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有青少年时代，谁都有过对人生的追求。良好的条件，固然使人羡慕，但是逆境，也足以磨炼意志，使人早熟，在坎坷的前进途中，留下成功的脚印。我国现代著名作家骆宾基的青少年时代，就是伴随着祖国的忧患，怀着对革命、对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历尽艰辛地走过来的。
骆宾基
找游击队去!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骆宾基正在读小学六年级，才十四岁。转眼之间，他的家乡吉林晖春完全变了个样子：人们开始搬家外逃，街上是镇民们慌乱急促的脚步，还不到天黑，到处冷冷清清……他来到经常玩耍的红旗河边，失去了主人的木排在水面浮动着，这里再也没有往日的笑声、锯木声。红旗河，在他和小伙伴眼中曾经具有诱惑力的乐园，如今一片寂寞。
他回到家里，父母的脸上都挂满了忧愁。父亲责令他以后不许出门。他父亲从闯关东几十年来经营起来的茶庄，已经破产，靠借贷维持，这下又添上日本人的入侵，全家陷入了困境。
尽管没有什么财产可以转移，可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啊。一家商量结果，骆宾基和两个妹妹由母亲带着，去远离晖春九十里外的黑山顶子避难。因为那里地近中苏边境，日寇的铁蹄还没有践踏到这个平静的角落。一路上，秋风吹卷着枯草、落叶，牛车发着歧歧扭扭的声音，单调而又凄凉。
第二年春天，骆宾基又回到晖春，家境日益窘迫，他勉勉强强读完了小学的最后一年。这时他从邻居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抗日游击队的传说，“游击队”这三个字，把这个少年的心迅速占据了。他把找游击队的想法告诉了要好的一位同学，这个同学也早有此念，并且已经和一个老师联系好了，几天内就要动身。不巧的是，骆宾基的母亲捎信来，近日就从黑山顶子回到晖春。他想见母亲一面再走，因为一开进山里，说不定几年见不到妈妈。于是，他让那位同学先走，他随后再去找他。不料三天之后，找游击队的同学突然回来了，他说，那支队伍的营长叛变了。但是，他们热情未消，继续商量其他途径。最后还是父母让他回到山东老家的决定，使这位铁蹄下的少年抗日的爱国热情，只好暂时埋在心底。
中年时期的骆宾基
“伟大的计划”骆宾基回到老家山东的第二年暑假，他同邻村姓黄的学生搭伴去北平投考中学。一到北平，比他大几岁的黄某不见了，还拐走了他做为路费的一只戒指。举目无亲，两手空空，不得不到山东会馆暂住。
会馆里住着北京大学和中国大学的学生，他们虽然穷困，但有理想。在这里骆宾基结识了一位姓梁的中国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帮骆宾基弄到了一张北大旁听证，还带他到北京图书馆看书。他们常在一起谈高尔基、鲁迅，谈苏联十月革命。他对革命、光明是心驰神往了。美丽的梦想，很快变成了他的行动计划：先回晖春，再到黑山顶子就接近了边境，闯过边界就是苏联了，再遇上苏联红军的巡逻队，就算成功了……。
1934年寒假，十七岁的骆宾基开始了“伟大计划”的第一步。为了节省路费，他由天津上船到旅大，再乘火车回家。那时，“满洲国”的旗子已挂起来，他在天津含着泪水办理了“入国证”，他深深感到祖国被肢解的痛苦。
在船上，他和一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闲谈，向那个大学生打听东北边境的情况，不料一下船日本宪兵便扣留了他；原来那个“大学生”是日本派到船上的特务。经过半天的审问，把他放了。
他回到晖春，立即被伪警察所叫去审问，并到家里来进行监督，他成了日本人手中的囚犯。他从母亲口里知道，黑山顶子的荒地已被日本人征用，正在那里修工事，准备同苏联打仗，现在到处都是日本关东军。他的心冷了，去苏联的计划，化成了一团烟雾。
民族压迫、黑暗的现实苦恼着他。这时，他小学的同学C君也从北平回来，C君喜欢文学，又是社会主义信仰者。他们天天在一起商量，又制定了一条新的方案：先到哈尔滨上学，再谋划去苏联的途径。
到了哈尔滨，骆宾基考入“中央学院”。一天，他天真地向俄语教员打听去苏联的办法，那教员吃惊地看了看他，从此再不来上课了。他害怕秘密被披露，就转到了私立“精华学院”。一到课余，他还是同C君议论革命文学，筹划去苏联的办法。不过这时他们聪明多了，不再轻易向人泄露心中的秘密。然而一直也没打听到去苏联的稳妥之路。
