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守飞 云涛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下，产业兴旺是核心，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剂良方”。文章以L市H村和Q村为研究对象，采用双案例比较研究方法，在全面呈现两个村庄产业发展历程和现状的基础上，探析市场型村干部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经研究发现：市场型村干部能够整合内外资源、做好利益联结与分配、培养“一懂两爱”人才队伍，更好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村干部市场经营能力越弱，乡村产业发展越差；村干部市场经营能力越强，乡村产业则发展越好。因此，培养市场型村干部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

乡村产业振兴，离不开人才的支撑，村干部作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自然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村干部的角色、作用、权力监督和素质提升等方面。第一，村干部的角色。徐勇（2005）指出，村干部扮演着集行政任务与村庄自治工作于一身的“双重角色”，即政府代理人和村庄当家人[1]。付英（2014）在徐勇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三重角色”理论框架，指出村干部具有政府“代理人”、村民“当家人”以及“理性人”的三重角色[2]。吴毅（2002）则认为，双重角色理论所体现出来的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村干部样态，村干部在资源汲取与被汲取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中，既无法被行政体制所吸纳，又难以彻底融入农民群体，反复游移于代理人角色与当家人角色之间，并基于此提出村干部“双重边缘人”的概念[3]。第二，村干部的作用。蔡志坚和王杰（2022）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村干部身份有助于促进农户长期转出农地[4]，具体体现在：有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的农户选择长期转出农地的可能性高于没有村干部的家庭；当村干部家庭选择长期转出农地时，会带动周围农户长期转出农地。孔德永和刘志秀（2023）指出，村干部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规划者、示范者和组织者，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主心骨”，在促进实现农民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着思维创新、行为示范、组织动员的重要功能[5]。第三，防止村干部腐败的对策。陈朋（2018）认为，应从“四个民主”的角度出发破解村干部腐败问题，即优化基层民主选举程序、构建科学合理的民主决策系统、修复基层民主管理漏洞、建立上下并举的民主监督机制[6]。李永洪和杜俊霖（2020）认为，应建立健全村干部责任清单制度，增大对村干部权力行使的监督力度，加大对腐化堕落村干部的惩处力度，提高与村干部责权利相匹配的待遇水平[7]。万银锋（2022）认为，新时代需以上级监督、专责监督、内部监督、群众监督为着力点，构建和完善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纪制约权力、以责任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农村权力监督体系，以破解村干部监督中的一系列难题[8]。第四，提高村干部素质的对策。梅继霞和向丽明（2023）认为，既要在民主选举中充分评估和考察候选村干部的能力素质，从源头上把控村干部的选任质量，又要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交流相结合等方式，加强对村干部的理论知识、业务能力等培训，提高村干部持续学习的积极性和基层干部队伍素质[9]。黄颖和余秀江（2019）认为，通过专业技能培训，可提升村干部的学习、观察、文字表达、组织等能力；通过思想教育以及与其他村干部交流，可改进村干部工作作风、提高执行能力[10]。

上述成果为后续理论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为落地实践提供了有益指导，但鲜有学者深入剖析乡村产业振兴中村干部这一重要内生动力的作用。因此，本文借助一手调研资料，通过将H村和Q村进行对比分析，以探究市场型村干部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作用。

为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结合过往实践经验与学界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设：市场型村干部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村干部市场经营能力越强，乡村产业发展越好；村干部市场经营能力越弱，乡村产业发展越差。

田原史起等（2008）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村庄成为一个经营整体，村干部在其中扮演村庄“经营者”角色，这就要求村干部具有现代意识，通过兴办和经营乡村企业，发展乡村经济，以保障集体财源[11]。根据上述观点，本文将拥有市场意识主动走向市场、整合村庄资源有效对接市场、具备市场运营和风险规避能力积极参与市场，能够推动村庄产业发展、提升村集体经济收入、带动全体村民发家致富的村干部称之为市场型村干部。这类村干部大多依托村集体成立了市场化组织、开展了经营活动，在做好行政事务的前提下，将主要精力放在谋划发展上，把发展乡村产业作为工作重心，把推进共同富裕、更好服务群众作为工作宗旨。为更好辅助理解市场型村干部的内涵，本文将市场型村干部和行政型村干部加以比较，见表1所列。

