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上海，人们是怎样看待苏北人的呢？苏北人是否仍然作为一个独特的族群在运作？苏北人这个类别仍具深远意义，最直接显眼的证据是语言，说到苏北人时的贬义性提法充斥于上海人的语言中。“江北佬”等称谓，仍然是上海方言中的骂人话之一。这些术语不仅用以指某个名副其实的苏北人，而且也用以斥骂某个地位低下或不讲道理的人。例如，说话粗俗的人被斥为“讲江北方言”；未能达到清洁标准的人被讥为“脏，不卫生，像江北乡巴佬”；在拥挤的上海公交车上推搡的人被指责为“像粗暴的江北人”等等。

《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

[美] 韩起澜 著

卢明华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4年10月

就连苏北方言本身也受到了偏见的冲击。以藐视一切非上海方言而出名的上海人特别把苏北方言列为不令人喜欢的方言。一位（江南籍）历史学家本人对苏北人在上海面临的问题很敏感，他竟脸不红心不跳地宣称：“苏北方言真难听。例如在普通话中，人们若要问某某东西在何处时就说‘那里’。在上海方言里，我们说‘啥地方’，那听起来很好听，不是吗？

但苏北人说‘拉块’（la kui）。你不得不承认这真难听，对吧？”在 20世纪 70年代初，苏北方言是外来的、令人不快的信念，导致一些中小学教师（多数不是苏北籍）拒绝苏北人来教普通话。他们声称苏北人没什么用，因为苏北人学不好普通话。如果说操着比上海方言更接近普通话的苏北方言的人来教普通话有困难的话，那么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更多的教师在试图将上海方言转换成普通话时没有类似的无力感。审美观也反映了那种认为有一种独特的苏北风格的信念，因为任何带有苏北味的东西都受到嘲笑或责难。买一块鲜红色布料或穿一件红衣服就会引来朋友们或旁观者的评论，“难看死了——好像是江北人穿的”。一位年轻妇女回忆道，只要小学同班女同学的头发上扎根红丝带，朋友们就会模仿苏北方言叫她“小三子”——因为据说苏北人给他们的孩子以数取名：小三子、小四子等等。对苏北人的偏见还延伸到大众文化。 20世纪 50年代，来自淮安的周恩来为上海的淮剧剧场题名，除了有过这样一个短暂的荣耀时刻，上海的苏北地方戏演出仍然较少。我力图说服几个中国朋友陪我一起去观看淮剧演出，但我的努力没有成功；负责为我的研究做安排的外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确信淮剧会使我失望，相反他们给了我更有名气的绍兴戏的戏票。苏北人居住区的居民抱怨淮剧演出不常有。上海淮剧团的成员们激动地诉说他们有时遇到的冷遇。如前所述，当我随同淮剧团参与为期两个月的苏北之行时，演员们欣喜若狂，因为一个外国人的光临给他们增添了许多风光。

大众文化不仅反映了对苏北人的偏见。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使这种偏见持久化。这在滑稽戏的演出中最明显。丑角由某个苏北人或讲话带苏北口音的人扮演；苏北方言往往是调侃的对象；只要角色里有黄包车夫或小皮匠，就称呼他们为小三子、小八子（参见上文），由其他角色模仿苏北方言来发音。这很像美国大众文化里的山地人（即电视连续剧《贝弗利山人》）。

文学也是既反映了对苏北人的偏见又使这种偏见持久化。在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里，被描绘成乡巴佬的主人公不出所料地来自苏北。例如，在周而复描写20世纪50年代初期工人与资本家的小说《上海的早晨》中，一个来自苏北的张姓干部被描写成“穿着一身灰布人民装，里面的白衬衫的下摆露了一截在外边。脚上穿了一双圆口黑布鞋子，鞋子上满是尘土，对周围的环境与事物都感到陌生和新鲜”。于是乎，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在同一家医药公司的业务往来中被蒙骗了。

