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全名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出生于英国威尔士，毕业于剑桥大学，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题记：对于中国人和我们的主要区别，倘若我欲一言以蔽之，就应该说，他们的旨趣是逸乐，而我们的旨趣是权柄。我们垂青凌驾他人之上的权势，亦垂青凌驾自然之上的力量。中国人过于淡泊，过于温厚，不适合如此的追逐。——罗素

诸位都知道韦尔斯的《时间机器》，机器的主人能在时间的长河里旅行，或倒退，或前进，亲睹昔日和未来。但是，人们并非永远能认识到，今天，旅游世界就可获得韦尔斯仪器的大量优点。去纽约和芝加哥的欧洲人，看到的是未来，如果欧洲幸免了经济灾难，这种未来就很可能降临。另一方面，他去亚洲，便看见了昔日。听说在印度能看见中世纪，在中国能看见18世纪。倘若乔治·华盛顿死而复活，他创建的国家就将使他迷惑而震惊。在英国，陌生的感觉就少一些，在法国就更少了；不过，真正的故乡感只有在中国才能找到。那里，他在幽灵般的游荡中，会第一次找到那些仍然信奉“生命、自由、追寻幸福”的人们，他们就像“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人一样信奉这些思想。我深信，他很快就会当上这个共和国的总统。

西方文明包括南北美洲，不算俄国的欧洲，以及大不列颠自治王国。美国便是这种文明的先驱；所有东西方的差异在美国都有最显著的标志，并得到了最深刻的发展。我们习惯于视进步为当然；毫不迟疑地宣称，19世纪的一切变化都日臻完美，更圆满的完美变化亦会无限地接踵而至。在欧洲大陆，战争及其恶果动摇了这一信念，人们开始回顾1914年以前的时代，视之为黄金时代，似乎是百年不遇的。在英格兰，乐观主义受到的打击就小得多，在美国就更小了。对于我们那些视进步为当然的人，游历中国这样的国家，大有意趣，中国还徘徊在我们一个半世纪前的时代，让我们扪心自问，比较而言，我们经历的种种变化，是否带来了真正的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文明的渊源，是公元前500年盛行的孔子教诲。他就像希腊和罗马人一样，并不相信人类社会自然是进步的；相反，他深信，远古时代的统治者都极贤明，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那是堕落的今日可望而不可及的。当然，这只是幻想。但实际结果是，像其他先贤一样，孔子的旨趣是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保持一定的优裕水平，并不是马不停蹄地追逐功名。在这一点，他比古往今来的任何贤哲都杰出。从古至今，中国的文明就打下了他人格的烙印。孔子时代，中国的疆域只是当今中国的一部分，分割成许多相互争战的王国。此后300年间，他们在现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疆域里定居下来，创建了一个统一的帝国，直到最后50年，其土地和人口都超过任何其他帝国。尽管历经蛮族的入侵、历经蒙古族和满族统治的朝代，偶尔历经或长或短的混乱和内战时期，孔子的思想体系还是幸存下来，创造了艺术、文学和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只在今日，接触了西方和西化的日本，这个体系才开始崩溃。

一个生命力如此强大的体系，一定不乏长处，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和关心。那不是宗教，它同超自然的信仰或神秘的信仰毫不相干。那是一个纯粹的伦理体系，它的伦理不同于基督教，并非高不可攀。实质上，孔子的学说极像18世纪老式的“绅士”观念。他的一段箴言阐明了这点（引自莱昂内尔・贾尔斯的《孔子论语》）：

真正的绅士决不好斗。倘若竞争的精神不可避免，那只在比箭之时。即使在这时，就位之前，他亦彬彬有礼地向对手致意，一旦失败，便退下，饮罚酒。这样，即使比武，他亦不失绅士的风度。

他谆谆教导我们责任、美德之类的事情，作为道德的导师，这是在所难免的，然而，他从不苛求任何违背自然、违背自然情感的事。下面的对话，便是明证：

畲国的公爵对孔子说：我国有一个正直的人。他作证，证明自己的父亲偷了一只羊。——孔子答道，在我国，正直迥异于此。父亲隐瞒儿子的罪过，儿子隐瞒父亲的罪过。此行方为真正直。

