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圣

摘要：为了更好地践行大食物观，对大食物观思想的形成过程和重要意义，以及践行大食物的基础现状和面临的挑战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践行大食物观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但也面临一些挑战，特别是食物资源开发不充分、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不充足、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不合理、农产品流通渠道不通畅。对此，提出纵深推进食物资源开发利用、夯实大食物观科技支撑、加强国民营养宣传教育、促进农产品供需对接等政策建议。

大食物观是党中央基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把握未来食物发展新趋势等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强调：“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树立大食物观”。在人口众多、耕地资源稀缺的国情下，大食物观成为解决我国食物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新时期我国粮食安全和食物发展的目标任务。本文回顾大食物观思想的形成过程，总结大食物观的进步性和重要意义，分析践行大食物观的基础现状及面临的挑战，最后提出践行大食物观的对策建议。

我国自古就有“大农业”的思想，《齐民要术》认为农业应当采取农林牧副多种经营，西汉哲学著作《淮南子》提出“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关于因地制宜开发食物资源的论述，《黄帝内经》记载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膳食搭配原则。然而，在“大农业”观形成的同时，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在战争多发、朝代更迭的历史中也形成了“以粮为纲”的思想。秦统一六国后，农业逐渐由畜牧业转为种植业，进入谷物生产的农耕时代，食物种类渐趋单一[1]。由于战争、农民叛乱等与农业的密切关系，古代政治家提出通过粮食实现富国强兵、掌控社会的思想[2]，历朝历代统治者对农民格外重视，在“士农工商”排序中，农民被排在了第二位。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历史传统和社会共识，官方明确粮食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三大类。建国初期，为了支持工业化发展，国家通过减少农业投入、压低农产品价格、拉大工农产品比价等方式向工业提供剩余。在这种背景下，粮食的生产和供给显得非常关键。1958年，毛泽东在阅读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提出了“工业内部，以钢为纲，农业内部，以粮为纲，其他按比例发展”的思路。1960年，中央在转发农业部党组《关于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业方针。然而，该政策在执行中逐渐偏离实际，只剩下了“以粮为纲”，兼业经营和家庭副业被打压。建国初期由于生产力不足，由国家推动粮食生产，确保粮食供给并合理分配与消费，以维持再生产、抵御灾荒、确保社会稳定，具有一定合理性[1]。然而，“以粮为纲”实施过程中忽视了其他食物发展，对农副产业、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建国初期的经验教训让人们认识到：在重视粮食生产的同时需要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多业并举。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对“以粮为纲”进行了反思，号召实行“大农业”“大粮食”，充分利用山林、草地、水面、浅海等资源发展食物。改革开放后，虽然我国依然突出重视粮食生产，但多种经营已成为一种共识，农业政策实践已转向“大农业”的食物安全。例如，1981年中央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提出实行“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农业方针；1985年中央发布《关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推动水产业发展；1988年原农业部启动“菜篮子工程”建设，一期工程就涉及肉、蛋、奶、水产和蔬菜生产基地及良种繁育、饲料加工等服务体系建设。由于国内“粮食安全”概念与国外的“食物安全”存在差异，许多学者积极呼吁扩大粮食内涵，树立食物安全观念。

由于长时期处于粮食紧平衡状态，我国粮食生产主要追求产量增长。2015年我国粮食实现了“十二连增”，然而却出现粮食产量、库存量以及进口量“三量齐增”的现象，使中央认识到我国食物供给出现了问题，即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资源要素配置不合理、粮食生产成本过高。同时，大豆、玉米等饲用粮的大量进口促使中央进一步关注农林牧渔协调发展。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制定了大食物观的具体措施，对畜牧业、渔业、林下经济、木本油料等产业发展进行了部署。2022年在参加政协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2023年，大食物观作为宏观政策进一步得到落实，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专门提出“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并要求各地“分领域制定实施方案”。

从粮食观到食物观再到大食物观，是与时俱进解决我国“吃饭”问题的思路变化，与过去的粮食观、食物观相比，大食物观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和重要意义（详见表1）。

大食物观是比传统的粮食观和食物观范围更大的概念。首先，大食物观不再局限于传统粮食，而是包括粮食、油料、蔬菜、瓜果、畜禽、水产、微生物等所有食物，包含了人类所需的所有营养素。其次，与传统的粮食观和食物观相比，大食物观突出营养的重要性，强调更好满足人类营养健康需求，倡导发展营养导向型农业。大食物观还注重食物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倡导膳食营养科学。再次，大食物观不再局限于食物生产，而是涉及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等全产业链，以及食物获取、摄入、转化、利用等整个过程。这有助于打破局限于粮食生产的惯有思维，促进社会在种业、加工等各领域各环节的投资和研发，提高食物的生产和供给能力。