坚持要把苏北人界定为一个有内聚力的受偏见影响的社会类别的倾向在找对象方面得到了最具体的表现。一些托人介绍理想伴侣的人通常会提醒朋友们记住他们的择偶要求：必须不是苏北人。就连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立的婚姻介绍所也告称，上海年轻人登记择偶意向时，许多人明确表示他们不会考虑被介绍给苏北人。“除苏北人以外，人选不限”“南方人”“不要苏北人”等等是填写登记表上常见的。表格上有这样的问题栏：“你对配偶的家乡有偏好吗？”这本身就强调了籍贯持续的重要性。

许多本来是令人满意的一对在获悉一方是苏北籍人时散了伙。青年女作家王小鹰追述了她的一个表兄弟的困境，他谈了两年的女朋友是苏北人。他的母亲一听到女方的苏北口音就反对这桩婚姻，这一对年轻人于是分手。 一位年轻的苏北人愤怒地哀叹他遭到的拒绝：

那是我大学毕业后，母亲为我介绍对象一事。在我与女方见面前，双方彼此已交换过照片，对各自的条件也都满意，应该说，此事十之八九会成功的。那天，母亲带我去陕西路口的“粤海”酒家相亲。餐毕，在双方家长的安排下，我与女方一路散步到外滩。几天后，母亲传来口信说，对方不谈了。我听了有点莫名其妙，心想，难道我的相貌与照片相差得如此之远吗？又过了几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得知，女方因为听我母亲说一口“江北话”，不堪忍受才吹掉的。

还有一位年轻人，其父来自山东，其母来自扬州，他追述说，他未婚妻的父母迫使他们的女儿毁了婚约。“我的来自山东的父亲还是可以接受的，但他们就是不能容忍我母亲是扬州人因而我是半个苏北人这一事实。”一位大学毕业生对他的许多女朋友一知道他的苏北出身就回绝了他感到泄气和愤怒，以致他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步骤，要求到上海以外的地方去工作。“我一到其他地方，北方人全都尊重我，以为我是聪慧的‘南方人’，但我一回到上海，人人都嘲笑我是‘苏北人’…… 我最好还是生活在别的什么地方。”

统计数据证实了此类态度。 198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上海年轻一代苏北人大约 70%同其他苏北人结婚。 31986年上海闸北区的婚姻登记档案甚至更为极端：大约80%的填明原籍苏北的人选择苏北籍配偶。而且，不同籍贯成婚的案例中 75%的新娘来自苏北，这表明，嫁给南方人对于苏北籍女性来说就是某种形式的高攀。正如一位苏北籍的官员所解释，“我有七个女儿，没有一个愿意嫁给苏北人；她们全都希望改换门庭”。

上海人被问及何以不愿同苏北人结婚时，他们提出了几种解释。第一是把苏北人同贫困相联系。较之知识分子或中产阶级成员一听说同工人结婚就感到不屑的态度，经济地位问题的含义更复杂些。至少在工人中，苏北人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下层，作家张辛欣在她的纪实作品中对所采访的一位年轻女性的评述就是明证。这位女性的未婚夫的父亲曾反对他俩的婚姻，因为女方的家庭来自“下只角”，即上海工人阶级居住区，而男方家庭则来自“上只角”。她是工厂里的一名技术工人，她的未婚夫是一所重点中学的教师。然而对她来说，像她那样的“下只角”普通居民同苏北人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她解释说：“江北人全都从事低等职业。他们是澡堂、理发店和环卫站的杂役。如果他们的子女不做这类工作，那么他们的父母是做这种工作的。因此，你不能嫁给江北人。让那些江北人去找其他江北人结婚吧！”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同苏北人结婚被认为是社会阶层地位的向下流动。

然而，要害问题不仅仅是地位和阶层问题，苏北籍官员在为子女寻找对象时所遇到的困难说明了这一点。一位青年历史学家解释道，“苏北人问题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习俗问题”，苏北人作为伴侣之不可取，是对他们和上海人之间在习惯和习俗方面之差异怎么看的信念问题。在上海一个苏北人占优势的区里的文化站站长是上海本地人，他对为什么苏北人难以和宁波人通婚这个问题提出了如下解释：

