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情局在美国各种战争大片中出镜率很高，但它的成立是出于监督的需要。二战后，美国政府急于防止另一个珍珠港事件的发生，这就需要一个新的机构来收集有关国家安全威胁的信息，并将其全部保存在一个地方。当时，杜鲁门总统对建立一个新的机构持怀疑态度，但在冷战开始后，他改变了主意，使中央情报局得以成立。

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秘密行动的美国间谍一直存在，但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战略事务办公室诞生了。在陆军将军威廉·J·多诺万的领导下，这个新成立的组织被安排调查 “战略信息”，以便在战争期间使用，他们经常深入敌后，领导造谣运动，破坏日本和德国境内的敌方军事设施。大约有13000名特工在美国国内和国外工作，这个专门小组在从内部击垮轴心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战争结束时，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没有必要让一个超级秘密的政府行动组织继续在暗处进行，所以他将其关闭了。

杜鲁门立即对解散美国国家安全局有了新的想法。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正在升温，他需要知道铁幕另一边发生了什么。

最初，杜鲁门组建了中央情报组，以收集和协调来自各军种的信息，但通过在1947年签署《国家安全法》，杜鲁门创建了中央情报局，一个独立于军队的小组。除了收集信息外，他们还被解放出来，可以参加自己的海外任务，而不受不同政府机构的阻碍。

1947年，美国海军中将罗斯科·亨利·希伦科特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作为一名海军指挥官，他看起来是让这个新生机构步入正轨的最佳人选，但希伦科特并没有为中情局工作太久。当半岛发生战争时，希伦科特在1957年退休前回到海军担任上将了。

在陆军上将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又一次短暂的领导之后，这个角色被阿伦·杜勒斯接管了近十年，他主要在情报界工作。杜勒斯把中情局变成了一个行动活跃的机构，而不仅仅是收集情报。在他担任局长期间，该组织参与了1953年推翻伊朗政府和1954年推翻危地马拉政府。那是间谍时代的全盛时期，大多数詹姆斯·邦德式的事情都发生在那时，但它不会永远如此。

1949年，中情局举行了他们的出场聚会，据称他们帮助叙利亚陆军参谋长胡斯尼·扎伊姆对当时的总统舒克里·库瓦特利实施了不流血的政变。据前中情局大马士革站站长小迈尔斯·科普兰说，美国希望在中东国家脱离欧洲的时候对它们施加影响。政权的变化是该地区几十年政治动荡的催化剂，而中情局从未对此负责。

四年后，该机构支持伊朗军方推翻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中情局等了60年才承认他们在这次政变中的作用，这对随后几十年在伊朗蔓延的反美情绪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1947年成立到1959年，中情局是一台运转良好的情报收集机器，但在20世纪60年代，杜勒斯领导的CIA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使CIA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他们最大的胜利是得到了一份谴责斯大林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讲稿，并将其传递给《纽约时报》，使苏联 “去斯大林化”。然而，这只是他们最重大失误之一的前奏。

1960年5月1日，苏联在俄罗斯内陆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附近击落了一架CIA的U-2间谍飞机，结束了CIA无缝进出外国的无瑕疵记录。一架U-2的损失迫使肯尼迪取消了45天的间谍飞机侦察飞行，导致美国没有提前得知在苏联在古巴准备部署中程弹道导弹的秘密。显然，美国和苏联之间已经存在重大问题，但让美国的间谍组织暴露在新闻聚光灯下，是CIA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尽管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产生了灾难性的反响，但中情局一直在坚持他们的初心——“收集重要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