大食物观的食物获取路径不局限于有限的耕地，而是将视角扩宽到草原、森林、湖泊等整个国土资源。这些资源可以生产食物，或者通过饲料转化为食物，或者通过影响环境系统来影响食物的获取。相较于食物观，大食物观强调对食物资源进行开发，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和多样化的食物需求，这有助于解决我国的食物安全问题。我国人多地少，难以通过有限的耕地生产出足够国民消费的食物，必须多途径获取食物。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资源约束趋紧、比较优势下滑、对外依存度高等问题[3]。拓宽食物来源不仅可以缓解农业资源压力，还可以减少大豆、玉米等农产品进口，解决我国农业对外依存度高的问题。

当前我国已经解决了吃得饱的问题，正在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健康转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食物的营养健康和味觉体验，对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食物有更多的需求。大食物观适应了人们食物消费新趋势，它的提出及实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表现。同时，大食物观通过食物与营养提高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其所倡导的科学膳食模式，有助于促进居民膳食结构转型，解决食物结构不合理、“隐性饥饿”等食物消费问题。森林、草原、海洋中的许多食物营养丰富，富含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具有药食同源的特点，有助于促进人们的健康和生活。

大食物观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以实现食物的可持续性。传统产业以劳动和资源密集为特点，对资源环境的利用强度高，这种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形成巨大压力，是不可持续的。大食物观将食物生产从耕地资源扩展到整个国土资源，有助于减轻对单一资源的依赖性，缓解生态环境压力，促进食物可持续性。大食物观注重对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但这种开发是建立在保护的基础上，要求同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相匹配，实现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粮食安全是大食物观的基础。我国长期以来粮食面临紧平衡，不得不将大量耕地、财政等资源用于发展粮食生产。当前我国粮食已处于较充裕的状态，自2015年以来粮食产量连续保持在6.5亿吨以上，谷物自给率超过95%，稻谷和小麦基本完全自给。2022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86千克，超过人均400千克的标准。粮食安全法规条例、耕地保护制度等不断完善，形成了高水平的粮食安全保障制度体系。良好的粮食供给形势和粮食安全保障体制为大食物观实践提供了坚实基础，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粮食以外的食物生产。

过去，我国粗放的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加强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先后启动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自然保护区建设、生态补偿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经过长期的坚持和努力，我国生态环境已取得根本性转变，根据《2022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2022年我国森林面积2.31亿公顷，森林覆盖率达24.02%；草地面积2.65亿公顷，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0.32%。与此同时，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经过多年的改革创新，我国农村土地、草原、自然资源等产权改革不断深入，为农业资源开发提供了基础。土地产权改革方面，截至2018年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基本完成；截至2022年已确权集体林地面积1.8亿公顷，占全国林地总面积63.5%[4]。草原产权改革方面，自2015年启动草原确权承包登记试点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许多地方完成了草原确权工作。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改革方面，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已全面实施，首批重点区域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完成登簿，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正深入推进。

首先，居民收入增加推动食物消费转型升级，对多元化食物有更多需求。随着人们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对肉蛋奶、果蔬和其他特色食品的需求不断增加。2017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5]，他们更加追求生命价值感受，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更强。其次，社会资本存量不断充裕，为食物资源开发提供了要素资源。当前我国处于产能、资本过剩的时期，资本缺乏好的投资渠道和投资领域，食物资源开发是新一轮消费浪潮的领域，也是资本下乡的重点方向。再次，农业农村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迅速普及，农村电商、现代物流等快速发展，为食物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

森林资源开发方面，我国林果业、林下经济发展迅速，苹果、核桃、油茶、柑橘、板栗、枣等林果面积和产量世界排名首位。2019年我国林下经济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从业人数超过3400万，形成了林药、林菌、林畜、林禽等林下经济经营模式。水资源利用方面，我国水产养殖占比逐步上升，2016-2021年水产养殖产量与水产总产量的比值从75%增加到81%，海上、滩涂、河流、湖泊、池塘、水库等养殖得到快速普及和发展。饲草开发方面，我国自2012年开始实施“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2015年开始实施粮改饲政策，经过多年发展，苜蓿、青贮玉米等优质牧草保障能力已有很大提高。设施农业方面，我国是名副其实的设施农业大国，设施农业面积超过284万公顷，占全球设施农业总面积80%以上[6]。