苏北人和宁波人的习惯很不相同。宁波人要讲究得多。例如，他们做糖桃（甜汤团）：宁波人做得很小而又十分精巧，苏北人做得大而粗糙。或者如做烤麸（面筋球）：宁波人油炸得透，加糖，用油多，而苏北人不讲究调味。做素鸡（用豆腐皮做）也是这样：苏北人炸一下就吃，而宁波人还要加酱油。

他断言，这些差异可能使一对夫妻水火不相容。一位年轻妇女附议：她在登门拜访了男方的家，吃了一盘八个皮蛋的菜肴以后取消了同那个男子的婚约。“上海人会认为皮蛋是一种精品，精品应当用小量上菜。我认识到如果我嫁给这个男人，那就会非为这样的事情争吵不可。”性格上可感知到的差异加剧了这个问题：苏北人据说“直率粗放”“说话声音较响”“像吵架似的”“逻辑感不一样”“用钱小家子气”。有几个人的兄弟或姐妹同苏北人结了婚，他们抱怨说，由于生活在苏北人居住区，这些“粗俗的”苏北习俗取代了从前的文雅举止。有一个人的妻子是苏北人，他同她一起住在上海的“上只角”，他不让他们的孩子去看望住在“下只角”的外公外婆，怕孩子会染上苏北人的不良习惯。

这些关于上海人与苏北人之间文化和个性差异的信念也在住房分配上反映出来。许多上海居民会千方百计避免同苏北人毗邻而居，不论他们的经济地位或社会地位如何。一位年轻人的楼下邻居是苏北人，年轻人宣称：“没有人希望靠近苏北人住，因为他们同我们太不一样了。”他抱怨：“他们整天玩讨厌的流行音乐，他们关门砰砰响。”希望同苏北人保持距离的愿望也表现在雇用保姆上。上海静安区一家保姆介绍服务中心的主任说：“人人都宁愿要一个浙江保姆而不要安徽保姆。他们宁要安徽保姆也不要苏北来的保姆。”当要他解释一下为什么有此倾向时，他断言，问题在于有关上海人与苏北人之间文化差异的信念，使上海人讨厌家里有苏北人。

因此，从上海人的高点看问题，苏北人依然是一种不同的族群秩序：他们不仅来自不同的地区，讲不同的方言，不仅相对贫穷，没怎么受过教育而且还有不同的文化习俗和个性特征。这些差异实际是存在的，还是被上海人扭曲和夸大的（犹如19世纪中期英国人扭曲和夸大同爱尔兰人的差异），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下事实：上海居民相信差异存在。他们还在鼓吹和操纵出生地、语言和文化习俗来树立界标，从而维持我们 /他们的两类划分。

苏北人自己的看法又如何呢？他们对苏北身份的承认或接受自1949年以来是否有了变化？乍看起来，似乎苏北人已经默认了他们的地位。这种羞耻感最明显地表现为他们不大愿意承认他们的原籍。例如，我结识多年的一位学者只是在读了我写的有关上海苏北人的文章以后才终于披露了他的苏北籍。他首先赞扬我在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然后好像披露某种深藏的秘密似的悄悄说：“我父亲来自苏北，所以我其实是苏北人。”

若问苏北人有关他们家的祖籍，他们的回答具有典型性：“江苏省”。在正式证件上，苏北人也通常将籍贯填作“江苏”。 例如，1986年在闸北登记结婚的一大批伴侣都填作“江苏”而不填具体原籍。一位负责登记档案的官员指点我：“你可以肯定，凡是填写‘江苏’的人其实都来自苏北。他们就是不想让人知道他们究竟来自何地。”稍后时期，一些苏北籍人要求当地派出所官员允许他们改籍贯，以便保护他们的子女不受歧视。

