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无论从何种角度去审视，在明代，所有事务，归根结底都是由皇帝来最终定夺。在那个时代，皇帝被视为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一切决策的权威性皆源自于他。然而，皇帝一人之力，纵使拥有无尽的权威和权力，也决然难以掌控如此繁多复杂的事务。

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机器，仅靠一个核心部件是无法保证其顺畅运转的。明代的国家事务包罗万象，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都需要精细的管理和决策。比如经济方面，税收的征收与分配、商业的规范与发展；军事上，军队的调度、战略的制定；文化领域，科举制度的推行、学术思想的引导等等。

因此，我们不得不深入探讨一下皇帝的秘书处。这个秘书处，犹如皇帝的左膀右臂，协助皇帝处理各类事务。它的成员往往是经过精心选拔，具备卓越才能和丰富经验的官员。他们承担着收集信息、分析情况、提出建议等重要职责，为皇帝的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参考。

在明代，皇帝的秘书处，于当时被明确地称作“内阁”。而其中担当秘书角色的，则被称为“内阁大学士”。要知道，皇帝身处宫中处理政务，面对浩如烟海的各类事务，仅凭其一己之力是难以应付周全的，故而迫切需要若干秘书从旁协助。

这些内阁大学士们的办公之地，分布于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以及文渊阁、东阁这两阁。由于这些地点皆处于内廷之中，也正因如此，这些人员便被冠以“内阁学士”或者“内阁大学士”的称谓。值得一提的是，内阁学士原本的官阶仅仅为五品。相比之下，六部尚书的官阶却是二品。从这一官阶的差异就能清晰地看出，内阁学士在整个朝廷当中的地位着实不算高。

就拿上朝排班这一具体事例来说，大学士的朝位班次明显处于尚书的下方。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当时朝廷权力结构和地位差异的直观体现。例如在处理重要的国家事务时，尚书往往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在一些重大决策的讨论中，尚书的意见往往更能引起皇帝的重视和采纳。

现今且来谈一谈这些大学士究竟从事些什么样的事务呢？在明太祖时期，内阁学士大体上就仿佛是皇帝的顾问。每当皇帝在处理政务时遇到不太明晰的情况，能够随时向他们进行询问，倾听他们所提出的意见，以此作为皇帝决策的参考。

要知道，奏章的批答，在往昔乃是宰相的职责所在，然而到了此时，却成为了皇帝的事务。皇帝毕竟精力有限，无法对每一份奏章都亲自动笔批答，于是便会口授给大学士，让他们代为写出，这便是所谓的“传旨当笔”。

具体来说，由皇帝明确吩咐下来，这件事情应当如何处理，那件事情应当怎样批答，大学士们仅仅只是依照皇帝所表达的意见进行书写记录。所以从道理上来讲，大学士说到底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罢了。

例如，在处理一些涉及到国家财政收支的重要奏章时，皇帝会先根据自己的思考和判断，确定大致的处理方向，然后向大学士详细阐述，由大学士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文字批答。

据相关的当时统计资料显示，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开始，一直到二十一日，在先后这短短八天的时间里，来自朝廷内外各个官署送达至皇宫之中的章奏，总计达到了一千一百六十件之多。在每一件奏章里面，有的仅仅讲述了一件事情，而有的则讲述了两三件事情，累计起来，一共有着三千二百九十一件具体的事务。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众多的章奏和事务，主要是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广袤，方方面面的事情都集中汇聚到了中央。中央政府需要预先知晓和处理的事务，自然而然就变得繁多起来。

回想遥远的秦始皇帝时期，就已经把天平秤用来衡量公文的重要程度，皇帝自己仍然天天忙碌到深夜都不得休息，更何况是到了明代呢？

在那个时候，在遥远的西方，还未曾出现如今这般现代且像样的英国、法国等国家。像西班牙、葡萄牙那些小国家，暂且不论其疆土面积是如此狭小，就连政治规模也简单到令人怜悯的程度，这显然是根本无法与幅员辽阔、事务繁杂的中国相提并论的。

比如说，中国的一个行省所涵盖的地域和人口，可能就超过了西班牙或葡萄牙整个国家的规模。在治理这样广袤的疆土和众多的人口时，所面临的问题和需要处理的事务自然是极为复杂和多样的。从税收的征收、水利工程的建设，到治安的维护、文化教育的推广等等，每一项都需要中央政府进行统筹规划和决策。

