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朐风光）

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山东青州府临朐县，有王姓百姓一家。

临朐，是今天山东省潍坊市下边的一个直辖县，在潍坊市的西南部，处在沂山北麓，弥河上游，此地山峰，丘陵，平原交错，地貌十分特殊，别有一番风味。

临朐县王家，兄弟两人，哥哥王顶，三十出头，弟弟王柰，二十出头。

王顶娶妻张氏，也是新婚燕尔，张氏年方二十，刚刚和王顶成婚一年，膝下还无子嗣。

弟弟王柰比较年轻，尚未婚配。

当然，王柰这个人也比较有事业心，他身体强壮，勇武好斗，所以干脆在临朐县当兵，平时也不在家里住，而在军营中生活。

王家有个邻居，名字叫做井禄，这个井禄，家资丰厚，房屋十来间，田地百来亩，可以说是个结结实实的土财主。

而且，井禄还是少年得财，今年不过才二十八岁，年轻有钱也就算了，他卖相还很不错，长的是风流倜傥，一表人才。

这么说吧，井禄这种人如果放到现在，那他就是一个妥妥的高富帅。

帅哥谁都爱，但问题是，井禄这小伙子人品不太好，他生性风流好色，而且一直对王家王顶的媳妇张氏是垂涎欲滴，日日思之如狂，恨不得立刻揽之入怀，一亲芳泽。

而且，在井禄看来，王顶就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三十多岁已不能算年轻，一不懂享受生活，二没有人生情趣，张氏如此芳龄，模样又好，嫁给王顶，那真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糟蹋了。

井禄对张氏一直就图谋不轨，有一天终于让他逮到了机会。

（张氏 形象）

因为弟弟王柰不常回家，所以哥哥王顶有时候会带上一些干粮吃食给弟弟送到军营里去，那这么一来，王顶不在家，王家就只有张氏一人，井禄立刻趁虚而入，并且很快和张氏勾搭到了一起。

诚然，王家并不富裕，张氏和王顶只能算是勉强过活，她和丈夫因为年龄相差甚远，所以也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这井禄年轻，帅气，多金，多少女人上赶着追求于他，张氏见了他自然也是走不动路，两眼发直，两人索性是捅破窗户纸，竟然就这么胡搞到了一起。

张氏和井禄有了奸情之后，她对丈夫的态度可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张氏虽然不能说是多爱王顶，可两人之间也是相敬如宾，张氏也基本做到了一个妻子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自打和井禄搞到一起之后，张氏就变了，是话也不说了，屋子也不收拾了，饭也不做了，田间劳动也不参与了，只要王顶在家，张氏就往床上一躺，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可转头王顶一走，张氏立刻笑逐颜开，马上就把奸夫井禄招来，俩人是尽行苟且之事，其中龌龊，实在令人作呕。

这若要人不知，除非你没干，你说你没干，这监控说了算。

按理说，张氏和井禄行事如此狂悖直接，一般人早就会发现其中不对劲了，但王顶偏偏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因此一直被蒙在鼓里。

可巧，某天王顶又出门做活，井禄和王氏又在家中苟合，却被不经常回家的弟弟王柰给看了个正着。

井禄吓坏了，提上裤子就跑了，留下张氏一个人不知如何是好。

（井禄 形象）

当然，这张氏的脑袋瓜子转的还是挺快的， 她看小叔子王柰脸上青一阵紫一阵的气恼，她干脆扑通一声跪下，央求王柰千万别把这事儿给张扬出去，说自己是一时糊涂，以后肯定不和井禄瞎搞了，好好跟你哥过日子，所以你干脆就放嫂嫂一马，当做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吧。