虽然我国食物资源开发具备一定基础，但与大食物观的目标和要求相比，仍处于初步阶段。森林资源开发方面，我国森林食物生产经营规模较小，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存在组织化水平不足、科技支撑较弱、管理较为粗放等问题。海洋资源利用方面，工厂化养殖总体处于初级阶段，养殖方式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养殖设施陈旧，循环水养殖等先进技术普及范围小，集约化、自动化高效养殖发展不足，海洋牧场建设内容单一。饲草开发方面，优质饲草供给缺乏，难以满足国内牛羊肉和奶类生产需求。根据农业农村部在《“十四五”全国饲草产业发展规划》中的测算，要确保牛羊肉和奶源自给率分别保持在85%左右和70%以上的目标，需要1.2亿吨以上优质饲草，缺口近5000万吨。设施农业方面，虽然我国设施农业面积大，但存在科技创新不足、单产水平不高、产业链不完善、机械化水平较低等问题，设施专用蔬菜品种缺乏，高端品种依赖进口、价格昂贵。

我国食物资源的调查、收集、评价、保存和利用存在不足，多元化食物资源开发的科技研发和产业链发展仍较薄弱。许多优质食物资源尚未得到开发利用，木本粮油、木本饲料、特色水果、优质牧草等新品种研发、新功能开发、种养一体化发展缓慢。动植物育种、农业设备等领域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白羽肉鸡祖代、优质种牛及精液、瘦肉型种猪、设施蔬菜专用品种，以及农业智能装备、高端农机装备、节水灌溉设备等依赖国外进口。加工方面，我国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2.5∶1，与发达国家3.5∶1的水平存在一定差距[7]，食品加工产业存在基础研究不足、关键技术“卡脖子”、智能化程度较低等问题，难以满足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

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不合理，营养过剩和营养缺乏并存。我国动物性产品、水果、蔬菜、奶类消费量逐年增长，但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量还存在较大差距，水果、水产品、奶类消费偏少，食用油和盐摄入量较多[8]。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我国居民仍然缺乏钙、锌、铁、维生素A、B族维生素、维生素D、膳食纤维等部分营养素。我国营养机构设置不合理、专业人才队伍短缺，87.7%地市级和97.5%的县级疾控中心没有专门的营养工作机构或人员[9]。居民的食物营养认知相对滞后，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和广大的农村地区的居民，合理膳食消费理念亟待强化。

当前我国农产品流通还存在许多堵点卡点问题。农产品流通各环节运行主体组织化程度低，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小农户与大产业、大市场的对接不够通畅。分散的农业农村形成产地“最初一公里”难题，广阔的消费群体导致配送“最后一公里”难题。我国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流通成本较高。我国生鲜农产品损耗较为严重，其中肉类腐损率约达12%、果蔬类腐损率约达18%，与发达国家5%左右腐损率有很大差距[10]。近年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需求不足问题，居民消费升级存在诸多困难，部分农产品存在产能过剩，好东西难以卖上好价钱。

践行大食物观，需要在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两个前提下，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手段，向整个国土资源要食物，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

尽快研究制定大食物观规划和实施方案，落实相关配套政策。对食物资源进行调查、统计和评价，摸清现有食物资源情况，掌握食物潜在供给能力。面向森林、草原、海洋、沙漠等国土资源，大力发展森林食品、沙漠农业、海洋牧场、设施农业等现代化农业，推动各类农业产业提质升级。发挥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例如西北地区大力发展旱作农业、沿海地区大力发展海洋渔业、西南地区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形成兼具特色化差异化又相互协调的格局，整体提升我国农业效益和竞争力。

加强育种、高效种养、精深加工、农机装备、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科技创新。抓好可食用动植物资源的收集、保护，加强营养成分和微量营养元素研究，强化畜牧、渔业、蔬菜、木本粮油等种业创新研发。推动农机装备、食品加工、循环种养等技术集成，推进农产品信息化建设，充分将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应用于食物资源开发中。进一步加大科技体制改革，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创新研发和推广应用，提升科技创新整体效能。

提高居民营养知识和素养，加强食物和营养的宣传教育，倡导节约、营养、健康的食物消费观。完善营养标签标识体系，加强营养标签知识宣传，推广食品包装正面标识使用。重视家庭层面的食物安全，在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已经取得良好成效的背景下，逐步将食物安全的重心转移到家庭和个人层面。

调整优化农产品的品种结构，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食物资源开发投资，围绕市场需求生产更多特色生态优质的农产品。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产销对接模式，推动农产品流通企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联系与对接。加强冷链、仓储等现代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物流全程标准化、信息化建设，积极发展互联网电商，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大力推动食物产业与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促进食物产业的消费带动。

基金：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青年基金“贵州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政策体系研究”（黔农科青年基金﹝2023﹞10号）

作者简介：吴圣（1989—），男，博士，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现代农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粮食安全、农业园区经济。

来源：《粮食问题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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