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姐赵兰盯着我，眼神里藏着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问她自己。
我没有马上回答她，因为这个问题，在我心里已经纠缠了三十多年。
1992年，我和堂姐赵兰同时考上了中专。她选了财经学校，我选了中师。那一年，村里人都说她有“出息”，觉得我不过是捡了个能勉强糊口的活儿。
三十年匆匆过去，我们的人生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我是赵慧，49岁，乡镇中心小学的校长。说起来，日子过得还算不错，月薪七八千，孩子也顺利考上了大学，家里还买了房。
而堂姐呢，现在在一家小工厂当会计，工资不高，日子紧巴巴的。
可你要问我，这三十多年，我羡慕过她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如今，我的心情却有些说不清楚了。
堂姐比我大三个月，从小就是全村人口中的“聪明孩子”。小时候，我们念同一个小学，成绩也差不了太多。但一到初中，她就甩开我一大截，每次考试稳拿班级前三，回家后，总能把课本整齐摆在书桌上，连村里的老师都说：“赵兰这孩子，肯定能考个好学校！”
而我呢？一直是不温不火，考个及格就能高兴半天。
堂姐的妈妈——我的大伯母，更是一个让我“害怕”的存在。每逢我考试没考好，她便会颇有姿态地跑到我家，站在院子里高声嚷嚷：“慧慧，兰儿又是第一！你这次考了多少分啊？差距是不是大了点？”
每次听到这些，我总低着头不敢说话，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后来的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顶嘴道：“大伯母，堂姐难道没有缺点吗？她走路还一瘸一拐的呢！”
堂姐小时候出过一场车祸，左腿骨折，虽然治好了，但留下点毛病。我这话说出口，大伯母脸立刻黑了，没再多说两句话就走了。
可就在她离开后，我妈揪着我的耳朵骂我没良心，还指责我不该揭堂姐的伤疤。我气不过，嘴上硬道：“她天天来家耀武扬威的，我就不能说她一句？”
从那以后，大伯母的确收敛了不少，但我和堂姐之间仿佛也多了一层隔阂。
1992年初三下学期，学校分班，准备考试。堂姐毫不犹豫选了财经学校，追求光鲜的办公室生活。而我，成绩勉强，父母硬让我选了中师，说以后当老师，有铁饭碗，不用种地。
但说实话，我心里不甘，总觉得堂姐的路更好。三个月后，我们分别考上了目标学校，村里人都跑去她家祝贺，说赵家终于有人“进城了”。堂姐家杀了头猪摆了十几桌酒席，热闹得像过年。而我家这边，只几位邻居随便凑了点礼钱，爸妈摆了两桌小酒，说是庆祝考上中师。
那天晚上，我躲在屋里哭了一场，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比不上堂姐。
堂姐毕业后，直接进了市里的国营粮油公司上班，每月工资两千多，还时不时带些单位发的福利回家。而那时的我，刚刚参加工作，在村里一所小学教书，一个月工资只有400块。
每次家族聚会里，堂姐总是喜欢拿我开玩笑，说我当老师就是个“孩子王”，这辈子都得呆在乡下。我笑着应付，心里却不是滋味。
然而，谁能想到，风光无限的堂姐，五年后却突然失业了。
那一年，企业改革，堂姐被分流回家。她试着做生意，卖衣服、开饭馆，可都赔了钱。后来，她进了一家小工厂当会计，月薪只有400块，比我刚工作时还低。
堂姐的落差让我心情复杂，既有些幸灾乐祸，又替她感到心疼。
这些年，我从普通老师做到教导主任，再到如今的校长，工资涨到了七八千，日子越来越顺心。而堂姐，一个接一个地换工作，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今年春节，我们在老家碰面，坐在炕头聊天。堂姐忽然问我：“慧慧，你后悔吗？如果当初也选财经学校，可能会过得比现在更好吧？”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包括如何回答。
就在这时，她的电话突然响了，接完后，她匆匆对我说：“慧慧，我厂里有事，得赶紧回去一趟。”转身离开时，她匆忙落下了一个旧手提包。
我犹豫了一下，把包打开，想看看有没有她忘记带的重要东西。可是，我没想到，包里竟然全是账本和一叠发票。翻到最后，我看到了一张存折，上面的余额是30万。
我的心一下子乱了。堂姐不是一直过得很拮据吗？她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几天后，我把存折还给她，问道：“兰姐，这些钱……你是怎么攒下来的？”
堂姐愣了一下，随即笑着说：“慧慧，这钱不是我的，是村里几个孩子的学费。”
原来，这些年，堂姐虽然生活辛苦，却默默资助了几个贫困家庭的孩子，让他们能上学。她说，她知道读书的难处，也知道没机会读书的苦，她不想让那些孩子走她的老路。
听完这些话，我愣住了，心里升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敬意。
“兰姐，你这些年，挺了不起的。”
堂姐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慧慧，人活着，钱怎么多怎么少都无所谓，心里踏实比什么都重要。”
那晚，我失眠了。
堂姐的背影和她的话语，像一股暖流不断在我脑海中徘徊。
堂姐的背影渐行渐远，而我的心却无比踏实。
人生啊，谁又能说得清，谁比谁更幸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