的确，以王柰的身份，他也不太好参与这件事儿。

因为，如果他把事情和盘托出，实情相告于哥哥，那么这个家就散了，哥哥三十多岁，花了不少钱才娶了这么一房娇妻，自己怎么忍心让哥哥人财两空？

而如果王柰直接到官府去提告张氏和井禄的奸淫之事，也不太合适，因为他毕竟是小叔子，张氏则是他的嫂子，身份地位上他俩就不平等，他去告张氏，属于幼告老，卑告尊，其性质和妻子告丈夫，儿子告父亲是一个道理，官府是不会支持的。

比如，两宋时期的才女李清照就曾经到官府状告过他的第二任丈夫张汝舟，告状虽然成功了，但是依照当时的法律，妻告夫就不是好事儿，是不对的，所以原告李清照竟然也被官府下了大狱。

而且，你要说当场捉奸吧，王柰是小叔子，他也没有捉奸的这个权限，因为《大明律》规定，小叔子如果辱骂或者殴打嫂子，都属于严重违法，搞不好自己还要受处罚。

要捉奸，只能是身为丈夫的王顶亲自捉奸，因为，明朝的法律规定，如果是丈夫亲自捉奸，他就算当场把奸夫淫妇给杀死了，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但是，王柰毕竟还是盼着哥哥家庭和睦，能消消停停的过日子，所以这事儿王柰还真没告诉王顶，当天晚上他也没在家里待，直接就走了。

事儿没告诉王顶，不代表不能提醒一下这个过于老实的哥哥，于是有一次兄弟见面，王柰可就有意无意的告诉王顶，说你要注意感情生活的维护，尤其要提防咱家的邻居井禄，因为这人一直对嫂子图谋不轨，你一定看好了。

（王柰 形象）

王柰说的这些话，比较含蓄，王顶听了个一知半解，也没太弄明白怎么回事儿，回家之后他越想越不是滋味，心说话弟弟这么提醒我，是不是在暗示我，井禄和妻子张氏有事儿啊？

但是，王顶苦于没有证据，心中烦闷，当天便多喝了几杯酒，结果酒醉之后他越寻思越生气，在家里大发雷霆，还对张氏恶狠狠的说了这么一段话：

你最好是恪守妇道，好好的跟我过日子，如果让我发现你和旁人有奸情，我一定把你杀掉。

话音未落，王顶昏昏沉沉，倒头便睡。

王顶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他在震慑张氏，因为他并不确定妻子是否真的有奸情，他这么说，就是为了吓唬吓唬妻子，然而，这张氏做贼心虚，她听丈夫这么一说，以为小叔子肯定是把自己和井禄通奸的事情告诉了丈夫，现下奸情告破，丈夫已然悉知，保不齐王顶哪天一发狠，就要把自己给弄死。

张氏是越想越怕，于是立刻偷偷溜出去，找到了井禄，和他商量对策。

这个井禄，有钱人，有见识，临危不乱，知道奸情告破，不仅不慌乱，反而杀心骤起，想要把王顶除之后快。

这张氏，五分柔情五分风韵，身材姣好，面容如花，肌肤更是吹弹可破，生的是唇红齿白樱桃嘴，长是弱风扶柳纤细身，纯纯是大美人，井禄喜欢的要紧。

但是，他们毕竟是私通，做的是违反公序良俗的事情，所以个把月以来，井禄只能是偷偷摸摸的，这让他很不痛快。

他就想啊，只要把王顶给弄死，那么井禄就可以把张氏娶为妾室，光明正大的养在家里，朋友一来，让张氏在一旁端茶倒水的侍候，自己得多有面子啊。

而且，说井禄杀心骤起其实也不太贴切，因为杀掉王顶这个想法已经在井禄的心中酝酿很长时间了，他是早有预谋，所以张氏当晚找到他，第二天井禄就找人把王顶诓骗到了一处无人的荒郊野地中，然后将其残忍杀害，随便挖个坑一埋，事情就算是办妥了。