一天，一学院里日本浪人安本殴打中国学生，眼看抄起一把椅子就要砸下去，恰好骆宾基经过那里，他冲上去大吼一声:“住手!你要敢砸他，我今天非揍死你不可!”他红着眼挽起袖子，一种被侮辱民族的反抗情绪，震慑着安本。安本乖乖地放下高高举起的椅子，那位同学得救了。
事后，安本到宪兵队报了案。当时，日本人已注意到骆宾基他们办的刊物《艺雷》的发刊词有反日情绪，正好两罪并罚。危险威胁着他们，骆宾基和C君连回学校取行李也来不及,就逃到了一个拣破烂的老乡家里。苏联去不成，哈尔滨也住不下去了，出路在哪里呢?他们突然想起了一位导演前不久在哈尔滨说过：“东北青年作家两萧(萧军、萧红)在上海受到鲁迅先生的关怀，有了飞跃的进步。”那么，去上海。好不容易才筹集到一个人的路费，骆宾基直奔上海，C君返回晖春另寻出路。
文学路上的执灯人骆宾基只身来到上海的那天，正是1936年端午节的前两天。他找到了在北京相识的姓梁的那位大学生，就住他那里，化名章依吾，把他在家乡听到看到的人民抗日斗争，以一支游击队的活动为素材，开始了长篇小说《边陲线上》的写作。
他白天蒙头大睡，到夜晚清静下来时，就在灯下彻夜不眠的写作。他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佩“大饼、油条是我唯一的食物。午间醒来，我下楼灌开水，有时也到亚洲肥皂厂斜对面的饭摊上吃碗阳春面，这就是一天当中的佳肴美昧了!当时我手里仅仅有三五块银洋，我是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数着花的。”
他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了信心。他写了若干章节后，就写信给鲁迅先生并寄去头几章的稿子，请先生指导。鲁迅1936年7月10日《日记》中有“得张依吾信并稿，即复还。”的记载。鲁迅先生在回信中说，他在病中，待病愈后为他看稿，并说：长篇小说需看全部，只看开头几章是很难断定出全部的成功还是失败，因此将稿奇还了他。
鲁迅先生严肃、热情的态度，对骆宾基是个很大的鼓舞。他写信给鲁迅先生表示一定要努力把这部长篇写好，将来请先生审阅。8月间，他从报上看到先生参观木刻展览的消息,心里十分高兴，估计先生是康复了。
《边陲线上》就要写完了，他高兴地写信给鲁迅先生，问可否看稿。这次是许广平代笔复信，说先生暂时还不能看稿。他默默地祝愿着先生早日康复，他的稿子，他的文学事业也就有了希望了。
就在他全部完成这部长篇之时，传来了不幸的消息：鲁迅先生逝世了!他象一个被丟弃在黑暗中的孩子，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上海文学界还有谁象鲁迅先生那样热心诚挚地关怀着文学青年?他想到了茅盾。他写信给《文学杂志》社，让他们转茅盾先生，大意是请为看稿。
几个月来，手中的几块大洋已花光，生活陷入困境。这时C君也从晖春来到上海，他们又会聚在一起了。在等茅盾的回信期间，他们住在C君的亲戚家里，他又把《边陲线上》重新抄写一遍，C君则埋头写他的长篇《赤血地带》。过了一些时候，茅盾的回信来了，同意他们把稿子寄去。
命运全系在寄出的稿子上，只要楼下邮差的车铃一响，他们便争先恐后地去看有没有信。亲戚也常来催问：“你们的稿子有消息吗?”这问话对他们也是无形的压力。
“章依吾，信!”邮差在楼下呼唤着。他们一口气奔到楼下，C君一把抢过来也顾不上看就往楼上跑。C君拆开信看着，骆宾基在一旁急着问信上说了些什么。谁知C君看着看着脸上现出呆相，等看完他已颓然倒在床上，信纸飘然落地，骆宾基忐忑不安地拣了起来，原来茅盾对《边陲线上》给予充分肯定，并准备介绍出版，说在这部作品里表现了作者的潜力和才华。茅盾还约他到文学杂志社去见一见面。但对C君的《赤血地带》则指出，作者虽有文学造诣，但作品缺乏生活气息，建议作者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提炼素材，将来还是有希望成功的。骆宾基为自己的成功高兴，但也为同伴的失败而难过。
三天后的下午，驶宾基来到杂志社，王统照热情地接待了他。稍后“一个中等身材，穿戴考究的人物出现了，一进屋就摘下无沿的水獭皮帽，那头发整洁乌黑发光，白晰洁净的脸上，有一双特别秀慧的明亮的眼睛，腋下挟着黑色皮包，身穿黑色呢料中式长袍，外面套着黑缎子中式坎肩，所不同的是，长袍素雅，而坎肩是闪亮的黑花黑底缎面，显得人物华贵而典雅，显然是我在北京大学见过的一种江浙籍教授的风采。果然，这就是约见我的主人沈雁冰先生。现在算来，他当时是整整四十岁的人了。给我的印象却年轻得多，他既潇洒又俊逸。”
