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革命战争的特殊年代，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击外来侵略战争，由于我军比较弱小，除了在军事上正面抗击敌人外，还得打击一些派遣暗藏的特务进行破坏活动，比如红军时期的“AB团”“改组派”抗战时期的“托派”“锄特”等等，因此，上级组织提出“不肃清内部，不能战胜敌人”，号召根据地“为肃清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此便是著名的肃反。
然而，在一些特定的时期，由于个别领导层思想上的主观主义，脱离客观实际，对反革命活动作了一些不正确的估计，同时，自认为一贯正确，凡不赞成支持他们的，或者是出身不好的、或因工作上的矛盾而产生各种成见与隔阂的人，来进行报复，铲除异己，以达到某种目的，以致在实际“肃反”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导致简单化与扩大化倾向，甚至无限上纲，与敌我矛盾等同混淆，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办案过程中，不实事求是，不调查研究，采用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以致发生诱供、乱供、乱捕、滥杀等严重情况，造成不少冤假错案。一些对革命忠心耿耿，在斗争中立下过不朽功绩的英雄，却在错误的肃反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当然，我军面对反动派、侵略者顽固派势力，情况复杂，难免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但值得庆幸的是，组织历来实事求是，敢于及时纠错，有许许多多的正义之士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组织纪律，反对无组织无纪律、个人独断专行；坚持相信和依靠大多数，走群众路线，遇事与群众商量；更是反对吹吹拍拍的庸俗作风；时刻警惕个人野心家投机钻营进行暗害活动，特别对人的处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不轻信口供，正汲取这些教训，这也是先进组织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今天，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位开国少将，抗日战争时期处理一起严重扩大化的特大特务组织案的事迹。这位开国少将便是汤光恢。
汤光恢，曾用名汤鹏如。1909年10月9日出生于江西永丰恩江镇柏树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是一位乡村私塾先生，他家是全村13户人家的“穷老大”，一家8口欠债度日，经常断炊，在此窘况下，他的父亲为他立下艰苦朴素，勤劳勇敢，要有远大理想的家训，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汤光恢很小就会帮着大人做家务，分担大人肩上的担子。父母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会主动提议去田里摸田螺，再把田螺装到盆里，拿到集市上去卖，换一点钱买菜吃。每到丰收的季节，汤光恢便会为地主、富农帮工，能赚一点是一点。
汤光恢11岁那一年，就开始跟着父亲读书，他学习非常刻苦，13岁时考入城三乡义务小学免费就读，15岁时考入濠上高等小学，接着以全班第一名成绩毕业，被学校留下来任初小教师，在这期间，思想先进的他接受了先进组织观念，随后正式加入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
红军在汤光恢的老家开展反“围剿”过程中，已是中学老师的汤光恢毅然弃教从戎，参加了红军，先是担任军粮站站长，为红军作战的胜利立下功勋，由于他有文化又会搞宣传工作，很快就晋升为红四军十一师宣传队长、组织干事、连指导员，在这一职务上，他非常刻苦，他率领的这个连当时每天行军打仗，晚上每到宿营地，他每天亲自到炊事班帮助淘米洗菜，烧好热水让战士们洗脚解除疲劳，为了不惊醒熟睡的战士们，他常把水端到战士地铺连，轻轻地帮助他们脱下鞋袜，替他们温脚，有的脚上打起了泡便轻轻帮他们挑开。连指导员的人性化管理机制，便全连的战士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战斗时格外勇敢，全连指战员亲如一人，所在连队从来没有发生过非战斗减员。
要知道，当时红军的反“围剿”战争也打得比较残酷，伤亡不断，不仅红军的战斗紧张，加上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生活条件也日益艰苦，红军一面大力扩红，却也面临着不少新兵逃跑的局面。这种非战斗减员现象，是各级领导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红军总部颁布专门针对逃兵的条款，明确指出：“逃跑是红军和革命战争的罪恶敌人，反逃跑斗争是保障红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工作。”其中最严厉的规定：持枪逃跑者一律枪决；组织逃跑者公审枪决；屡次逃跑造谣破坏红军及归队动员者处有期徒刑直至枪决。