孔子在一切事情上都崇尚节制，甚至于美德。他不相信我们应以善报恶。一次，有人问他：“您觉得以善报恶的原则如何？”他答道：“那么，以何报善呢？你们倒应该以公正报不公正，以善报善。”在孔子时代的中国，以善报恶的原则是道家所宣扬的，道家的学说比儒家的学说更接近于基督教。道家的始祖老子（据估计，他的年代比孔子略早）说：“对善，我报以善；对不善，我亦报以善，使之弃恶从善。对忠诚，我报以忠诚；对不忠诚，我亦报以忠诚，使之归于忠诚。即使是恶人，抛弃他，又怎能为善呢？以仁慈回报伤害吧。”老子的一些箴言与“山上的布道”极相似。例如，他说谦卑的人将受到备致的关怀。屈身的人将昂首挺胸。虚怀若谷的人将充实内心。疲惫不堪的人将获得新生。贫穷的人将获得成功。富足的人将误入歧途。

人们公认的民族圣人是孔子，而非老子，这便是中国的特征。道教流传下来了，但主要作为魔法在无知的人们中流传。在统治帝国的实用主义者看来，道家的教义只是空幻，而孔子的学说显然是精心的筹划，能避免倾轧。老子宣扬无为的学说，他说：“不闻不问，顺其自然，方是治国之道。终日劳碌，非治国之道。”但是，中国的统治者天生就偏爱孔子的箴言：节制、仁义，礼仪，好像还极崇尚贤明政府所能施行的仁政。中国人从未像现代的一切白种民族那样，同时拥有一个理论上的伦理体系和一个实践中的伦理体系。我不是说，他们永远遵奉他们的理论；我是说，他们试图这样做，人们也期望他们这样做；人所共知，基督教的伦理对于这个邪恶的世界，大多过于完美了。

其实，我们有两种并存的道德：其一是我们宣扬却不施行的道德；其二是我们施行却极少宣扬的道德。除了摩门教，基督教同所有的宗教一样，都发源于亚洲；早期的基督教提倡具有亚洲神秘主义特征的个性和来世思想。由此可知，不抵抗的教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基督教一旦成为精力充沛的欧洲王公贵族们的主要宗教时，就有必要宣称，有些经文不可按字面意思理解，而另一些，如“将恺撒的财产归还给恺撒”，则被广泛接受。在我们的时代，竞争的产业主义盛行，丝毫的不抵抗便会遭到蔑视，人们身负厚望，应正视困难而面不改色。实际上，我们那行之有效的道德便是以奋争获取物质的成功；这适用于国家，亦适用于个人。对于我们，其他的一切仿佛都是软弱而愚蠢的。

中国人谢绝了我们理论上的伦理观，亦谢绝了我们实践中的伦理观。他们承认，理论上存在着应该战斗的时刻，而实际中这种时刻极罕见；而我们深信，理论上没有任何应该战斗的时刻，实际中这种时刻却屡见不鲜。中国人有时也战斗，但不是好斗的民族，也不太崇拜战争的胜利或生意的成功。传统上，他们最尊崇学识；其次，是与其紧密相联的温雅和礼仪。在过去的时代，中国行政的职位都按科举考试的结果授予。2000年来，没有世袭的贵族——唯一的例外是孔子的家族，其首长是一个公爵——学识不仅赢得了欧洲封建时代有权势的贵族才享有的那种尊敬，亦贏得了由于学识自身的原因而激起的人们的仰慕之情。古代的学识很狭隘，只是不加鉴别地阅读中国的经典作品，以及著名的注释家的作品。在西方的影响下，他们逐渐认识到，地理、经济、地质、化学等等比以道德解释昔日更具实际的用途。年轻的中国——即，受过欧式教育的学生们——认识到了现代的需求，对古老的传统尊崇不足。

然而，纵然是最现代派的人，也保持着节制、文雅和谦和的传统美德，只有少数例外。这些美德能否在西方和日本的教诲下再幸存几十年，或许值得怀疑。

对于中国人和我们的主要区别，倘若我欲一言以蔽之，就应该说，他们的旨趣是逸乐，而我们的旨趣是权柄。我们垂青凌驾他人之上的权势，亦垂青凌驾自然之上的力量。我们借前者创建了强大的国家，借后者创建了科学。中国人过于淡泊，过于温厚，不适合如此的追逐。然而，说他们懒散，只在一定意义上属实。他们并不如俄国人一般懒散，就是说，为了生活，他们会辛勤操劳。雇主发现他们极其勤劳。但是，他们不会像美国人和欧洲人那样工作只是因为不工作会使他们厌烦，他们也不爱好劳碌。一日足以维持生计，他们就以此为生，不再为了改善生活而操劳。他们有无限的闲情雅致——光顾戏院、茶座闲聊，欣赏中国的古代艺术或漫步景色宜人之地。按我们的思维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过于温和了；我们更敬佩一个每天都去办公室的人，纵然他在办公室里的一切行为都贻害无穷。

