率军征伐东山皋落氏。大夫里克进言道:“太子负责奉事宗庙祭祀、社稷大祭,并早晚照看国君饮食,故曰‘冢子’。国君率军出征,太子就守护国都;如有大夫留守,太子就随君出征。随父出征名曰‘抚军’,留守国都名曰‘监国’。”
里克身为晋献公之股肱,太子申生的坚定拥护者,此番进言并非是以阐释制度渊源来强调太子地位之贵重,而是意在阻止申生出征,理由是“统军作战、谋略决策、发布军令,皆是国君与正卿所筹划,非太子所能担当”。
▲ 图为大同市博物馆展出的壁画《北魏贵胄出行图》,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景波、王颖生依据大同沙岭村北魏壁画墓中的《出行图》创作而成,人物着鲜卑服饰。北魏由鲜卑人所创,拓跋焘是北魏历史上的首位皇太子,明元帝令其监国,以作为巩固皇权、保证皇位顺利继承的手段。
孰料,见惯权谋杀伐的晋献公冷言以对:“寡人有子,未知其谁立焉?”我这么多儿子,还不知道将来让谁接班呢。一语直指太子废立,令申生心胆俱寒。于是,里克劝慰安抚,申生仍领兵出征。不过,晋献公事后曾对宠妾骊姬吐露心声:“吾欲废太子,以(骊姬之子)奚齐代之。”
四年后,骊姬设计构陷,无处立足的申生自缢身亡,两个弟弟重耳、夷吾被迫出逃,晋国从此陷入内乱。晋献公死后,里克连弑二君,迎立公子夷吾为晋惠公,最终也落得身死家灭的下场。再历经惠公、怀公两代动荡,直至在外流亡19年的公子重耳回国,即位为晋文公,晋国才重归平静。世人皆知晋文公开创霸业,却少有留意,一切皆发端自“太子监国”。
太子监国渊源于上古,先秦时已萌芽。在家国一体的结构下,大宗之冢子,便是一国之储君。遇到君主率军出征等特殊情况,太子可行监国之权。监国成为储君身份的象征,也是储君执政能力的训练。秦汉以降,魏晋有“太子留台、录尚书事”之制,五胡十六国亦有独特的“置单于台、太子领大单于”之制,即事实上授予太子部分统治权。至南北朝时,太子监国逐渐增多,一度成为定制。虽是上承古制,但彼时太子权柄之重、监国地位之高,乃是后世所不及。
▲萧瑟深秋中的南京明东陵,埋葬的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朱标身负乃父厚望,生前长期协助父亲处理政务,是明代少见的实权太子。摄影/马洪伟
02
昙花一现的北魏太子监国制
北魏由鲜卑人创立,兴起于北方草原,皇位传承在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之间摇摆不定。道武帝拓跋珪欲行父死子继,几番痛下杀手,翦除同母异父兄弟。即便如此,北魏天赐六年(409年),道武帝与其子明元帝拓跋嗣之间的皇位传承,仍不顺利。次子清河王拓跋绍杀父弑君,嫡长子拓跋嗣二次政变,才得以即位。
▲ 北魏第一名相崔浩
明元帝一生勤于征伐,用力过甚,常有小病缠身。又喜服药剂五石散,因致幻而屡见怪异之物,身体每况愈下。《魏书·崔浩传》记载,他遣宦官秘密问计于重臣崔浩,道出隐忧,一旦自己撒手人寰,“诸子并少,将如之何?”面对明元帝的“托孤”之问,崔浩将谋划和盘托出:“今宜早建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圣心者以充宾友,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简言之,要实行太子监国制度,授予太子权柄。
▲ 图为今人复原的明初东宫太子婚礼场景,服饰参考自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荒王朱檀墓及明仁宗朱高炽第九子梁王朱瞻垍(jì)墓出土文物。 供图/王子澄
明元帝深感于自身得位经历之曲折艰难,对此颇以为然。泰常七年(422年)五月,他以长子、时年14岁的泰平王拓跋焘为皇太子,并将太子监国作为巩固皇权的辅助手段而制度化、常态化。北魏太子号称“国之副主”,临朝于正殿。其监国权力超乎历代,并非临时,而是常务性质,在皇帝未出巡、征战时,仍然有权决断国政。后人戏称的“常务副皇帝”,正是由此而来。
