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越战失败、水门事件和经济萎靡让美国人对政府失望，美国当时的战略处于守势，所以美国在中东地区 “小心翼翼 ”地行事。在1973年10月的赎罪日停火、1974年1月联合国支持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达成协议以及随后的以色列撤军和1975年9月签署的第二份脱离接触协议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对以色列放开三代战斗机的采购。

当时以色列空军三代机的需求量大约是50架，至少使以色列空军优势保持到20世纪90年代，甚至更久。1974年6月，以色列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要求美国允许一小队有经验的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测试和评估两种三代机。分别是是格鲁曼公司的F-14A雄猫战斗机和麦道公司F-15A/B鹰式战斗机。

此时，F-14A已经被伊朗政府评估和下了订单，伊朗国王巴列维（他自己也是一名飞行员）对F-14A的性能表示满意。F-14和F-15之间的区别包括：“雄猫 ”是围绕AIM-54 “不死鸟”设计的，这是一种射程达到160公里的远程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再加上AN/AWG–9型多普勒雷达，不死鸟导弹能同时攻击6个不同高度的目标，使F-14A具有抵御苏联远程轰炸机和巡航导弹的能力。F-14A具有出色的机动性能，加上响尾蛇短距空空导弹，它还可以进行空中格斗。而F-15是为在战场上取得空中优势而设计的，当时F-15被宣传为夺取制空权而生。当考虑到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所进行的战斗时，这一点对以色列人很有吸引力，但两种战斗机都会被评估。

以色列空军司令本尼·佩利德曾在1974年驾驶过首批TF-15战斗机中的一架，但这是一架预生产的原型机，所以许多使其具备战斗力的系统实际上并没有安装在飞机上。同时，大卫·艾弗里（驾驶过P-51野马战斗机）也曾驾驶过一架雄猫。他对F-14印象深刻，但对F-14的TF-30涡轮风扇发动机有点失望。

由于美国不允许以色列人将 F-14与 F-15放在一起进行实际对比，因此最终组建了一个小组对这两种战斗机进行独立评估。评估小组由阿姆农·阿拉德领导，他曾是 “幻影 ”战斗机飞行员和F-4E飞行员及中队队长。加入他的小组的还有阿萨夫·本·努（前战斗机飞行员和幼狮战斗机项目试飞员）、奥姆里·阿费克（F-4E飞行员）、以色列·巴哈拉夫（前幻影飞行员和赎罪日战争期间的中队指挥官）和导航员阿哈龙·卡茨。小组的其他成员包括地勤人员和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的员工。

他们是当时最富有经验和战斗力的喷气式战斗机飞行员，这些飞行员之间大约有24次击落成绩。他们想看看这两种战斗机是如何对付从低速和慢速目标到高速目标的，高速目标就是在以色列上空进行骚扰性飞行的米格-25R。

评估小组在F-15B上进行了大约10次飞行，这是一架带有新系统的生产型飞机，同时也广泛使用了McDD F-15模拟器。用F-15对A-4和F-4的空战模拟中，以色列人对F-15印象更加深刻。他们发现，F-15可以轻易地胜过这两种飞机，武器系统是 “用户友好型 ”的，F-15的敏捷性令人震惊，其动力强悍，推背感十足，这是他们以前所飞过的任何飞机都无法做到的。驾驶舱还提供了无可比拟的视野。

另一个评估小组驾驶双座F-14后，他们对 “雄猫 ”的格斗能力有些失望，这是以色列空军最擅长的。小组发现，F-14与A-4 “天鹰 ”的空战缠斗可能会以僵局而告终。以色列人很快就明白了，F-15 “鹰 ”是以色列空军的最佳选择，而且更好的是，每架F-15比 F-14便宜几百万美元。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关于F-15军售的问题直到1975年9月的以色列和埃及达成第二份脱离接触协议后才得以解决，但在一个月内，美国同意大量供应F-15战斗机。根据 美以“和平之狐1 ”的协议条款，以色列在1976年12月开始接收4架F-15战斗机，随后根据“和平之狐2”的条款交付两架F-15B和19架F-15A战斗机。色列大约花费了6.25亿美元，“和平之狐3”订购了18架F-15C和8架F-15D。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色列在美国 “沙漠风暴 ”行动中受到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的攻击后，美国政府为了安抚以色列不介入，转让给以色列10架F-15A和B早期型号战斗机，并对其进行了翻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