当然，诓骗王顶的过程中，张氏也参与在内。

（衙门）

这大活人平白无故的就失踪了，王顶的弟弟王柰肯定不干，他从军营中回来之后苦寻哥哥十多天没有结果，于是联想到有可能是张氏和井禄这对奸夫淫妇谋害了哥哥，于是一纸诉状就将这俩人给告上了衙门。

可是没想到，这井禄是早有准备。

因为，井禄在临朐县是有钱人，他社交面很广，无论黑道白道他都有人。

论黑道，他能雇凶杀人，论白道，他在衙门里更有一个处的相当不错的衙役。

所以，王柰的诉状刚到衙门，这个衙役立刻就把消息透露给了井禄。

井禄对衙役是相当感激，还给了衙役不少钱作为酬谢，然后他立刻收拾行李，带好金银细软，直接就跑路了。

当然，逃跑这事儿是人越少越好，所以井禄根本没管张氏的死活，自己一个人就溜了。

县衙拿人拿不到早就逃之夭夭的井禄，只好把张氏逮到了公堂之上。

县太爷是威风凛凛，惊堂木一拍，拿手一指张氏：

大胆恶妇，你竟敢伙同奸夫井禄谋害亲夫，按《大明律》当斩！你认罪不认罪！

县令的意思很简单，事实清楚明白，你呢，早点招供早点死，免得活着还要受皮肉之苦。

一般来说，这种架势，往往会给犯案者巨大的心理压力，普通人挺不住就全撂了。

但是，张氏真不是寻常女子，绝境之中，她横生一计，在大堂上梨花带雨般的可就哭开了：

大人明鉴，妇人我爱夫守己，与那井禄素不相识，又何来通奸之说？何况通奸必有奸夫，可如今奸夫何在？

您看，这张氏也很机灵，她知道井禄已经跑了，井禄一跑，官府就没有证据，没有证据，那么张氏反倒成了被冤枉的了。

（明朝县令 形象）

县令一捋胡子，表示你就别装了，你不是要证据么？你小叔子的诉状就是证据，就是他指认你和井禄男盗女娼，作奸犯科，杀人害命，你还有什么话说？

听县令这么一说，张氏脸都气白了，她万万没想到竟然是自己这个小叔子多管闲事，非要置自己于死地，她是气不打一处来，不多时竟然又生出一条恶计来。

张氏往堂上扑通一倒，面露羞愧之色，连声感叹道：

本来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事，说出来难免贻笑大方，更让小女子我名节不保，可如今我不得不说，缘何我这小叔子非要诬告我？本是他仗着自己是个官人儿，常趁我丈夫不在时，在家中强迫于我，现下又嫌我丈夫碍事，竟然将他给杀了。

将我夫君杀了之后，他仍要奸淫我，我宁死不从，他这才反咬一口，将我告上了公堂。

哎，你要告我通奸井禄谋杀亲夫，我还要告你奸淫嫂子谋杀长兄呢！

张氏往王柰的身上泼脏水，王柰当然不承认，但可惜县太爷智商不高，断案水平更低，竟然被张氏那拙劣的演技所打动，转过头开始审讯王柰。

古人之刑事水平难免有限，所谓审讯，也不过是对王柰严刑拷打，而且往往还是重刑。

监牢之中，王柰是被好一顿大刑伺候，他堂堂七尺男儿，平时在战场上枪刺刀砍也不吭一声，但这县衙的大刑他却实难忍受，没几天就被屈打成招，竟然就这么认罪了。

重刑之下，谁能不屈？

王柰认的这个强奸嫂子，谋杀长兄的事情，在古代是极恶，当然现在也是骇人听闻的巨案，死罪肯定是免不了的，所以县衙把王柰的案子写成了卷宗，上报各级部门，只要上面的部门看了之后认为没有疑点，签字盖章之后再把文件发回来，就可以把王柰给处死。

明朝的死刑，执行是是复审制度，比如地方上的衙门要把一个人处以死刑，那么就必须先向上级去打报告，基本上是把报告先送到都察院，都察院没意见了送到大理寺，大理寺没意见了再送到刑部，仨部门都没意见了，那人就可以砍了。