更为重要的是，那时短时间扩大红军队伍，红军战士多是刚刚扔下农具的农民，农民有着极重的乡士观念，当红军打仗意味着离家远了，一些人脱离红军队伍也就难以避免了，有的人吃不得苦，有的人一心牵挂父母妻儿，这些人就干不了革命。作为一名连级干部的汤光恢自己作战勇敢，冲锋陷阵，能力突出，尤其是具有领导和组织能力，领导的连队因“无战斗减员，无逃跑落伍，无伤病员”，成为非常好的现身说法，教育了一大批红军。为此，他被军委授予“三等八一红星奖章”（此奖章为红军时期最高奖章，按照当时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说法，这一勋章的获得，可作免死金牌一次。汤将军一生以此为荣），同时他的连队也授予“巩固模范连”光荣称号。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领导能力、有理论水平，做出过很大贡献的战斗模范。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为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从延安抽调汤光恢等一大批骨干力量充实新四军领导队伍，汤光恢从延安抵达南昌新四军军部，建军完成后奔赴抗日前线，他先后担任军法处处长、锄奸部(即保卫部)部长。他担任锄奸这项重要工作的时候，他认真总结经验，先后撰写《关于锄奸政策的几个原则问题》和《关于锄奸政策的几个具体问题》，他在文章中明确：确定了锄奸四大原则：一是打击少数，争取多数；二是打击主犯，争取协犯；三是彻底肃清内奸，防止乱捕乱杀；四是重证据不重口供，建立革命的法治精神。坚持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走一个坏人”。成为当年锄奸工作的重要政策依据，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加强内部团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左四为汤光恢
其实，当时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是日伪特务、反动派特务、顽固分子、土匪、伪军、维持会，“托派”等的确猖獗，我军刚刚立足情形不容乐观；另一方面刚刚成立的锄奸保卫部门工作人员经验不足，有的甚至是幼稚、主观、夸大、推测、附会、捕风捉影，自造一些所谓嫌疑分子。同时给一些心术不正的坏人可乘之机，比如此前的“湖西肃托”事件就属于此类，既违反锄奸原则，又可能客观上制造敌人，使好干部遭受诬害，组织遭受损失。这种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就在这个时候，军部锄奸部部长汤光恢接到一份报告，新四军第一师破获一起特大“特务反动团体”，一举抓获200多名特务，接到此报告汤光恢第一时间感到震惊，一看案件宗卷又觉得令人匪夷所思，一个师充其量一万余人，有必要派200多名特务潜伏在此吗?况且一个特务的费用也不低呀，除非特务头子戴笠疯了，不然哪会安排这么多的人在一个师里，难道是汇聚在这里搞特务培训班不成?
汤光恢再一看这个200多人特务组织的“特务头子”，其人名叫王兴华，档案上记载，王兴华，山东招远县人，生于1920年9月，早年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1938年参加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19岁就在学生运动中崭露头角，参加上海学生救亡协会，任执委。后来从上海至新四军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一师，做的工作是服务团理论教员，虽然年纪轻轻，但他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老革命”了。
王兴华所处的这个战地服务团，成员来源广泛，都是一些有文化知识的人员，有不少都是青年学生，大都从事宣传、培训等工作，业务上大体分为戏剧组、歌咏组、绘画组、舞蹈组、民运组，在这些学生中，有几个表现尤为突出。如史行、黄炜、董大任，田青等人。不久以后，经过了组织考察，史行和黄炜还被批准加入了先进组织，当时，苏中三分区（一师一旅兼）反“扫荡”获得胜利，根据地扩大，地方武装随之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为了解决干部问题，将战地服务团的一些人员派至地方武装担任指导员或者队长，小队长等职务。史行和田青也下到了地方武装担任基层领导职务。可以说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团队。
这么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竟然都是这样一群年轻人，汤光恢觉得事情特别严重，问题重特别大，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于是决定亲自对“特务头子”王兴华进行审讯。看到坐在自己面前威风凛凛的汤光恢，王兴华还没开口就突然崩溃大哭，汤光恢温声对王兴华说：“不用有什么顾虑，这次只管把你的情况如实说出来即可。”王兴华哭声更大了，他一边大哭一边撩开了自己的衣裳，汤光恢一看大吃一惊，王兴华身体上密密麻麻全是受刑之后的伤痕，很多都是新鲜伤痕，甚至还没结痂。
王兴华交代，几年前在自己18岁的时候，在上海加入过一个叫“真理团”的组织，成员足有上千人。于是锄奸科认定，这些上海来的学生们，极有可能都是“真理团”的成员，他们加入新四军的队伍必然有阴谋，汤光恢的审问中，原来所谓的“真理团”，与特务完全没有关系。其成立之初就是为了反对不抵抗政策，当时上海被占领后，青年们倍感耻辱，于是便自发组织了起来成立了真理团。这个组织没有任何官方背景，也没有赞助，一切活动都是由爱国青年们自掏腰包。这次由于他挨打不过，便根据他们所要求的口供相互攀扯，于是咬出了这二百多名所谓的“特务”。那么，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又是如何呢?