北魏太子监国的实质,是皇帝在生前将最高权力赋予太子,使太子的继承权成为既定事实,又令其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从而保证顺利继承皇位。为做到这一步,明元帝提前做了布局和决断。有研究指出,在他残存的六位皇弟中,年纪居长的前四位先后暴死,死时都很年轻。尤其是以武功著称的阳平王拓跋熙和河南王拓跋曜,均死于明元帝立储、太子监国前夕,疑与之有关。
英明神武的少年太子拓跋焘不负所望,处理朝政、统率百官皆成熟稳重。明元帝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南下攻伐刘宋,不再担心因“主少势孤”而出现内乱。他全身心沉浸于“游行四境,伐叛柔服”,惟求“得志于天下”,甚至有时群臣奏事,他索性大手一挥:“此非我所知,当决之汝曹国主也!”此时的“国之副主”,已与真正的“国主”无异。
▲ 影视剧《鹤唳华亭》中皇帝安排太子萧定权监国
泰常八年(422年)十一月初六,明元帝病逝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年仅31岁。三天后,15岁的太子拓跋焘继承皇位,此即名垂千古的北魏太武帝。这是北魏平城时代唯一一次没有政变相随的皇位更替,对于彼时凶猛剽悍的游牧民族政权来说,属于极罕见的特例。此后太武帝再次采用太子监国制度,连南朝也将其汲取为规制。
然而,谁能想到,太子监国制度在北魏竟仅此一次有效。原因在于,明元帝立太子监国一年即去世,皇帝与太子还没来得及形成“敌我”阵势。
延和元年(432年),太武帝拓跋焘立5岁的长子拓跋晃为太子,太延五年(439年)以12岁的太子监国,至正平元年(451年),太子已监国十余载,围绕太子形成的东宫集团,已然成为皇权的直接威胁。
立太子监国,提前将部分君权赋予储君,可保证皇位的安全传递;但是太子长期监国,又会削弱乃至侵夺君权,从而威胁皇位的稳固。君储之矛盾,自古即无解。最终北魏爆发“正平之变”,太武帝诛杀太子党羽,太子忧惧而亡,君权与储权两败俱伤。太武帝随后又在内廷被宦官所杀,北魏用太子监国来保证皇权传递的尝试,至此以失败告终。
03
不过是登基前的一道手续
有趣的是,具有“塞外野蛮精悍之血”的李唐一族,竟也钟情于太子监国制。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断然杀兄屠弟,使乃父李渊再无控制局势之力。李渊只得立李世民为太子,同时令其监国,以制度上有依据的方式交代国政。
自此之后,“命皇太子监国诏”不绝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统率六军,亲征高句丽,下诏命太子李治监国,委之以军国大政,令其主祭宗庙社稷百神,暂代皇帝行使最高统治权;李治即位为唐高宗后,又因体弱多病,常住东都,多次以太子监国,给了武后揽权的可乘之机。
▲ 影视剧中的玄武门之变
此时的太子监国,在权力上固然大打折扣,但也非形同虚设。唐隆元年(710年)临淄王李隆基举兵政变,以诛韦氏有功立为太子后,同样以太子身份监国。
不过,唐玄宗之后,诸帝以太子监国,则多系权臣和宦官相逼。唐肃宗李亨病重,自知不豫,便下诏太子李豫监国。20多天后,唐肃宗崩,李豫成为唐代宗。唐代宗晚年病重,一息尚存时也发布诏书,命太子李适监国。19天后,唐代宗崩。唐顺宗李诵即位仅186天,就被权宦俱文珍胁迫发布太子李纯监国的诏书。5个月后,唐顺宗崩……
老皇帝命在须臾,新皇帝以“监国”为登基前最后一道手续,皇位传递往往仓促草率到形同儿戏。有唐一代,该制度实行270余年,21帝中有17帝曾以太子监国。监国期间,行政建立在东宫体制之上,中央行政中枢用东宫班底,以东宫系统的行文格式,向全国发文。这个东宫集团拥有相当完备的权力体系,更有一定的独立性,形同“准朝廷”。有鉴于此,宋代时改革东宫官制,以朝廷重臣兼任东宫官职,削弱了东宫的独立性。