临朐县的这桩命案，首先被送到了都察院。

当时都察院里，负责核准案件的是俩人，一个是巡按御史金洪，一个是按察司佥事袁经。

（刘纲 形象）

俩人草草看罢案情，认为没有问题，于是转送大理寺，大理寺也没意见，又转呈到了刑部。

刑部负责此案复核的，是郎中刘纲。

刘纲这个人，对工作还是比较认真负责的，他阅罢卷宗之后，发现案情上有不少的疑点。

首先，大家都说王顶死了，可王顶只是失踪，生他不见人，死来不见尸，这最重要的证据是空白的。

其次，张氏说自己无辜，说自己不认识井禄，这只是她的一面之词，因为地方官府没有缉拿到井禄，所以井禄的口供也是缺乏的。

最后，王柰当时呈上的状告张氏和井禄谋杀亲夫的状词是真情实感，义愤填膺，简直不像是装的，而且一年到头王柰都在军中生活，他想要实施犯罪的时间非常有限。

不管怎么看，都是张氏更有嫌疑啊。

所以，刘纲很快想到，这案子的证据链并不完整却草草结案，很有可能另有隐情。

所以，刘纲把卷宗截停，然后交到了上司刑部尚书的手里。

刑部尚书看过之后觉得刘纲的分析的有道理，于是干脆把卷宗再次转呈，这一次，卷宗被放到了御案之上，落到了大明天子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的手中。

清朝的时候，上书房里的皇子们如果读书不认真，被师傅发现了，师傅一定会恶狠狠的教育皇子，说你不好好学习，整天玩乐， 难道是想要学习明朝的朱厚照么？

可见，朱厚照为君王时荒诞无稽，简直是经典的反面教材。

不过，朱厚照虽然喜欢胡闹，但他智商是在线的，皇帝拿过卷宗一看案情果然错综复杂，值得再次商榷，所以立刻照会刑部，让刑部再次审理。

刑部呢，有了皇帝的授意，把工作委派给了都察院的御史曹来旬。

曹来旬，字伯良，河南郑州人，弘治年间的进士，时任都察院监察御史。

（曹来旬 形象）

曹来旬这个人，处理凶案命案很有一手，但是问题是，王柰这案子，的确是很难办。

因为，要让案情有所突破，唯一的办法，要么找到王顶的尸体，要么把井禄给捉到。

但是问题是，以本朝之疆域广大，幅员辽阔，活人不好找，死人那就更不好找了。

所以，曹来旬也没办法，他只能是继续审讯张氏和王柰。

张氏呢，演技越来越好，死活不承认自己通奸之实，杀夫之佐，反正是一口咬死王柰奸污自己，杀害长兄。

王柰呢，在监牢们经常动辄就被毒打一顿，基本是问什么就认什么，因为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他已经绝望了，不求还自己一个清白，只求速死。

甚至，在威逼利诱之下，王柰还交代出了自己是如何奸淫嫂子，如何用绳子勒死王顶，又如何埋尸等等...

说的挺具体，可问题是，人不是他王柰杀的，所以他随口胡说了好几个埋尸地点，官府好一顿研究，愣是什么也没挖到。

就这么着，曹来旬把这个案子研究了一年时间，案情有点进展，但是进展不大，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案子没破，但是曹来旬却不管了，因为这位仁兄在都察院任期已满，马上就要调走了，这个案子又落到了新任御史胡节的头上。

胡节，字国信，湖南永州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明史》中对他的记载是“立朝敢言”，就是说这个人上朝的时候性情刚正，敢说真话。（胡节 形象）