试问在当时那样偌大的一个国家，每一件事情都要经过皇帝亲自批核，这无疑是极为困难的。我们不妨试着看一看北平的故宫，其前面的三大殿，乃是举行朝会的场所；后面诸如乾清宫等宫殿，则是供皇帝住宿休息之用。皇帝每天都需要前往前面的宫殿来处理政务。

这两地之间的距离着实相当遥远，况且北平的气候条件特殊，九月就开始结冰，一直要到次年的二三月才会解冻，尤其是在早上，天气更是寒冷异常。而依照中国政府的传统习惯，举行会议和上朝，总是要在日出之前进行。早上天还没有亮就要举行朝会，皇帝也必须在黎明时分就起床准备，一直等到太阳出来才散会。

一般的官员，大多居住在宫城之外，距离遥远的甚至住在像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等地方。他们早上要急匆匆地跑进皇宫，有着很长的一段路程要走。往往是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仆人，手中掌着一盏灯笼，四更五更的时候就要出发赶路。到达紫禁城之后，还得下马步行。能够依旧被准许骑马进入的仅仅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所有人一律都必须先到达朝房，安静地等候皇帝上朝。

皇帝出来的时候，天色往往还没有大亮。尤其在遇到天气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可没有近代那样先进的防寒设备。所谓的火炉也很是简陋，生些炭火，也不过是摆摆样子罢了，实际上起不了太大的保暖作用。

按照明朝的制度，一天有三次朝会，分别称为“早朝”“午朝”“晚朝”。如此一来，皇帝就要三次出面接见群臣以及民众。

就拿早朝来说，官员们在黑暗寒冷中匆匆赶路，心中或许还在思索着即将汇报的事务。而皇帝在黎明前的寒冷中起身，坐在威严却冰冷的朝堂之上，听取各方的奏报。午朝和晚朝亦是如此，尽管时间不同，但皇帝和群臣都要克服诸多不便和困难。

在明朝的制度中，常朝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被称作“御殿”，另一种则被称为“御门”。御殿，也被称为内朝，乃是在大殿之内进行朝会议事。而御门则是前往奉天门，就在那阳台上，不仅群臣能够参与，甚至连老百姓也有机会见面并发表言论。

如今在西方国家，每逢有重大的集会，领导人还有在阳台上发表讲话的风气，我们会称这体现了一种民主政治的精神。实际上，清朝故宫的午门，原本也是预备着供皇帝和民众见面所用的阳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制度在清朝并未得到实行，但在明朝却是切实存在的。

皇帝一天竟然要上朝三次，这其中蕴含着多少的麻烦与繁琐！明太祖作为开国皇帝，这天下乃是他亲自率军征战得来的。在往昔，他曾是皇觉寺的和尚，扫地、挑水之类的杂活都亲身经历过；正因如此，他具备这样充沛的精力，能够成为一位独裁的皇帝，事必躬亲地处理各种政务。明成祖同样也是亲手打天下，他本是被分封出去的藩王，从北京一路打到南京，篡夺了皇位；他同样拥有足够的精力能够亲自裁决各种庶务。

然而，再往后的儿孙们，自幼生长在深宫内苑之中，缺乏锻炼与磨砺，精力逐代萎缩，便无法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亲力亲为。甚至连天天出来上朝接见群臣都难以做到。倘若今天不上朝，那么明天的事情就会衔接不上。事情一旦衔接不上，总不能让文武百官一直在那里长久地等待。而且也不能出现群臣们发表了意见和建议，皇帝却无言以对、无辞可答的尴尬局面。后来，皇帝便只好选择偷懒，将政权交付给内阁。于是，内阁的权力便慢慢地增重起来。

比如说，到了明朝中后期，有些皇帝沉迷于享乐，长期不理朝政，内阁大学士们便承担起了更多的决策和管理职责。像嘉靖皇帝多年不上朝，国家的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内阁的运作。

不过，虽说内阁的权力逐渐增重，然而他们的官阶依旧处于较低的水平，仍然只是五品而已。也正因如此，通常情况下，内阁大学士往往都由尚书兼任。如此一来，内阁学士自身的地位虽说不算高，可尚书的地位那是相当高的。

