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的军衔评定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他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全国唯一一位不任军职的上将。这一决定无疑充满了悬念与特殊性。那么，他的独特之处何在？又为何能得到如此特殊的待遇呢？
阎红彦，1909年出生在陕西安定的瓦窑堡。小时候家里很穷，尽管曾有机会进入私塾学习，但因家境贫寒，仅仅半年后便无奈辍学。不过生活的艰辛并没有磨灭他内心的斗志。
1924年，年仅15岁的阎红彦怀揣着“当兵吃粮”的朴素理想，毅然加入了陕北军阀井岳秀的部队，从一名勤务兵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短短一年后，他便在革命的浪潮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序幕。
1927年，谢子长、李象九等革命先驱在陕北发起了第一次武装革命暴动——清涧起义。在这次起义中，阎红彦在谢子长和李象九的指挥下，率领一队英勇的战士冲进了县衙，成功活捉了反动县长李友之。尽管起义最终在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下宣告失败，但阎红彦的勇敢和决心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起义失败后，阎红彦被迫流亡至山西，但他并没有放弃革命事业，而是转入了地下工作，继续为革命事业默默奉献。1931年，他根据上级的指示，来到晋西地区创建武装革命队伍，并开展游击战争。在他的带领下，晋西武装部队逐渐壮大，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
为了保存这支宝贵的革命力量，阎红彦又接受了组织的新任务——带领队伍西渡黄河。他迅速与当地中共党员取得联系，动员群众日夜赶工造船，筹集钱粮，发动同事制作军鞋，为西渡黄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最终在阎红彦的精心组织和坚定领导下，队伍成功西渡黄河，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
西渡黄河后，阎红彦并没有停歇，而是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加入革命队伍。他甚至大胆地改编了一支由200多名烟商组成的武装队伍，使晋西游击队迅速壮大成为一支拥有几百人的大队伍。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他不断吸纳抗击日寇的正义人士，使抗日同盟军的力量不断扩大。
1932年，抗日同盟军正式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阎红彦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在带领部队期间，他曾前往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并带回了《古田会议决议》。他依照决议书上的内容，成功开辟了陕甘历史上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为陕西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党中央将他与谢子长、刘志丹等人一并评价为“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
阎红彦不仅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军事家，更是一位有情有义的革命者。他深知陕西根据地虽然广大，但土地贫瘠、农作物产量不高，难以养活庞大的军队。所以，当毛主席决定东征山西、目标指向阎锡山时，阎红彦毫不犹豫地挑起了大梁，担任了阻建黄河游击师的重任。在他的带领下，红军顺利渡过黄河，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毛主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阎红彦不仅主动承担任务，而且完成得又快又好。
在东征中，阎红彦更是仅指挥600人便歼灭了敌军1000余人，再次展现了他出色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1936年，当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红一方面军准备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时，阎红彦再次受命组建黄河游击师并担任司令。他的主要任务是警戒黄河沿岸、保卫党中央和陕北省委的安全，同时协助周恩来总理为红军东征抗日准备船只等后勤保障工作。
在红军形势极为恶劣的那个时期，阎红彦展现出了非凡的组织与动员能力。他深知红军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因此积极行动起来，动员地方同志们连夜赶造船只，以确保红军能够顺利渡河。他不仅亲自监督造船的进度，还对船夫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让他们明白自己肩负的重任，并进行了严格的训练，确保他们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同时，阎红彦还协助地方筹集粮食和款项，四处奔波，发动群众为红军制作军鞋。在他的带领下，这些后勤保障工作得以有序进行，为中央红军挺过艰难的一关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对于阎红彦的卓越表现，毛主席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东征时，毛主席特意表扬道：“阎红彦同志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好同志，他在东渡黄河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解决了渡船问题，为红军的顺利渡河立下了汗马功劳。
赢得毛主席的信任后，阎红彦的职业生涯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身先士卒，英勇善战，屡建奇功，更是先后担任过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为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阎红彦跟随二野大军南下，继续投身于解放大西南的伟大事业中。1949年12月，中共川东区委和川东行署成立后，阎红彦被任命为川东行署主任。他上任后迅速展开工作，领导当地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包括剿匪、反霸、镇反、土改以及退押等运动。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川东地区的社会治安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当地百姓对阎红彦充满了感激之情，纷纷称赞他是一位真正为民做主的好领导。
随着四川省的合并，阎红彦的职务也发生了变化。从1952年开始，他担任了四川省委书记等职务，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了地方主持工作。
1955年，国家举行了授衔仪式。但在当时，有一个虽未明文规定但广为人知的惯例：那些已经转至地方工作的高级将领，通常不会参与此次授衔。然而规则总有例外，阎红彦便是这其中的一个特殊案例。
