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毛泽东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前后相继的领袖人物，他们都为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奉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对于孙中山，毛泽东十分敬重，始终怀有深厚感情，并给予高度的评价，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演说中，对孙中山的思想、实践与人格精神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述。透过这些论述，既可看出毛泽东作为史学家的史德、史识与史才，也可感受到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气魄、胸怀与远见。
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年），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中国国民党总理、广州革命政府大元帅。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创办黄埔军校。同年11月，应北京政府邀请，他扶病北上讨论国事，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中国的统一与建设的主张，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势力做不懈斗争。
因积劳病剧，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遗体暂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1929年安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园。遗著辑为《中山全书》《总理全集》《孙中山全集》等刊行。
早年毛泽东曾追随孙中山
孙中山
毛泽东早年曾追随过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1911年春，毛泽东考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他从报上看到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便在学校墙壁上贴出一篇文章，表示支持革命党人推翻清朝政府和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请孙中山担任新政府的总统。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月底，毛泽东毅然投笔从戎，参加驻长沙的起义新军。两个月后，清王朝宣布退位，人们普遍认为革命已经成功，毛泽东也觉得参军的目的已经达到，随之从军队中退出。他后来回忆说：“辛亥革命以后，谁要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本人也参加了这次民主革命。”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主要讨论国共合作问题，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毛泽东先后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中央宣传部、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过。
1924年1月，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期间，毛泽东聆听过孙中山的多次讲演，三十多年后，即1956年11月，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回忆说：“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定的候选人名单中就有毛泽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大会闭幕以后，毛泽东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担任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
在上海执行部工作期间，毛泽东还于1924年3月负责黄埔军校上海地区考生的招生复试工作。他后来回忆说：“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招过一期学生，地址是上海环龙路44号。”由于受国民党右派的干扰，毛泽东感到难于开展工作，加上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于当年12月请假回湖南韶山“养疴”。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共合作的局面在十分复杂的情况下维持着。这一年的9月，毛泽东从湖南来到广州，经汪精卫推荐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山舰事件以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会议通过此案后，毛泽东于1926年5月25日离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岗位。
1926年3月19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批准他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自从离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岗位以后，毛泽东全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农讲所这一届学员共有300余人，当年9月11日毕业。
1927年4月12日，上海大屠杀的枪声宣告了蒋介石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叛变。此后不久，孙中山亲手缔造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破裂，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武装反抗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的道路。毛泽东于是年秋在湖南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并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著名诗人柳亚子由此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兴奋地撰诗赞誉毛泽东：
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
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墓草青”指孙中山的陵墓，“湘南赤织”指毛泽东领导的工农武装。诗中把孙中山和毛泽东并称为中国的两“列宁”。
毛泽东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当时在长沙读书的毛泽东参加了起义的新军，成为这场伟大革命运动的一分子。后来，毛泽东非常重视辛亥革命，他仔细研究了辛亥革命的全过程，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对辛亥革命给予了极高评价。
毛泽东的许多著名著作，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矛盾论》等，都提到了有关辛亥革命的问题。特别是195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毛泽东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发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发动和领导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伟大的历史功绩。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还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开创了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阶段，带来了人民精神思想上的空前大解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觉悟，加速了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承认他和他的同志们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孙中山所领导的事业及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他《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摆正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
1954年9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后的讲话中，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评价了辛亥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他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几次性质不同的大的革命：第一次，是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类的生产和社会大进一步。第二次，是封建地主革掉奴隶主的命。
第三次，是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阶级的命，也就是民主主义革封建主义的命。在中国，就是辛亥革命。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根据毛泽东的评价，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尝试，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这场革命比以往任何一次革命都更带有资产阶级革命的色彩。关于辛亥革命的对象，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