与此同时，就如同宋代的情况一样，他们都设有经筵讲官。“经筵讲官”的职责是教导皇帝或者太子读书，可以说那是皇室成员的老师。由曾经担任过这些官职的人来兼任内阁大学士，自然而然地，和皇帝的关系就不仅尊贵而且亲近了。

比如说，某位尚书兼任内阁大学士后，在处理政务时，凭借其尚书的高位和丰富的经验，能够更有权威地提出建议和决策。而曾经作为经筵讲官的经历，又使得他们在皇帝心中有着特殊的信任和亲近感。

然而，在明朝时期，大学士所拥有的官衔，自始至终都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这样的形式，例如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类的表述。实际上，他的本职官位依旧是尚书，大学士这一职位始终只是一个兼职。即便是一直到明代走向亡国之时，大学士在官品等级上依旧只是一个五品官。

不过，在上朝的时候，他凭借着以尚书的身份并且兼任大学士，已然能够站在其他尚书的前面了。然而，如果按照制度的正规准则来论说，他之所以能够被尊崇，其尊崇之处在于他的本职官位，而非在于他的兼职。

举例来讲，某位大学士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可能会因为其尚书的本职而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权力调配能力，但在制度的明确规定上，大学士这一兼职并未赋予他超越本职尚书的绝对权威。

然而，在明代，大学士在官职上的地位虽说相对较低，但是他们在政府当中所拥有的权力和责任却相当之高。这是由于一切的奏章政事，包括查看详审、批驳答复等环节，都需要经过他们的处理。

在太祖、成祖的时代，皇帝亲自处理各种事情，只是口头吩咐大学士代为执笔书写，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士自然就如同一个纯粹的秘书。

然而后来，皇帝逐渐变得年轻且缺乏足够的阅历和知识，对于诸多事务都需要咨询大学士的意见；而且由于皇帝自身对于政务的不熟悉和不自信，也惧怕和大学士们频繁地见面交流。于是，朝廷内外所有的一应章奏，首先要由大学士进行查看审阅，然后大学士会拿出一张小签条，在上面写出他们的意见，将其附贴在公事之上，送进宫里，接下来再由皇帝仔细阅读并做出最终的决定。

这在当时被称作“条旨”，其含义就是向皇帝分条提供和贡献意见。又被称为“票拟”，意思是说用一个小小的条子（也就是票）来拟定相关的意见，呈送给皇帝加以斟酌考虑。等到皇帝自己看过之后，把这条子撕掉，亲自使用红笔进行批注下达，这被命名为“批红”，也称为“朱批”。批好之后拿出去，这便成为了正式的谕旨。

比如说，在某个具体的政务处理中，大学士针对边疆的军事防御问题提出了详细的分析和建议，写成条旨或票拟送进宫里。皇帝在仔细思考权衡后，进行批红，决定采取其中的某些策略，从而形成了具有权威性的谕旨，下达给相关部门执行。

在唐代，所有的政令都是由宰相精心拟定，然后呈送给皇帝进行画勅。这意味着宰相在政策的制定和规划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皇帝则在最后的决策环节给予认可或者提出修改意见。

在宋代，情况有所不同，是宰相向皇帝上劄子，首先要获得皇帝的同意或者批改，之后才能正式拟旨。这种模式下，皇帝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度相对更高，宰相的权力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而到了现在的明代，则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局面，一切诏令全都出自皇帝的亲自旨意，大学士仅仅是替皇帝个人提供协助和服务，全部的责任都落在了皇帝的身上。然而，当皇帝出现失职的情况时，却并没有切实有效的办法来加以纠正，算起来只有给事中有时能够进行封驳。但给事中终究只是太小的官位，又怎么能够拗得过皇帝呢？

比如说，在某些具体的案例中，给事中虽然提出了反对意见，但由于其地位卑微，声音往往被皇帝所忽视，无法真正改变皇帝的决策。

所以，从整体上看，明代的制度，可以说是由皇帝实行独裁统治了。不过，在碰到重大事情的时候，皇帝还是会来到文华殿、武英殿，和那批大学士当面进行商量探讨。只是那些小事情、不太重要的事务，由内阁写好了条子送进皇宫，交给皇帝慢慢地进行批示。