▲ 图为故宫博物院藏宋代赵伯驹《江山秋色图》卷(局部),尾纸可见明洪武八年(1375年)太子朱标的题跋。
到明代,历练皇长孙,削弱皇太子,又是另一番景象。
朱标,明太祖朱元璋与夫人马氏的长子,他的出世,给率军征战中的父亲带来了莫大的欣喜。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立即将12岁的朱标立为皇太子。朱元璋对朱标极其爱护,选拔功勋重臣兼领东宫,辅导太子,又延聘当世名儒为之授课伴读。见太子年纪已长,朱元璋便命朱标辅政,令内外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
朱元璋明言,此举是要让太子“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朱标由此开始长期协助父亲处理日常政务,成为明代少见的实权太子,“常务副皇帝”这一戏称名至实归。
▲ 影视剧中的朱元璋和太子朱标
众所周知,饱读圣贤书的太子朱标监国治政理念与乃父并不相同。朱元璋近于严苛,朱标则力主宽仁,结果多因与父亲意趣不合而难行其道。有传闻称,朱标不满父亲大肆屠戮功臣,出言顶撞,气得朱元璋抡起椅凳便打,直至见到亡妻马皇后的画像方才罢手。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八月,朱标奉旨巡抚关洛,为朱元璋筹划中的新都选址。朱标属意于洛阳,不料回京后感染风寒,病情日重。他在病中仍坚持上书言筹建都城事,却不知此事早已因自己的病情而搁置。第二年,朱标去世,年仅36岁。朱元璋痛哭不已,性情自此愈发暴戾。
朱元璋死后,朱标次子朱允炆继位为建文帝,追尊朱标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断不能允许自己与父皇之间还有一个皇考,于是取消朱标庙号,恢复其洪武朝的谥号“懿文太子”。直至明末,朱标才重获庙号,“常务副皇帝”在身后方成为“真皇帝”。
▲ 明朱瞻基《花下狸奴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到了明成祖时代,太子朱高炽的监国,令后人津津乐道。
朱高炽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由朱棣亲自册立为燕王世子,当时朱元璋喜赞“孙有君人之识”。燕王靖难举兵时,世子留守北平,其间团结部下,归拢士卒,仅以万人之军抵挡住明廷大将李景隆五十万之众来攻。北平赖以保全,朱高炽功不可没。而且朱高炽自幼接受儒学教育,性情仁厚淳爱,颇得文臣尊敬。朱棣靖难功成,登上皇位,册立世子为太子原本顺理成章。然而朱高炽却面临有力的竞争对手——自己的同母弟、明成祖嫡次子、汉王朱高煦。
朱高炽体形肥重、有足疾。而朱高煦呢,身高七尺有余,善骑射,作战勇猛,屡建军功。靖难之役中的白沟河、东昌等几番血战,都是朱高煦解救朱棣于危难,并助乃父转败为胜。长年征战,更使朱高煦与勋贵武将关系密切。明成祖对朱高煦颇为激赏,称赞其“类己”,甚至明言:“勉之,世子多疾。”外人看来,这无异于以帝位相许。
朱棣在名位早定的世子和许以允诺的爱子之间犹疑难决,储位迟迟未定。结果内阁首辅解缙一句“好圣孙”,促使他断然立朱高炽为太子。朱高炽之子、皇长孙朱瞻基,自幼便深受明成祖的钟爱与信任。朱瞻基聪明英锐,勇智过人,明成祖认定此孙乃是宗社之灵。选择这个“好圣孙”,便是为大明王朝选出两代太平天子。于是,永乐一朝在太子监国南京之后,又出现了皇太孙留守北京,便是渊源于此。