村干部是乡村产业振兴中的“关键少数”，如果村干部还按老一套办法管理村务，不去探索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新需要，没有动力、能力和平台去发展乡村产业，那么，他们就得不到农民的信任，当不好致富带头人。如今，村“两委”干部的角色应该由服务向发展转型，因为只有不断改革创新、增强发展动能，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完全依靠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毕竟是有限的，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提供服务。但是，当前一些村干部成为完成政府任务的“准行政化干部”，他们承接的是行政任务，执行的是行政事务，受到的是行政监督，提供的是行政服务。这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对村干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带领农民共同致富”的要求有一定差距。因此，要想实现群众富、集体足、产业强、乡村兴，就需要推动村干部主动走向市场，在市场的大潮中不断锻炼发展经济的本领。

乡村产业发展需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需要当地资源和下乡资源的共同支持，而目前乡村自身资源处于分散、闲置或低效使用的状态，下乡资源也处于单打独斗的局面，没有形成合力。为突破制约乡村产业发展的禁锢，必须把村民组织起来、把村集体资产整合起来、把村优秀人才聚集起来、把外部资源利用起来。但由谁来盘活各类资源？实践证明，“原子化”的村民势单力薄、行政化的干部缺乏精力、私利化的资本投机取巧，所以，无论是村民、行政干部，还是外来企业，均整合不了。反观市场型村干部，长年奔波在农村工作最前线，直接面对农村大事小情，对下作为村庄的“当家人”，在老百姓面前具有一定的权威和信誉，可以动员村民；对上作为国家权力向农村社会下渗的抓手，可以对接基层政府；另外，作为村集体资产和利益的“代言人”，还可以联合下乡企业。总的来说，市场型村干部的资源整合能力是比较强的，由其来整合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近年来，下乡资本屡屡碰壁，主要原因在于这些资本一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愿将更多利益让渡于民，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导致农民不买账、不配合。此外，农村小规模的产业经营者，由于缺乏议价能力，在与市场打交道的过程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各方主体要想扭亏为盈、实现共赢，整合资源只是前提，关键在于做好彼此间的利益联结与分配。谁来实现利益联结与分配？村干部的“领头羊”效应和特殊身份使其能够依托村集体成立可以市场化运作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以该组织为利益联结平台，汇聚多方主体，发挥各类主体的作用，打造全产业链，做大做强乡村产业，共享产业增值收益。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出现青壮年外流、人才缺失等问题，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12]。缺少人才的乡村如何破题？挖掘村干部身上的能量是个可行之举，村干部这一群体作为为数不多的在村精英，是乡村振兴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市场型村干部能够为乡村产业振兴培养一大批懂市场、善经营、能管理、会投资的复合型内生型人才，助推乡村产业行稳致远。

综上可知，市场型村干部能够为乡村产业发展整合内外资源、做好利益联结与分配、培养“一懂两爱”人才，更好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市场型村干部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逻辑，如图1所示。

本文试图探讨乡村产业振兴中村干部如何发挥“助推器”作用。案例研究方法是探索性的，可通过“过程追踪”还原具体情境，深入剖析其中的因果机制，提炼出理论，回应“如何”及“为什么”的问题。与单案例研究相比，双案例研究具有以下优势：第一，能够提高研究方法的严谨性；第二，能提高因果推断的准确性；第三，能提高研究发现的普适性。因此，本文采用双案例比较研究的方法。

文章选取H村和Q村为研究对象，主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第一，对象的可比较性。H村和Q村位于同一城市且村干部市场经营能力不同，前者市场经营能力较强，后者市场经营能力较弱。二者在理念与实践上各不相同，最终呈现的结果也差异明显，符合多案例研究中极化类型选择原则。第二，资料的可获得性。笔者实地驻村调研过这两个村庄，能为研究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

