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统治时期，为凸显皇室尊崇地位，统治者于服饰领域构建起一套严谨的等级规制体系。而在这一体系中，“带色制度”堪称集中体现身份特权的关键要素。此处的“带色”，专指腰带之色。依据既定规制，宗室成员系黄色腰带，觉罗成员则系红色腰带，这便是人们常提及的“黄带子”与“红带子”称谓的由来。
依据《大清会典》记载，除黄、红两色带子外，尚存在“紫带”这一标识。在清朝的宗室制度中，宗室与觉罗的身份并非恒定不变。宗室若因触犯律法，经宗人府依规革退，便丧失系黄带子的资格，转而只能系红带子。与之类似，觉罗若因罪遭革退，其原本所系红带亦将变更为紫带，并且在进行玉牒撰修时，此类人员将被附列于名册之后。
然而，从整体规制而言，黄、红、紫三色带的使用权限严格限定于皇族成员范围之内。对于异姓贵族，无论其爵位如何尊崇、官职何等显赫，均不得使用此三色腰带。值得注意的是，《清史稿》中记载了一则特殊事例，即觉尔察氏·达海所属的异姓家族，是唯一被允许配用紫带的例外。
此外，达海家族享有一项特殊权益。自顺治朝确立选秀女制度伊始，便明确规定达海家族之女性免于参与选秀女。
在历史长河中，达海其人的声名看似并不显赫，那么，这位达海究竟是怎样的人物？
【纯正的满洲大学者达海】
据《满文老档》所载，觉尔察·达海，因其世居觉尔察之地，故而以地为姓，属觉尔察氏。其自幼聪慧，年仅九岁便已精通满汉文字之义理。至弱冠之年，受太祖征召，常伴太祖左右。
在天命年间，达海于努尔哈赤身侧，承担着机要文书撰写的重任，堪称彼时的核心文职官员。彼时，后金与大明、蒙古、朝鲜等各方往来交涉的正式公文，均由达海负责拟定。这一事实充分彰显了达海卓越的语言才能。早在年少之际，他就已熟练掌握满、汉、蒙、朝鲜等多种语言，展现出非凡的语言禀赋。
达海对于汉文化钻研颇深，对中原王朝的各类史料典籍皆有熟稔掌握。彼时，关外满洲地区军事力量虽强盛，然而文化发展却相对滞后，社会尚处于半封建半奴隶制的统治形态。
出于对中原地区先进汉文化的汲取之目的，太祖与太宗执政时期，相继开展对大量汉学经典及明代典章制度的翻译工作。彼时，精通学识的达海，作为满洲地区屈指可数的学者，毅然担起此重任。在达海的主持推进下，诸如《明会典》《三略》《素书》等诸多典籍的满文版本开始着手译制。
皇太极登基伊始，便创设文馆（此乃内阁之前身）。他广纳满洲学识渊博之士汇聚于此，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诸如达海、刚林等人，专职从事汉书翻译工作；而库尔缠、吴巴升、查素喀等，则主要承担记录与注疏国家政务之责。
天聪年间，后金与明朝于军事领域展开激烈博弈。彼时，作为文臣的达海，因职责所限，未能涉足战事。而这一因素，成为其未获高级爵位的重要缘由。
达海虽未投身于战场的刀光剑影、亲赴阵前冲锋作战，然而，凭借其卓越非凡的汉语造诣，于招抚明军归降事宜中，每每发挥出超乎预期之效能。
天聪四年，皇太极统率大军再度兴师伐明。大军行至沙河驿，彼时，达海以汉文言辞晓谕劝降。旋即，趁夜幕降临，一举攻克永平城。达海手持黄旗，毅然登上城楼，以汉话对城中军民进行招抚劝降。其言辞恳切，军民闻之，众多民众纷纷伏地，高呼万岁，以示归降之意。
天聪五年，身为文馆之首的达海获封“巴克什”名号。“巴克什”源自满语，于汉语语境中，蕴含榜样、师傅、学者之寓意，与象征武将的“巴图鲁”称号，在文化表意层面存在相似性。
在清朝统治的历史时期内，获封“巴克什”这一称号者数量稀少，总计未逾二十人。鉴于满洲民族素以尚武著称，“巴克什”相较于“巴图鲁”，在其文化价值与社会认可度层面，具有更为显著的尊崇地位。
在历史的长河中，达海一生的卓越贡献，首推对满文的完善。回溯至天命朝，努尔哈赤曾敕令额尔德尼等人为女真各部创制官定文字，即满文。
然而，额尔德尼等人创制的满文，于后续应用阶段暴露出诸多弊端。具体而言，其字母数量存在短缺现象；清浊辅音未能有效区分；上下字缺乏明确差异；字形尚未达成统一规范；语法层面亦欠缺标准化；结构方面也未臻严谨。
天聪六年，皇太极诏令达海对满文予以改良。达海历经数年潜心钻研，凭借卓越才识与坚韧毅力，成功攻克老满文所存的诸多症结。经其改良后的满文，于文献记载中被称作 “有圈点满文”，亦谓 “新满文”。
皇太极出于对达海功绩的高度认可，突破“非军功不授世职”这一常规准则，特授予达海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以彰其功。达海完成满文改定工作后不久，于当年溘然长逝。其身后，长子雅秦以降级方式承袭骑都尉世职。此家族成为清代异姓之中，首个凭借非军功途径获授世职者。
【在满洲老人眼中，达海是堪比孔子的圣人】
达海在世期间，致力于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其成果涵盖《资治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以及《大乘经》等诸多经典著作。不仅如此，他还对满文进行改良创新，促使新满文得以问世。凭借这些卓越贡献，达海于满洲贵族群体中声名远扬，备受瞩目。
自清朝入主中原，为稳固统治基础，清廷表面宣扬满汉一体之理念，实则推行“以满驭汉”之国策。历代清帝出于弘扬本民族文化之目的，皆将“国语”置于尊崇地位，意图使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并驾齐驱，甚至存在以满族文化替代汉族文化之潜在倾向。
在彼时特定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下，顺治、康熙及乾隆等帝王，对满文二次创制者达海极为尊崇。不仅如此，他们还对达海家族施以特殊优渥的待遇。
在清朝顺治时期，依据《清史稿》记载，达海家族获赐“紫带”，并享有“不选秀女”之特殊权益。
达海对国书进行增定完善，此功绩使其在满洲群体中被尊推为贤圣。于其家族后裔待遇方面，男子得以系紫带，地位仅稍逊于宗姓；女子则可豁免参与选秀女之例。
显而易见，于满洲群体的认知体系中，达海所占据的地位，类同于孔子在汉族群体观念里的尊崇程度，被尊奉至“圣人”之高度。就其待遇而言，达海获许配用紫带，这一殊荣使其地位显著凌驾于普通异姓贵族之上，从等级层面考量，可谓享有“亚皇族”成员之待遇，与遭革除身份的觉罗处于同一地位层级。
从历史制度层面分析，“不选秀女”实则为“紫带”制度的衍生部分。依据清代选秀女制度细则，皇族范畴内的宗室、觉罗之女，因遵循“同宗不婚”这一严谨的伦理准则，故而无需参与选秀女活动。
事实上，于清代，并非仅达海一族异姓无需参与秀女选拔。自康熙朝起便有明确规制，皇太后、皇后之姐妹，亲兄弟与亲姐妹之女，以及妃嫔之姐妹，皆不在选秀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