中国人民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所以说辛亥革命是革清朝的命，这好理解，而辛亥革命也革帝国主义的命，经毛泽东这样一点明，就使人明了了。毛泽东肯定了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性质。
关于旧三民主义的革命性，毛泽东指出：“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旧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整整动员了一代人参加伟大的民主革命。
关于辛亥革命时产生的“临时约法”，毛泽东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
关于临时大总统，毛泽东指出：“大总统，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凯取消了。”
关于武装起义，毛泽东指出：“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到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成果等都进行了精辟的分析，给予科学的、全面的评价和肯定。
毛泽东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典范，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讲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更为明确地指出：“说到革命的准备，1921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辛亥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做了前期准备，是毛泽东科学地、历史地评价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一个重要观点。
其实，辛亥革命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酝酿和准备。在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各阶级都试图用自己的意愿来改变中国的命运。首先是农民阶级，他们于1851年发动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作为他们改变中国命运的蓝图。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但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斗争终归失败了。紧接着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走改良救国道路，他们从西方引进了“西学”，并于1898年发动了“百日维新”，但终以“戊戌六君子”殉难而告终。历史证明，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孙中山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通过武装斗争手段，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道路走对了。在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资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同盟会，并制定了“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政纲，即三民主义。在准备阶段，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腐朽的清王朝进行深刻揭露批判的同时，还同改良派从理论上、思想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使资产阶级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他们又进行了多次武装起义，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迎来了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革命派掌握了中央政府的政权和一部分军队。
然而好景不长，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革命派便被迫把权力交给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代理人袁世凯，辛亥革命以妥协而失败。“革命尚未成功”，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
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来之不易，而失去的却是那样的迅速。它留给人们的是更多的思考和探索。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曾做过深刻地反思，他说：“放弃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后来他又说：“决不能又蹈从前的覆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以后应该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并且要知道，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
然而，真正科学地、历史地总结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和经验教训：
其一，毛泽东从领导辛亥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本身，来分析辛亥革命的失败。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两面性”，是辛亥革命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他说：“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敌人的妥协性。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在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就不难理解辛亥革命为什么因妥协而失败了。
其二，毛泽东从解决农民土地，调动广大农民参加民主革命的问题上，来分析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个问题是毛泽东最重视、最关心，也是观察最敏锐的问题。在毛泽东早期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曾尖锐地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后来毛泽东又指出：推翻清朝以后，孙中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比如没有满足人民对土地的要求，对反帝的要求。他也不晓得镇压反革命，当时反革命到处跑。后来他就失败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之手。毛泽东的分析是很中肯的。
其实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就有“平均地权”的主张。这一主张，在客观上能产生动员农民参加民主革命的作用。辛亥革命中除了会党、新军外，还有一部分工农群众参加了，所以能一举推翻清朝反动统治。但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没有及时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这样，就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所以他失败了。一直到北伐战争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才又调动了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北伐战争才得以蓬勃地发展起来。
其三，毛泽东从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来分析辛亥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深刻根源。
毛泽东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
天下为公
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其思想的精华是三民主义。对于三民主义，毛泽东做过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不仅论述了三民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而且阐明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三民主义应持有的态度。
毛泽东概括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不是一下子就有的，开始只是一民主义，后来有了二民主义，最后他到欧洲去跑了一次，看见欧洲发生了社会问题，工人要打倒资本家等等情形，他又想了一个民生主义出来，这样才集合成为三民主义的。”毛泽东的这一简洁的描述，基本上反映了三民主义形成的客观情形。
19世纪末期，孙中山对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感受最为强烈的是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兴中会的誓词就表明了这一点。伦敦脱险之后，孙中山“暂留欧洲”，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仔细考察了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情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
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孙中山的这段自述与毛泽东的概括大体是吻合的。