H村位于安徽省L市J区，属低山丘陵地区，是一个普通的农业型行政村。村域面积5.8平方公里，辖23个村民组，614户2 141人，耕地3 460亩，山场4 000亩。该村存在人口老龄化、土地抛荒、资源使用低效等问题。2017年，村民种植收入只有627元/亩。村集体经济年收入10万元左右，但主要是靠上级财政支持的光伏项目（每年有9万元左右收入），另外1万元来自村内一所长期闲置不用的小学出租，经营性收入几乎为零。在这种背景下，2018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以及村干部的带领下，村开启了改革之路：通过反复研究讨论，形成了共识；外出学习，求得了真经；不断试验，找到了路径。2020年和2021年，村集体经济组织均实现了100多万元的经营性收入，村民收入尤其是贫困户的收入得到了稳步提高。截至2021年底，村民种植亩均纯收入从2017年的400元增加到了1 800多元，增收1 400多元。

Q村位于L市Y区，村域面积4平方公里，辖22个村民组，人口2 507人，耕地2 144亩，水面280亩。2017年之前，该村是出了名的“问题村”：班子内部复杂，干群关系紧张，上访事件频发，村集体负债严重，多项工作排名全镇倒数。换届选举后，现任村书记以身作则，通过实行工作岗位责任制、落实上级任务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措施，“问题村”变成了“安定村”和“省美好乡村”，“差生”逐步向“优等生”转变。2021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为10万元左右，主要来源于光伏发电、土地流转管理、村内两个湖面出租以及老村部和五保新村出租，美中不足的是缺少经营性收入。两个案例村基本情况，见表2所列。

H村的村干部已经进入了参与市场经营发展的初级阶段。他们组建了党支部，领办了集体所有的可以市场化运作的村社一体组织——柳抱丝合作社，制定了合作社的管理制度、激励制度等。不过，当前H村村干部市场经营能力、风险意识还有待提升。

第一，生产管理。柳抱丝合作社对合作公司实行“四统、三定、一奖”的管理办法，即统一提供土地整理、规划布局、财务结算、品种品牌等，定额用工、定额用料、定额完成，超产奖励，突出对种苗、饲料、用工的科学预算，严格“超赔节奖”，有效控制成本，提高效益。第二，运营管理。该合作社成立了“三会一组”，即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和乡村振兴领导组，董事会负责战略决策、理事会负责具体执行、监事会负责监督、乡村振兴领导组负责协助。第三，分工管理。实行项目包片制度，各片区负责人管理区域内企业的一切事务，压实管理责任。同时，根据具体工作表现，及时调整更换不合格驻点党员；依据工作重心的变化，对重点项目驻点党员进行补充，优化管理、层层分工、责任到人。第四，财务管理。制定并严格执行《合作社财务管理决议》，按股份制企业财务管理制度，村企合股公司都设立了共管账户，收支两条线，按月做账，实行独立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设立合作社财务管理监督组，做到资金使用前商讨、使用时共同印鉴、使用后审核签字。同时，H村所在乡建立合作社账务专项审计制度，对H村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专项审计，梳理相关问题，规范管理运行。合作社财务管理有以下要点：收入支出要做到日清月结；一切收入支出资金必须走单位账户；一切收入要开具收据，支出要凭正式发票或出售单位加盖公章的收据；一切收支单据要总经理审批签字后方可入账。

第一，正向激励。把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村干部工资绩效挂钩，村干部完成责任指标按10%提成，超过指标部分再按40%提成；对发展集体经济贡献突出的村干部优先推荐为“两代表一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候选人；注重树立村集体经济发展先进典型，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村干部的社会认可度和自身归属感。第二，负向激励。完不成指标的村干部要承担集体收入减少的相应责任。