原来，一开始一师锄奸部捉住了一名正想逃跑的特务，名叫黄特，此人是山东临沂人，早年因为家境贫寒，跟随父亲学习江湖术艺，后来因犯罪被迫流浪四方，1937年，机缘巧合下，他投靠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成了一名间谍。从此，黄特凭借狡诈阴险的手段和高超的伪装技巧，多次成功从事破坏活动，在敌后搞得风生水起。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做多坏事碰多鬼，黄特最终还是露出了马脚，正想逃跑时被锄奸科抓获。当他被关进这间狭小的囚室时，深知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黄特心中充满恐惧，但同时，他的心中也在暗暗盘算着，是否还有一丝生还的机会。
本来，黄特的事情十分明朗，不会有其他疑问，就等着挨枪子了，但是，此人心肠歹毒，略一思索之下，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就在他心里形成了。黄特这个人十分风流，曾经向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一名漂亮的女成员田青求爱。但是田青根本看不上他，便随便找了一个理由拒绝了他。黄特随即因爱生恨，准备报复。这次被捕之后，他立刻表示自己要交代问题，并且指认田青是自己的上线！
再说这田青，是上海某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人长得漂亮不说，还是文艺方面的高材生，她1938年加入新四军，担任战地服务团的文艺宣传工作。由于她的才华和能力，很快就赢得了上级的赏识。然而，在1940年，由于战地生活的艰苦，她一度选择了离队。不过，田青并没有背叛组织。1941年，她带着一批进步学生重新回到新四军，继续为部队服务。
锄奸科一听说是田青是特务领导，几乎就信了大半，田青早就被锄奸部怀疑了，最近更是一直派人盯着，田青的作为的确是太惹人生疑了。因为田青之前是战区学生，后来积极加入了新四军，后直接擅自离队了，后来倒是又回来了，但是回来之后很快又因为对组织的安排不太满意，又擅自离队了，这次离队后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她的消息。之后，上海来了200多名青年加入了新四军，田青就在这里边，这已经是她第三次归队了。
有经常擅自离队的前科，再加上这个敏感的阶段背景，田青一回来就被锄奸部就不淡定了，因为部队不是旅馆，不能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要是人人像她一样，那还了得？于是，组织便召开会议，批评了她一顿，会议上，田青积极承认错误，组织上也就没有追究。
从上海到新四军根据地的路上，性格外向的田青对黄特颇为照顾，两人走得很近，黄特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年轻貌美、善解人意的女子，就向她表达爱意，但遭到田青拒绝。黄特由爱生恨，这才决定诬陷田青。田青抓了起来后，锄奸科长亲自审问，为了扩大“扩大战果”，深挖其上级，便继续用刑，被打得坚持不住的她只好胡乱招供，只得根据他们提供的说她确实是军统派来的，还交代了自己的同伙史行和董大任。
史行和董大任被抓后，又供出一批人，拿到这份“特务组织”名单的锄奸科长，自然以为是“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便特务觉得“隐藏得很深，活动面很广”，问题非常重大，当即决定重加大审讯力度。大搞逼供信，连日来受尽酷刑的那些所谓特务成员，根本无法忍受，于是根据点名的模板，又写了一份所谓的“特务”名单，接着根据他提供的这些名单，又抓捕这些供出的人，依样画瓢列举出下一组织的名单，逮捕了这些人以后，照例又是连日施行严刑审讯，他们除了逼使受审的人必须承认自己是特务外，还有上级跟下级，就这样，二百多人的庞大特务组织就形成了。原因是王兴华的“真理团”也被定性为托派特务组织，最后归结到王兴华这个最大的特务头目。
当然，一开始王兴华坚决不承认“真理团”是特务组织，但在反复的严刑逼供下屈服了，随口供出在上海参加“真理团”的有上千人，来新四军的都参加了“真理团”。一口气抓了这么多特务，破了一个“大案子”，第一旅锄奸科的同志兴高采烈，积极准备材料上报。后经汤光恢动用人脉，请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帮忙调查这200多名学生的情况，以及他“真理团”组织的性质及活动情况，同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也发来电报，说这200多人中，只有2个特务。这2个特务，一个是之前就被抓起来的黄特，另一个是一个叫刘年的女学生，其他人全是无辜的，受牵连的人都顺利出狱，保住了性命。。终于给所有的人洗刷了冤情。
这一天，汤光恢找王兴华谈话，头一皱对他说：“既然你不是特务，那就不该胡说，害了别人。”“唉，我实在扛不住啊！”王兴华哭着解释。汤光恢考虑到王兴华被审查时受了不少委屈，动员他回上海，但他坚决不肯离开部队。为了让他有一个新的人际环境、心情舒畅地工作，汤光恢将他从第一师调到第三师，并特别叮嘱第三师锄奸部要对他关心、爱护、帮助。
晚年汤光恢将军在南昌
接着，王兴华后随三师到东北，在汤光恢的直接关心下，成长很快，先后担任过干部大队副大队长，原松江省巴彦县县长，木兰县委书记，东北局南满新区土改工作团委员、工作队队长，辽宁省辽中县委书记，东北局组织部秘书，中央组织工作者赴苏联参观团秘书。建国后，王兴华先后任哈尔滨市委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工交政治部主任，哈尔滨市委常委，哈尔滨电机厂“革委会”副主任、副书记、书记，后调任哈尔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黑龙江省经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常委，成为一名副部级领导干部。
晚年的时候，身为副省级干部的王兴华特意从东北赶到江西南昌为汤光恢过一次生日，见面时说“汤老将军，当年若不是您秉公办案，我早就含冤而死了，我的命是您救的！”王兴华很快便红了眼。汤将军却说道：“当年的事情你不要感谢我，是组织上派我处理的，你要做的是感谢组织。”“特务头子”王兴华算是一位幸运儿，但是，迟来的正义终究还是迟来了，令人遗憾的是，先前被当做特务抓起来的史行、田大任等人已经牺牲了，虽然是后来评为烈士，但令后人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