茅盾先生热情和蔼，详细地询问了东北的形势和抗日义勇军的事情，并问到他的生活和困难，告诉他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写信让杂志社转交。
骆宾基隐瞒了他穷困的处境，高兴得飞离了杂志社。直奔英租界的老正兴饭馆吃了一餐排骨饭菜。出门一数钱，竟然连回去的车费也忘了留下，索性又买了一包香烟，步行四五十里回到吴淞口的住处。他沉浸在第一部作品得以问世的兴奋之中。
1937年，《边陲线上》经茅盾推荐，由王任叔主编的天马书店出版。
这一年的8月，日寇在吴淞口登陆，敌机轰炸上海。骆宾基放下笔杆参加了武装抗击日寇的别动队，开赴前线。在炮火中写了《一星期零一天》等不少报告文学，发表在茅盾、巴金主编的《烽火》杂志上。他的报告文学抒写了抗日战士们英勇无畏的爱国精神，和保卫领土的决心。
不久，骆宾基听说国民党企图利用日本人之手消灭他们这支别动队时，非常失望，愤然离开了部队，来到了难民收容所栖身。茅盾、冯雪峰无限关怀这位年轻人，亲自来这里看他，在日趋紧张的形势下，茅盾写了亲笔信并送四十元大洋的路费，冯雪峰也馈赠衣物，让他离开上海。雪峰同志告诉他：“毛泽东同志是东方的巨人，中国的希望在西北。”
一个流浪上海的东北青年，受到文学前辈的如此厚爱，他真是感激涕零了。
灵魂的美骆宾基离开了炮火轰鸣的上海，他到过浙江嵊县，1940年10月辗转到了桂林。初冬，又来到香港。这一时期是他的创作高潮期，先后发表了中篇小说《吴非有》，讽刺了在抗战声中国民党文化官僚的丑态；童话小说《鹦鹉与燕子》、长篇小说《人和土地》。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的军用飞机开始在香港、九龙上空盘旋，太阳旗清晰可见。人们纷纷逃往乡下，以求暂时的安全。骆宾基此时也顾不上整理自己的衣物，他急着要去看望茅盾和病中的同乡女作家萧红。
萧红的弟弟张秀珂是骆宾基的好友。骆宾基想同萧红商议搬到乡下，大家在一起好有个照应。安顿好萧红，再回去取自己的东西。
他乘了很长的一段汽车才赶到萧红的住处。谁想萧红患气管炎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身边需要有人照料，境况非常可怜。萧红在危难之际有人来看她：自然是非常感激的。她拉住骆宾基的手，是商量也是请求，她说：“我们都是东北作家，作家都注重讲道德和灵魂，我现在非常需要你的帮助……”
她渴望的目光等待着他的回答，似乎在说：你不会使我失望吧。
这是二十四岁的骆宾基未曾料到的难题。但又是一个有高尚情操的正直青年人必须承担起来的义务。他不能向一个卧病在床的人辞别。他郑重地对萧红说：“好！我留下来照顾你，我决不会丢下你不管。”
萧红对他点头微笑，她的灵魂受到了安慰。
第二天，骆宾基与友人租船把萧红送到香港，安排在熟人周鲸文家里。这时周家也在搬家，家里东西很乱，只能住在客厅，颇为不便。于是由周鲸文介绍，萧红搬进了思豪大酒店五楼一个空房间里，是前不久张学良弟弟住过的地方。
此后，骆宾基与萧红朝夕相处，作为一个忠实的朋友对她进行照顾，亲如姐弟。
萧红逝世前十二天，住进养和医院，大夫断定她气管上有瘤子并进行了手术，动了手术才发现是误诊，只好缝合。这次手术使萧红身体大受影响，骆宾基尽心地在医院护理。一次在有别人护理的情况下，他离开了一夜。先是他想买火柴，附近没有，结果越走越远，离他原来的住处不远了，他索性回去看看，结果东西早就被洗劫一空。他也顾不上再去寻找失物，匆匆赶回医院。不想医院已成了日本人的陆军医院，所有病人都已迁出。当他找到病人迁到的临时救护站，萧红已经逝世。他非常遗憾，后悔不该离开她。
萧红逝世前为了对骆宾基的感激，曾把她的《呼兰河传》一书和版权赠给骆宾基作为纪念。萧红逝世后，骆宾基和友人在香港浅水湾为肖红建了衣冠塚，并树有“女作家萧红之墓”的木牌。骆宾基至今引为憾事的是：萧红生前曾嘱托他，她死后要把骨灰葬于鲁迅先生墓旁。骆宾基深知萧红对鲁迅先生的敬意，他把萧红的骨灰装在瓶子里准备带回，萧红友人借海关要检查，不准携带为由，事竟未果。
几年以后，他写出了《萧红小传》，表达了他对女作家肖红的纪念与哀思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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