对于三民主义形成的社会基础，毛泽东做过明确的论述。他指出：“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他“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这一论述揭示了三民主义的产生、形成与客观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对于三民主义产生、形成的实践基础，毛泽东也做过生动的论述。1938年8月，他在中共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学校以外是一个大学校，那里的东西多得很，学之不尽，取之不竭。孙中山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一套，不是从学校里来的，而是在大学校里学的。”这里所说的“大学校”，主要是指孙中山发起和领导民主革命的实践。
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还说：孙中山“在学校里的时候，并没有三民主义。大家知道他是学医学的，他的三民主义是出了学校之后才有的”。可见，毛泽东非常重视革命斗争的实践在三民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毛泽东还论及了三民主义产生、形成的理论渊源。孙中山自幼崇拜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对洪秀全所设计的人类社会的理想蓝图做过较高的评价。他说：“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但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是。”洪秀全的主张对孙中山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是三民主义萌生的一个理论渊源。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领袖农村无产阶级向清朝贵族及地主阶级作农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孙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渊泉。”
毛泽东不仅论述了三民主义的形成，并且进一步说明了三民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指出，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对三民主义所做的“真释”及在其遗嘱中所提出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
毛泽东指出，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
在对三民主义做了正确的新旧区分后，毛泽东着重高度评价了新三民主义。他指出：新三民主义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是实现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三大理想的三民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
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新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就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是“互相联结不可分离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互相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现民族主义”。
毛泽东认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个主义比较起来，既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地方。就相同的部分来说，两个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是不相冲突的。毛泽东提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就是民权主义的国家，大体上是孙中山先生早已主张了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
毛泽东还指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目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时代的正确的主张，我们进行土地革命也不过实行这一主张而已。在工商业问题上，我们完全同意孙中山先生节制资本的主张，“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实现工业化有三种方式，就中国的一般条件来说，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毛泽东看来，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与孙中山的主张也是一致的。
毛泽东在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相同部分充分肯定的同时，也科学地指出了它们之间的不同。他反复强调：第一，两者的相同主要是在政纲上，宇宙观和阶级属性各不相同。第二，两者政纲的相同也只是限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整个革命政纲来说，两者不尽一致。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三民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但“三民主义本身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第三，两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政纲，也只是在若干原则上一致，并不是完全一致，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实践进一步总结和完善的“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第四，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政纲的基本相同，是就新三民主义来说的，“如果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那就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什么基本上相同之点”。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要在理论上承认与实践上实行三民主义，首先，必须研究三民主义。他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研究如何使三民主义具体地见之实施，研究如何用正确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大众，使之由了解而变为积极行动。”研究三民主义，是理论上承认与实践上实行三民主义的基础。其次，必须信仰三民主义。毛泽东认为，信仰三民主义与信仰共产主义是不相冲突的。
1937年3月，当史沫特莱向毛泽东问及他“对于三民主义的态度”时，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老早就是信仰三民主义的。”再次，必须区分真假三民主义。毛泽东提出，真三民主义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假三民主义则是勾结帝国主义、压迫老百姓、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的“三民主义”，我们“要用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坚持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他在1939年6月的《反投降提纲》中指出：“三民主义旗帜与三民主义共和国口号是一定要坚持的，这是党的基本任务。”这就把坚持三民主义旗帜提到了“党的基本任务”的高度。
在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及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说：“要三民主义是一个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也要把孙中山当作自己的旗帜”。“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他还指出：“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
总之，毛泽东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做出了科学而又审慎的评价。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构建自己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才成功地实现了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毛泽东评孙中山方略主张
孙中山
毛泽东对孙中山的政治、经济、军事、宣传、民族、外交等一系列方略主张，也进行了评说和分析。
政治主张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我们的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孙中山在其所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毛泽东呼吁：“这是孙先生的伟大的政治指导。
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须尊重这个指示而坚决地实行之，并同一切违背和反对这个指示的任何人和任何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借以保护和发扬这个完全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
经济主张
