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历史的舞台上，东厂、西厂和内行厂扮演着极为特殊且令人胆寒的角色。它们作为特务机构，深度参与到明朝的政治、社会治理之中，其职能广泛且权力极大，针对的对象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东厂，设立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十八年。其主要职能之一是监视朝廷官员。朱棣以武力夺取皇位，对朝廷中可能存在的反对势力心怀忌惮。东厂番子遍布京城各部衙门，他们暗中观察官员们的一举一动，无论是日常的政务处理、官员之间的交往，还是在朝会上的言论表现，都在东厂的监视范围之内。例如，若有官员对皇帝的政策稍有微词或表现出对朱棣皇位合法性的质疑倾向，东厂便会迅速收集情报并上报。像解缙这样的朝廷重臣，因卷入政治纷争且被东厂视为对皇权有潜在威胁，最终被构陷下狱致死。
除了监视官员，东厂还负责侦缉社会上的各种“不稳定因素”。这包括对民间的宗教团体、秘密结社的探查。在明朝，一些民间宗教如白莲教等传播较广，东厂担心这些组织会煽动民众叛乱，于是密切关注其活动，一旦发现有聚众讲学、传播教义等行为，便会采取行动，或抓捕相关人员，或直接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普通百姓若有言论涉及对朝廷的不满，也可能被东厂番子盯上，遭受牢狱之灾甚至更严厉的惩处。
西厂，成立于明宪宗时期。其职能在很大程度上与东厂重合，但更为激进和宽泛。西厂的侦缉对象同样包括朝廷官员，而且由于其成立背景与京城的一些神秘案件有关，所以在调查案件时，手段更为残暴且不择手段。例如在“妖狐夜出”事件引发的社会恐慌中，西厂大肆抓捕所谓有嫌疑的人员，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市井小民，只要被卷入案件调查范围，就难以逃脱西厂的迫害。
西厂针对民间的监控力度也远超东厂。它对商业活动、文化交流等领域都进行严密监视。在商业方面，如果有商人出现异常的财富积累或者与外地商人有频繁且可疑的往来，就可能被西厂怀疑有走私、偷税漏税甚至谋反的意图。在文化领域，一些文人的诗词创作、学术讨论若被西厂认为有影射朝廷或者传播不良思想的嫌疑，也会遭到打击。如李梦阳等文人曾因文字狱而被西厂迫害，其作品被审查，本人也被囚禁审讯。
内行厂，在明武宗时期由刘瑾设立。其职能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监视臣民，还对东厂和西厂进行监督。它针对的对象几乎涵盖了所有可能对刘瑾专权构成威胁的势力。在朝廷内部，那些不服从刘瑾领导、对其专权行为表示抵制的官员是内行厂重点打击的对象。例如，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一批正直的大臣，因反对刘瑾的腐败和专断，被内行厂罗织罪名，或被罢官流放，或被囚禁致死。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内行厂的存在更是如噩梦一般。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庞大的情报网络，深入到乡村城镇。百姓的日常生活、邻里纠纷等都可能被内行厂利用作为制造冤案的借口。比如，若有百姓之间发生土地争端，一方若与内行厂有所勾结，另一方就可能被诬陷为意图谋反等大罪，从而遭受灭顶之灾。
这三个特务机构在行使职能时，相互配合又相互竞争。它们通过安插眼线、秘密调查、严刑拷打等手段获取情报和口供。其审讯过程往往不遵循正常的司法程序，屈打成招的现象屡见不鲜。被它们盯上的对象，无论身份高低贵贱，都难以自我辩解和逃脱厄运。
随着明朝政治局势的演变，这些特务机构的命运也有所不同。西厂因过于嚣张跋扈，引起公愤，在设立不久后虽有短暂复立，但最终还是被废除。内行厂则随着刘瑾的倒台而迅速消失在历史舞台。东厂虽然存续时间较长，但在明朝后期，随着政治腐败加剧、皇帝统治力下降，其职能执行也逐渐式微。
东厂、西厂和内行厂作为明代特殊的特务机构，其职能的广泛性和权力的无边界性，针对对象的不分阶层性，深刻地反映了明朝封建专制统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极端化倾向。它们在维护皇权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明朝的政治生态、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成为明代历史中一段黑暗且沉重的记忆，时刻警示着后人封建专制集权过度发展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