即使是在正式的访谈中，当我问到被采访者来自江苏省哪个地区时，苏北人也不大愿意回答。只有在我请他们在地图上将他们的原籍地指给我看时，这才清楚他们来自苏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来自江南的人从不迟疑地宣称他们来自无锡、常州或宁波。 1980年，复旦大学历史系一位来自苏北的学生告诉她的同班同学，说她的家庭来自南京，尽管她家原籍其实是南通。小说《小尤外传》描绘了否认原籍的故事，小尤刚刚受雇于上海某出版社当厨师，他一再坚称他来自长江中的一个岛扬中，而不是来自苏北。他的上司宁波人何东海有一次问他：“小尤，你来自江北？”

“我？……不，我不是……”

“不要怕承认嘛！”何东海说，一面搅拌着鸡蛋。“新中国成立以来苏北人同任何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光荣。现在不像新中国成立以前人们看不起江北人。”

“我不是江北人，我是太平洲人！”小尤争辩道。“我说你来自江北。你强调个屁！”“你真唠叨！你才强调个屁！”小尤发火了，开始骂骂咧咧起来。

上海的苏北人往往费很大力气来掩盖其身份。最常见的办法是，他们在家外或在邻里不讲江北方言，部分是为了避免惹麻烦。但也是为了确保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们的苏北人身份。最年轻一代的成员就连在家里也不想讲苏北方言。上海淮剧团的一位导演抱怨说：“我们的孩子不想讲苏北话。即使在家里他们也只想讲上海话。”一位干街道清扫工的妇女持稍稍不同的态度：她为她的儿子能掩盖他的背景而自豪。她说：“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我们在家里讲苏北话，但一走出去，就讲上海话。我们的孩子学上海话很容易，因为他们在这儿长大，在这儿上学。我的大儿子出去时，没有人知道他是苏北人。他看起来就是一个上海人。”

语言是苏北人试图掩盖其不体面身份的最明显最常见的办法。较不常用的办法是他们同苏北文化的其他方面脱离关系。例如，上海淮剧团的成员们抱怨上海苏北家庭的年轻人不肯去观看淮剧演出。尽管电视和电影越来越普及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点，但这也反映了他们怕被指认为苏北人。一位淮剧女演员指出：“他们觉得若去观看淮剧就有失面子。”一位导演补充说，苏北人家里经常为苏北戏起内讧：年轻一代人激烈反对他们的父母想在电视上看到苏北剧目演出的愿望。这不仅是因为烦扰了他们，而且还因为他们怕家里展现苏北文化可能被别人看见。

有些人以自己是苏北人为耻的感受是如此强烈，以致有些在上海长大的年轻人竟同他们的父母完全脱离关系。有一位男子娶了一位有苏北人血缘关系的女子为妻，她是在上海的一个苏北人居住区里长大的，据那位男子说，他妻子决心同她的过去彻底决裂。她不让他们的孩子去探望住在杨树浦的外公外婆，怕孩子们受那个环境的不良影响。另一位年轻人追述说，尽管他母亲其实是安徽人，但人人都称她江北人。言外之意，他也是江北人。他后来承认，“我在童年时就知道，在上海，这个称谓是带有贬意的。因此就怕与母亲一块儿出门，即使出去，也尽量不与她讲话，怕别人叫我‘小江北’”。他到寄宿学校去读书时，他的困境才缓解，寄宿学校里没有人知道他的家庭背景，他终于得以甩掉江北人这个称号。不过有时候，他要掩盖自己背景的决心使自己陷入痛苦的境地。他追述说，例如有一个周末他探家返校，忘了带钱交住校食宿费。

无奈，我只得打电话回家，让母亲送来。那天，我上课时，眼睛老瞅着教室门上的一个窗口，下课就倚着教室的窗户向校门张望，因为我不愿意母亲用“江北话”到处打听我，而由我主动迎上去把事情办掉。上第三节课时，我似乎看到母亲苍老的面庞在门窗上闪现了一下，心里顿时紧张起来。下课铃刚响，我就一个箭步冲上去，从母亲手中接过钱，急匆匆地对她说了一句“快回家吧”，自己就返回教室里。母亲大约本来想对我说些什么，见我急得那样，迟疑了一下，也就转身下楼了。