（胡节 形象）

胡节很有本事，但是他工作比较忙，所以又把这个案子委派给了他的属下，按察司佥事查焕。

这个查焕，您别说真有两下子，他亲自下到临朐县，对张氏和王柰展开了突击审讯，在他强硬的心理攻势下，张氏终于撑不住了，主动交代了自己和井禄通奸的事实，但是，张氏贼心不死，虽然承认自己和井禄有奸情，但仍旧一口咬死王柰，说自己不守妇道是实，可王柰奸淫自己谋杀长兄也是实，甚至又对自己的诬告做了补充，说丈夫是井禄和王柰合谋杀掉的，反正跟自己没关系，她说什么也不改口，就是要把王柰给弄死。

案情到这个地步，基本上也就这样了，张氏不守妇道，廷杖之后批评教育放走了事，王柰奸淫嫂子杀害长兄，而且他自己也认罪了，砍了也就算完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那个被人们认为茫茫大地无处可寻的王顶的尸体，竟然出现了。

当然，出现的方式也很荒诞——临朐县外有不少野狗，在荒地里刨土，无意间（当然也有可能是狗嗅觉灵敏，闻到了尸臭）就把王顶的尸首给扒拉了出来，仵作一鉴定，确定了这正是失踪许久的王顶。

然而，勘验之下，官府发现，王顶的死因并非王柰所说的勒死，而是钝器击打致死。

那么，这是否可以证明王柰根本不知道王顶的真正死因，而他之所以不知道真正的死因，则是因为，人根本就不是他杀的！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王柰洗脱了他的冤屈，至少让官府觉得，这死掉的王顶，还真不一定是王柰杀掉的。

所以，查焕把这个信息上报领导胡节，胡节又往上报，最后层层议定，决定免去王柰的死刑，改判为徒刑。

（查焕 形象）

这徒刑，就是暂时看压收监，以后再议。

因为，要验证张氏和王柰究竟是谁在说谎，还需要捕获那个在逃的井禄。

而事情发展到这里，距离王顶身死，已经过去了三年的时间。

这三年的时间里，曾经直接或者间接参与过这桩案件的大多数官员们，没有对本职工作最基本的热情，比如屈打成招，差点草菅人命的县令，如后来对工作不认真，玩忽职守，漠视人命官司的巡按御史金洪和按察司佥事袁经，他们从事刑事和法律工作，但却对一切毫不在乎，如果不是当年的刑部郎中刘纲慧眼如炬，王柰岂不是要枉死？而张氏这个淫妇，岂不逍遥法外？

这桩御案，被记录在《明武宗实录》中，不过很可惜没有后文，我们无从得知后来井禄是否被捉到了，他和张氏是否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王柰又是否能沉冤得雪，但我们能知道的是，皇帝朱厚照相当生气，认为朝廷里都是酒囊饭袋，三年时间处理不了民间一桩小小的案子，因此大发雷霆，还把不少参与过这个案件的大臣们都给处罚了，停职的停职，降职的降职，廷杖的廷杖，流放的已经在路上，大明官场因此案而动荡异常，结结实实的来了个大地震。

作为一个历史作者，我读过很多史料，王朝治乱兴衰的故事，帝王将相的传奇，才子佳人的往事，错综复杂又离奇曲折的古代案件。

看到世道崩坏，看到忠臣枉死，看到英雄落幕，看到好人受难...等等情节，我都不免长吁短叹，落下泪水。

作者为时代的悲剧而叹息，为他人的苦难而悲鸣，仿佛这样我就能获得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好像我就是一个好人，一个正义的人。

但其实，我也许感同身受了，但我毕竟不能身临其境，更没有付出过实实在在的帮助。

就如同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他惩处那些官员的目的，也许并非是因为要替案件中无辜而死的王顶，为含冤入狱的王柰出气，他在乎的不是冤狱的平反，而是因为他发现，繁杂冗沉的大明官场中的官员们的工作能力和效率竟然如此之低下，而这样的氛围，将会让皇帝无法自由自在的玩耍，让他放浪不羁的生活。

他愤怒的，是他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