朱高炽的太子之位来得不易,坐得更是如同针毡。明成祖早有迁都北京之意,但迁都与营建之艰巨复杂,不可一蹴而就。所以,明成祖必然要多次巡狩北京,同时更要率大军一次次北征蒙古,为大明解除边患。北巡与北征的形势使然,太子监国在所难免。永乐一朝太子朱高炽共6次监国,总计长达9年8个月,次数之多、时间之长,为历代仅见,被奉为中国古代太子监国之典范。
▲ 图为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明梁庄王墓冕冠。梁庄王即梁王朱瞻垍,是明宣宗朱瞻基同父异母的弟弟,谥号“庄”。作为亲王,其冕与皇太子一样,前后各垂九旒。朱瞻垍之父朱高炽在继位前,以皇太子的身份监国数年,甫一登基,便以“支费浩繁”为由,废止了下西洋的活动。摄影/郑文乐
早年间,太祖朱元璋对太子寄予厚望,前后命礼部三次奏定相关事宜,对监国礼仪和太子权限作出极为详细的规定。到太子朱高炽监国时,他大力任用本分务实、以民为上的贤良,惩戒失职不才的官员,同时大施仁政,凡遇水旱饥馑灾荒,立即遣官救灾,蠲免徭役,开仓赈济。
这不仅是为人称道的惠民之政,更是推动明朝从初期的草创纷更向中期的稳定守成过渡。日后的“仁宣之治”,在太子监国时已渐有显露。清初学者谷应泰对朱高炽评价极高:“名为储位,实则长君。名为监国,实则御宇。故人以仁宗之历祚短,而予以仁宗之沛泽长也。”
当然,在今人看来,谷氏的评价难免有过誉之嫌。每次出征和出巡前,明太祖都要下诏赋予太子相应的理政权力:“惟文武除拜,四裔朝贡,边境调发,上请行在,余常务不必启闻。”每一次诏书中,也要讲明权力边界:“凡百官朝谒东宫,偕进偕退,不许独留私见。”这是为防止太子和百官私下勾结,会面必须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进行,需要有专门记录。
内阁首辅解缙有违此条,竟被汉王朱高煦告发下狱。六科官员要将朱高炽处理政务的情况按月记录,事事注明前因后果,据实上报明成祖。但凡父子间意见相左,朱高炽必须妥协,更常因父皇的申斥而“忧惧成疾,面无人色”。
除了来自父皇的猜疑和打压,最可怕的则是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谗言诟病。朱高炽长期处于忧心忡忡的境地,经常怀疑父皇要废自己的太子之位,听闻有诏书便坐立不安,形同惊弓之鸟。有野史逸闻称,有一次,朱高炽听闻父皇诏书传来,竟然准备自裁。敕命几成催命符,可见太子紧张到何等程度。长期的压抑和惶恐,也对朱高炽的性格与执政产生了深远影响。
▲ 图为明人商喜绘《宣宗行乐图》(局部),描绘了宣德皇帝朱瞻基(画面上方着黄色长褂者)出行游猎的场景。朱瞻基智勇双全,是祖父朱棣眼中的“好圣孙”,自幼便备受恩宠,无论是巡行北京还是征讨蒙古,都被朱棣带在身边,早早地开始了皇位继承者的学习之路
这种情况下,皇长孙朱瞻基带有监国性质的留守北京,便显得弥足重要。明成祖此举,一方面让年仅13岁的朱瞻基得到实际的政事历练,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太子监国的权力。这本是出于权术制衡,但是皇长孙成功扮演了明成祖与皇太子的中间人。朱瞻基沟通南北两京,充当父祖之间的缓冲媒介,有助于太子储位的维持和监国的长期施行,乃至日后“仁宣之治”的开创。
明代监国地位至重,被视为皇帝的代理人和继承人,甚至明武宗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起兵造反,借口都是“太后有密旨,令我入朝监国”。就本质而言,太子监国的储权,与皇帝独断的君权,是辅助和制衡的关系。储权辅助君权,也是对君权的制衡甚至分割。一如前文所言,君储之矛盾,自古即无解。这背后乃是历代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流变的宏大问题,至今仍为人所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