他最后说他对自己这样粗暴地对待母亲感到愧疚，并就此结束了这番谈话。

这些要掩盖苏北背景的苦心——不愿披露自己的原籍，离弃苏北文化和语言，同双亲和亲戚拉开距离——全都证实了不易改变的看法：苏北人这个与江南上海人有差异的类别是存在的。掩饰自己的苏北身份反而更明显地暴露了对这个社会类别成员身份的承认。

有的人并不试图反驳苏北称号而是愤而谴责其负面含义，这就更为直接地反映了对苏北身份的承认。原黄包车夫程德旺是一位著名的劳动模范，他讲述了自己在本意良好的熟人说“嗨，老程，苏北人哪能像你那么好？你实际上看上去根本不像苏北人！”时的愤怒。他愤愤地追述道：“一听到人们这样说我就火了。我就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使我气得发疯。”上海一位女作家的愤怒采取了稍许不同的方式。冲着对苏北人的偏见，她义愤填膺，干脆公开声称她的出生地苏北是她的原籍，纵然她家的原籍其实是声誉更好的宁波。她在一篇题为《苏北姑娘》的文章中解释道：“我祖母说我是一个典型的宁波人，因为我的曾祖父来自宁波。 ”“不过就连我父亲也已忘了宁波是啥样子的，我只在地图上见过它。”她讲述了自己在苏北滨海县度过的孩提时代的美好回忆。她的父母在 20世纪 40年代内战时期作为共产党干部驻扎在滨海县。尽管如此，她祖母还是一再告诫她，如果她自认是苏北人，她就永远找不到丈夫。她为自己的出生地而自豪，对她祖母以此为耻感到气愤。她宣布决心只要有人问起她的籍贯她就说是“苏北”。一位同样不服气的年轻人，他已不再住在上海，他对苏北人的偏见表达愤怒的方式是，每当他造访上海时便有意讲苏北方言。

对偏见的愤怒谴责伴随着苏北人对他们的族群身份萌发出的自豪感，这同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形形色色的族群所表达的情感并无二致。认为“苏北美”的信念直接间接地表露出来。中老年人不顾子女的意愿，坚持在家里和在苏北人的邻里中使用苏北方言，这尤其证实了他们私下要维护一种文化认同而不是被同化的决心。一位环卫局工人在对滑稽表演中贬义地运用苏北方言的做法抱怨了一番后宣称，“但是我们喜欢讲我们的语言！”

这种自豪感比较明显地表现在拒绝某些人消极被动地接受那种认为苏北是一个贫穷落后、文化贫瘠的地区的流行观念，而是去探索和彰显苏北丰富多彩的历史。一位原籍扬州的理发师讲了一大堆他故乡的著名作家和官员。他骄傲地宣称：

“还有乾隆皇帝三次亲临扬州！”1984年，复旦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在对前来调查上海苏北人地位的社会学家们说：“其实稍微懂得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历史上苏北一直比江南富庶。”他对南方人的骄傲提出异议，指出苏北一度很繁华，以至于江南人移居江苏省的北半部。他说：“那时不存在江南人看不起苏北人的问题。”另一些人视线转向晚近时期的历史去 寻找苏北光荣的证据，周恩来来自苏北的淮安是最常被提及的一个事实。上海是新四军解放的战士们主要来自苏北，上海市委研究室的一位机关干部指出：“在目前区、县、局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相当数量是苏北人。苏北人分布在上海的各行各业上，在四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人在报上伸张苏北的骄傲。他写道：“其实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悦耳语言和难听语言，语言只有词汇丰富与否和语法精确与否的差别，上海话与苏北话在这两方面可以说旗鼓相当，半斤八两。……从方言向普通话靠拢这一点来说，上海话反而落后了一步。”最后，他指出了苏北方言对上海话施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