在全军大授衔的前后时间段里，阎红彦其实已经在地方岗位上辛勤耕耘了数年。他当时身兼数职，既是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又是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他的工作重心已然转向了地方治理与发展。按照那个不成文的惯例，阎红彦似乎已不符合授衔的条件。
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毛主席亲自特批，授予阎红彦上将军衔。这一决定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阎红彦是陕北红军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革命历程，他的贡献，以及他在陕北红军中的地位和影响，都使得他成为了这次授衔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1959年，随着中央对省级领导层进行大规模的调整，阎红彦被调任至云南，接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这次调动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他欣然接受，并准备全身心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云南的实际情况，从而能够制定出贴合实际的政策，阎红彦在上任初期就开始了密集的实地考察。尽管他当时受到高血压和肺心病的困扰，但他的脚步并未停歇。他穿梭于云南的各个角落，从滇西南的高黎贡山到滇西北的藏族聚居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考察过程中，阎红彦常常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们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生产难题。他走进农户家中，详细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况。当他看到一些资源丰富的地方，但当地群众仍过着贫困的生活时，他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他深感自责地说：“解放已经十年了，但我们的工作显然还没有做好。
在考察过程中，阎红彦的勤奋和敬业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有时他到达县委时已是下班时间，但他为了不打扰他人，就在办公桌上拼凑起简单的床铺休息。
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阎红彦发现一些经济基础薄弱的山区，老百姓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针对这一问题，他强调要鼓励家庭副业和买卖活动，以此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在那段时间里，阎红彦常常陷入深思，为云南的发展问题忧心忡忡。他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一直在思考如何改善云南的经济状况。
最终，阎红彦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在粮食问题上，他积极推动提高粮食产量，确保老百姓的粮食安全，从而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养殖业方面，他不再单纯追求存栏数，而是更加注重出栏数，制定了合理的牛羊出栏政策，保障了老百姓的肉类供应。
这些政策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云南省的农业生产因此得到了显著提升，经济也呈现出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阎红彦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可阎红彦并未因此满足。他深知云南的山区由于地形崎岖、交通不便，仍然有许多地方的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为了深入了解这些情况，他继续走访了云南最为闭塞的乡村之一——临沧县耿马乡。
当汽车驶入耿马乡时，阎红彦眼前的景象让他感到十分沮丧。这里的生活条件极其落后，与他之前所见到的繁荣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途中，他看到一批工人正在修路，便立刻让司机停车，下车与工人们交流。
他走到工人们中间，发现他们身上的衣物破旧不堪。当工地负责人告诉他许多工人只有一条裤子时，阎红彦的心情更加沉重。他深感自责地对在场的干部说：“云南解放这么多年了，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这样贫困。作为省委书记，我深感责任重大。我恳请你们与我共同努力，把生产搞上去！
1965年，阎红彦进一步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视察。他看到了许多令人心酸的场景：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仍然使用落后的生活方式，甚至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这些场景让阎红彦深感经济发展滞后的严重性。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阎红彦决定采取积极措施。他派遣边防部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向当地老百姓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这些举措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提高了他们的科学意识，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阎红彦的领导下，云南省的农业生产取得了显著成绩。到1966年，云南省的粮食总量比1960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一成就充分证明了阎红彦的领导能力和对云南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
在主政云南的日子里，阎红彦以他执着的精神和无私奉献的态度赢得了当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努力和付出为云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让人遗憾的是，1967年1月8日，阎红彦不幸逝世，享年58岁。他的离世让许多老战友感到悲痛和惋惜。邓小平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也深感惋惜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他的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
阎红彦的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和国家的建设奋斗不息。他的爱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