第一，整合资源。2017年，H村党支部领办成立柳抱丝合作社。2021年，H村已经实现了资源要素的初级大联合：村集体所有的180亩林场、100亩茶园、100亩河滩地、70亩水面等资产折股入社；546户村民承包的3 150亩土地折股入社；11名离任和在任村干部出资55万元入社。在村干部与村内外人士通力合作下，全村除因田块过小不能机械耕种及因山坡地水利设施无法使用的农地外，91%以上的农地已折价入股到合作社。第二，利益联结与分配。村集体依托柳抱丝合作社，以土地、资产、资金等形式入股经营主体，建立股份合作关系，已联合组建了七家公司和一个农机合作社，村集体在七家公司中占有20%～50%不等的股份，每年分红5～20万元；村集体在农机合作社占有100%股份，每年分红10万元。11个在任和离任村干部各投资5万元，人均分红5 656.88元，分红率11.31%。村集体经济收益分红实现全覆盖，村民根据不同入股方式和入股金额获取相应分红。第三，培养“市场化”人才。H村先后组织村干部前往区内孤堰、省内旌德、省外塘约等地考察学习、座谈交流，为乡村产业振兴培养了“市场化”人才。

Q村村干部还未实质参与经营发展，仍处在摸索阶段。村“两委”干部的时间和精力多用在行政任务和服务上，虽说现在有了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意识，注册了劳务合作社，但只是个“空壳子”，还未正式运作，没有实际意义上的经营性收入。

近年来，Q村村干部的主要日常工作如下：第一，强“两委”班子。2017年之前的Q村在当地是出了名的“烂摊子”。2017年4月底，镇党委任命了新的村书记。新书记认为，要想做好各项工作，班子成员必须要有向心力和战斗力，必须以身作则、冲锋在前。恰逢昌吉—古泉1 100千伏特高压线路建设经过该村，涉及十几户房屋拆迁、六个塔基永久性占地、树木及青苗清点等问题。在酷热的六月，新书记事事带头干，难事冲在前，使得该村率先在全镇完成了该项工作。在新书记的感召之下，村“两委”干部从一开始的不服气到接受工作安排，再到后来主动担起岗位职责。第二，解群众矛盾。在新书记看来，信访案件大部分原因是一些干部脱离了群众。新书记带领“两委”班子成员入户走访了解实情，为群众排忧解难。例如，某贫困户2017年初没有获得扶贫产业项目补贴，经常到区镇上访。新书记知道这个情况后，及时向他道歉，主动向他解释，并立即联系了镇扶贫办，承诺一定会给予合理的解决，该贫困户表示不再上访，后期村里帮该户争取到第二批扶贫产业项目补贴。还有一个贫困户享受的政策已非常多，但是，只要他提出的要求得不到解决，就到区镇上访，帮扶人员也是换了好几个，后来新书记主动要求帮扶他。在修路时，他家门口距离很短并不符合道路修建的相关要求，但考虑到他正在发展养鸡产业，新书记就跟上级领导和施工方沟通，帮他把道路修好了。2020年7月某日，暴雨如注，他家的鸡棚快要进水了。村里立即组织挖掘机，在养殖场周围筑起一个围坝，才使鸡棚没有受到影响。通过真心的帮扶和交谈，该贫困户再也没有无故提要求，也不再上访。几年来，Q村“两委”干部洪涝时转移群众，大雪封路时清障复路，疫情防控时输送物资等，对于群众的困难，他们是能办的立即办、难办的想办法解决、实在办不了的耐心解释，最终赢得了村民的认可与支持。第三，谋产业发展。Q村作为一个交通不便的农业型村庄，产业发展是村“两委”干部最为头疼的事。经过几年的经验积累，再结合本村的实际情况，该村初步拟定围绕白鹅、散养鸡、优质水稻等打造特色品牌，走市场化、产业化发展之路。

截至2021年底，H村已实现村社一体、社企合作，打造了“1+N”模式，即1个柳抱丝合作社，外加7家公司和1个农机合作社。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非经营性收入只有9万元左右），提供100多个就业岗位，为40多个贫困户解决就业问题。村民人均分红120元（50元现金和70元代金券），土地入社比例达到91%，村民种植亩均纯收入1 800多元。