毛泽东说，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符合孙中山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中山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中山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毛泽东在经济政策上，完全同意孙中山的这些主张：“按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须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军事主张
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到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后来的海军南下，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1924年，孙中山说：“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
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八路军、新四军正是因为实现了这种方针，成了‘国民之武力’，就是说，成了人民的军队，所以能打胜仗。国民党军队在北伐战争的前期，做到了孙先生所说的‘第一步’，所以打了胜仗。从北伐战争后期直至现在，连‘第一步’也丢了，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所以一天一天腐败堕落，除了‘内战内行’之外，对于‘外战’，就不能不是一个‘外行’。国民党军队中一切爱国的有良心的军官们，应该起来恢复孙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军队。”
民众政策
1925年，孙中山在其遗嘱中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对此，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力剥夺得干干净净。”
民族政策
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对此，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政策”。
联俄反帝主张
毛泽东认为孙中山是向西方学习的代表，但是，帝国主义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变坏，环境使人们无法生存。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
毛泽东指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孙中山临终时讲的那句必须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的话，早已反映了这一种经验。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不仅一一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
毛泽东呼吁道：“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要记着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去找。”“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
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显然不是。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拼命，当然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论孙中山的精神
孙中山青少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私塾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孙中山尽管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他血脉里流淌的毕竟是中华民族的血液。孙中山的思想与实践，处处洋溢着大中华的风貌与美德。毛泽东十分推崇孙中山的精神，认为它是“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之一，我们要“接受这个遗产”进而“发扬光大”。毛泽东对孙中山精神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孙中山的爱国主义精神
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孙中山首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一生热爱祖国，始终致力于振兴中华。“天下为公”的古训是公认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思想。孙中山受到了这种传统思想的熏陶，不仅以“天下为公”为座右铭，而且告诫青年学生：“诸君志愿，须求大家之利益，办大家之事业，不必计较私人之利害。”为了实现“求吾民真正之幸福”的崇高理想，孙中山不惜失“谋生之地位”，去“固有之资财”，倾家荡产，长期流亡异国他乡。
在个人生活上，孙中山也是一贯以淡泊自持，以简朴自励。纵观孙中山一生，正如他在《家事遗嘱》中所言，自己尽瘁国事，不治家产，毕生追求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不计个人安危、荣辱、得失。对于这种非凡的奉献精神，毛泽东在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而写的文章中，也做出了肯定和赞美：“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孙中山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孙中山先生身上有着鲜明而又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孕育的一种吃苦耐劳、奋勇拼搏的精神品质。孙中山在回顾自己奋斗历程时曾深有感触地说：“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由此也足见其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
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孙先生的伟大，还在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与革命精神，没有这种毅力，没有这种精神，他的主义与政策是不能实现的。”他还说，在孙中山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经过了多少艰难曲折，然而孙先生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当着多少追随者在困难与诱惑面前表现了灰心丧志乃至投降变节的时候，孙先生总是坚定的。孙先生是坚持其主义的。
在他一生，他的三民主义只有发展而无弃置。”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在追忆革命先贤时仍这样评价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可见，毛泽东对孙中山的坚韧精神，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认为这种精神表现了孙先生伟大革命家的风范。正因为如此，他要求一切共产党员、爱国同胞，在革命实践中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
孙中山的谦逊精神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的确，孙中山既自尊、自信，又能谦逊待人、处事，颇具谦谦君子的风度。
毛泽东教育共产党人：“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五十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从这里可进一步看出，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谦逊精神是认同的、推崇的。
对于孙中山的缺点与不足，毛泽东也予以了充分论述。
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说：“孙先生这种三民主义，和我党在现阶段上的纲领，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一文中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采取分析态度，不能否定一切。毛泽东主张，对于孙中山的错误和不足也不能一概否定，而要对其做具体分析，找到犯错误的原因。虽然孙中山没有看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在发动革命的时候，他更多的是依靠某些军阀和少数革命党人的力量，没有形成最广大、最强有力的革命同盟军，没有注重从思想上加强对革命政党的建设，从而没有使革命党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等。
然而，这是与在中国当时特殊的国情下，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密切相关的。并且，中国的革命者对于中国革命的正确认识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通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成功的考验，经过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一步步成熟起来的。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最早的探索者之一，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不可能完全避免这些错误。
正如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挥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毛泽东对孙中山的思想、实践与精神所做的客观评说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这些论述揭示了孙中山思想的光辉，既褒扬了他实践的功业，称颂了他精神的高尚，同时又指出他的局限与不足。这些评论，这些分析，为毛泽东继承孙中山又超越孙中山奠定了基础，也为我们今日科学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