在东方生活或许会使一个白种人腐化，但是，我必须承认，自我认识中国以来，我便将懒散视为芸芸众生所能企及的最佳禀赋。我们终日劳碌，确有所获，但是试问，比较而言，我们的所获有无真正的价值？我们的制造业技艺超群，部分用于制造船舶、汽车、电话，以及其他在高度紧张的工作中享受奢侈生活的东西；另一部分用于制造枪支、毒气，以及用于大规模互相残杀的飞机。我们拥有一流的管理体系和税务体系，部分用于教育、环卫和诸如此类的有益项目，其余的则投入了战争。在当今的英国，国民收入多消耗于过去和未来的战争，剩余的部分才用于有益的设施。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境况更糟。我们拥有的警察制度，其效率是前所未有的，部分用于侦破和防止犯罪，部分用于囚禁任何一位有建设性政见的人。在中国，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这类东西。太落后的工业造不了汽车和炸弹；落后的国家无法教育国民或残杀他国的国民；无能的警察抓不了土匪或布尔什维克。结果便是，中国同其他白种民族的国家相比，一切人都享有自由，且有一种普天同享的幸福，因为除了少数人，大家共享着贫困，这真令人惊奇。

一般中国人的视野同一般西方人相比，有两种惊人的差异：其一，中国人不尊崇活动，除非它有益于有益的目的；其二，他们不认为道德就是遏制本能的冲动、干涉他人的冲动。前者我们已经论及，后者也许同样重要。著名汉学家盖尔斯教授在结束他在吉福特的演说“儒教及其对手”时宣称，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其成功的主要障碍就是原罪的教义。正统基督教的传统教义—一在远东，仍被基督教大多数传教士宣讲——宣称，我们都生而有罪，我们罪大恶极，该受永远的惩罚。倘若这种教义只适用于白种民族，中国人就极易接受，可一旦得知自己的父母和祖辈在地狱的烈火中饱受煎熬，他们就暴跳如雷。孔子谆谆教诲，人之初，性本善，倘若从恶，亦是受邪恶榜样和腐朽方式的耳濡目染。这有别于传统的西方正教，对中国人的视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我们当中，公认的道德典范，是那些摒绝平常享乐的人，是那些干预他人享乐以求自足的人。我们的美德概念，有一种爱管闲事的因素：一个人若不让许多人觉得他是讨厌鬼，我们就认为，他绝不能成为极善的人。这种思想就源于我们的原罪意识。它诱使我们干预自由，诱使我们道貌岸然，因为传统的标准对于多数人是难以企及的。中国的情形即非如此。道德的戒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它期望人们尊老爱幼，乐善好施，彬彬有礼。这不是难以实现的敬意，多数人实际上都能实现，结果或许优于我们那崇高的标准，那是多数人都不能抵及的。

没有原罪的意识，另一结果便是，他们比西方人更乐于让分歧服从理由和理性。在我们当中，歧意迅速成为“原则”问题：一方总以他方为邪恶，任何让步便意味着参与罪恶。这就使争端更加激烈，实际上，这暗藏着随时准备动用武力的威肋。在中国，军人虽准备着动用武力，但无人警醒相待，他们自己的士兵亦然。他们打仗几乎不流血，他们在激烈冲突中造成的损失，比起西方的经历，真是微乎其微。绝大多数民众，包括民政机构各行其是，仿佛这些将军和士兵根本不存在。日常生活中，争执常由友善的第三者调解、平息。和解是公认的原则，因为挽救双方的脸面是必要的。在某些形式上，不失脸面虽使外国人感到好笑，却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民族风格，使得中国人的社会政治生活远不如我们残酷。

中国人的体系里，只有唯一的一个缺陷，那就是，它不能使中国抵御更好战的民族。如果全世界都像中国，全世界就会幸福；然而，只要其他国家尚武好战、精力旺盛，不再遗世独立的中国，若想保持民族的独立，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因袭我们的罪恶。但是我们可别恭维自己说，这种模仿将成为进步。（选自《罗素思想小品》，罗素著，章汉孙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