2021年，Q村村集体经济收入10万元左右，村里刚成立一个劳务合作社，但未正式运营。除此之外，Q村没有其他公司，村干部仍在寻找适宜的产业项目。由于村集体没有像样的产业，所以目前不能给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和分红，村民种植亩均纯收入约600元。值得一提的是，村里实行了乡村治理积分制，通过实行积分制，村民得到了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2021年H村和Q村现状对比，见表3所列。

上述两个村庄同市不同区，若单纯论自然资源禀赋，Q村还强于H村，然而在产业发展方面，Q村却远不如H村做得好。究其原因是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例如Q村没有发展启动资金、得不到上级政策支持、缺少相应的人才等。但核心在于Q村干部没有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工作，主要精力用在了执行上级行政任务和提供基础服务上，以至于没有谋划产业发展的精力和念头，也没有外出学习的机会，未能形成发展乡村产业的氛围和机制。目前来说，一个村庄要想实现乡村振兴，村干部就必须与时俱进掌握发展市场经济的本领，因地制宜发展乡村产业，为本地村民就近提供就业岗位。否则，村庄凋零、人口流失，乡村振兴便是一句空话。总而言之，Q村与H村产业发展如此悬殊的关键原因在于：Q村村干部是行政化的，侧重于行政服务，参与市场经营的能力较弱；而H村村干部侧重于经济发展，参与市场经营的能力较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掀起了产业振兴的热潮。本文以H村和Q村产业发展实践为案例，通过对比分析，探究了村干部市场经营能力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验证了理论假设，得出了以下结论：村干部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引擎和主力，村干部市场经营能力与乡村产业振兴程度呈正相关；未来的村干部不能只扮演行政和服务角色，还要承担起发展经济的重任，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村干部。

村干部市场经营能力的高低决定了村庄产业发展的好坏。因此，党委政府要把村干部市场经营能力纳入村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对于村干部的考核评价要突出激励村干部参与市场运营和谋求乡村产业发展的鲜明导向。对于市场经营能力较强且实质性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提升村民收入的村干部，党委政府要进行激励和表彰。一方面，让他们在物质上有甜头，合理提高其工资报酬和分红收入；另一方面，让他们在政治上有奔头，将其优先选拔到公务员或者事业编制岗位，优先推荐其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候选人。

当前，村干部工资多由上级财政发放，使得大多数村干部将主要精力用在上传下达的政务上，对参与市场运营和发展乡村产业方面的工作基本上没有多少动力和压力。对此，可以减少国家财政对村干部收入的补贴，让村干部工资待遇与其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成效相挂钩。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减轻国家支付村干部工资待遇的财政压力；二是可以提升村干部增强市场经营能力的动力。

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村集体和自愿入股的本村村民（村干部带头入股）依法注册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是一个独立的市场法人。加强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建设是为了搭建一个有助于村庄产业振兴和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组织平台，这为提升村干部市场经营能力提供了参与市场运营的实践场域和机会。如果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市场化运营成功，作为领导者和管理者的村干部可以获得合理的工资收入和分红收入；如果运营失败，他们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投资亏损。这样就可以激励村干部提升市场经营能力，以获得收益而避免亏损担责。

政府要加强村干部的市场认知、战略规划、营销策划、运营管理、财务管理、风险防范等方面能力的培训，要改变重视行政事务和服务能力培训而轻视经营管理能力培训的倾向。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来提升村干部经营管理能力，如委托有较高理论水平、政策素养和实践能力的培训团队，通过长时段定制式课程体系开展系统化的跟踪陪伴式、场景式和沉浸式培训，有效解决村干部经营管理能力不足问题。

原标题：市场型村干部助推乡村产业振兴——基于H村和Q村的双案例比较研究

作者：赵守飞 云涛 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基金: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协商有效运作的路径创新研究”（AHSKF20187D01）

作者: 赵守飞（1975—），男，安徽蚌埠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乡村振兴，城乡社区治理; 云涛（1996—），男，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乡村振兴，城乡社区治理。

来源：《安徽乡村振兴研究》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