但我们应当知晓，明代的天下，延续了将近三百年之久。最初的时候，皇帝还亲自参与内阁事务；后来，有一些皇帝不经常前往内阁，于是便由内阁进行条旨、票拟，然后送进去等待批示。甚至有几个皇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管事，由于不管事进而更加不能管事，渐渐地就变成害怕见到大臣了。

于是，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他们不再前往内阁，一切公事都必须送进宫里去处理。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在位做了几十年的皇帝，竟然有二十几年未曾上过朝，政府里的大臣都没有能够见到他一面。当时民间有人传说他抽大烟，至于真假难以确切知晓，不过这也很有可能。

自宪宗成化以后，一直到熹宗天启，前后历经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未曾召见过大臣。然而，我们也不能将所有的过错都归咎于这些皇帝本身的不好。因为他们的精力、智力毕竟有限，天天被困在深宫内苑之中，却要处理裁决一应国家大事，这是何等艰难的事情！也难怪他们会害怕面对事务，选择偷懒，逃避不上朝。

比如说，有的皇帝自幼生长在宫廷之中，缺乏对民间实际情况的了解，在面对复杂的政务时难免会感到力不从心。

我们只应该怪罪明太祖所订立的那项制度不好。那就是废除宰相一职，而由皇帝来独裁政事，这样的制度实在是不可取的。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由于皇帝和内阁之间缺乏直接的面对面交流，于是在他们二者中间的接触过程中，就多出了一重太监上下其手、从中作梗的机会。

皇帝有事情需要交付处理时，会先交给太监，然后再由太监转交给内阁。同样地，内阁有事情要呈报，也是先送达太监处，再由太监上呈给皇帝。

在这样的运作模式下，太监就渐渐地掌握了权力。甚至有的时候，皇帝嫌处理公事太过麻烦，自己不愿意亲自批办公事，而是私下授意让太监代批。如此一来，“批红”的实际权力，便落到了太监的手中。太监摇身一变，成为了实际上的皇帝，掌控着政府一切最高和最后的决定权。

比如说，在某些关键时刻，太监凭借手中的权力，擅自决定国家大事的走向，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遇到那些懒惰的太监，不愿意批办公事的时候，这些重要的文件便被他们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来使用。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黑暗腐败现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唯有明代才有。

从制度根源上探究，明代这种独特的权力结构为太监弄权提供了土壤。

太监的领袖被称为“司礼监”。在明代政治制度最为糟糕的时候，司礼监简直就是真正的宰相，甚至可以说是真正的皇帝。

当初太祖制定制度之时，一方面废除了宰相一职，另一方面其实也预防到了太监参与政事的可能性，所以在洪武十七年，特意铸造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悬挂在宫门里面。由此可见，太祖的内心是十分清楚明白的，废除了宰相，由皇帝来实行独裁统治，而太监由于接近皇帝，很容易就会弄权乱政。

这就如同汉武帝将相权揽在宫中，也预见到了嗣皇帝年幼，容易招致皇太后干预政事，所以要先把母后赐死。像这样可能产生的流弊，他们都是有所想到的。

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设立宰相，这件事情他的后人严格遵守了，自始至终都没有胆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这一规定，他的后人却并没有遵守。

比如说，在明代的某些时期，太监通过操纵皇帝的决策，干预官员的任免，掌控国家的财政大权，使得朝政混乱不堪。

明代的太监干预政事的程度，要比任何朝代都来得更为厉害。这种情况又哪里是太祖当初所能预料得到的呢？

在这种极为复杂且艰难的情形之下，外面的局势被弄得毫无头绪、束手无策。内阁学士倘若真心想要做出一些实事，也必须首先与太监相互勾结。这是因为内阁根本见不着皇帝的面，如果不与太监联合起来，那么一切政事都无法传递到最高层。

明代有一位声名远扬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是近些年来人们所推崇的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之一，但即便是他，也只能通过与太监结合，才能够掌握实际的权力。

在神宗万历尚未成为皇帝的时候，张居正便是神宗的师傅。神宗登基做了皇帝之后，张居正既是当朝皇帝的老师，而且还是内阁大学士，然而这位先生却见不到自己的学生皇帝的面。从政治制度的规定来论，大学士是没有办法主持政令的。

于是，张居正只有和司礼监相互勾结，他才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从而推动和策划当时的政事。比如说，张居正为了实现某些重要的改革举措，不得不依靠与太监的合作来获取皇帝的支持和资源。但在当时，朝廷中的大臣们大都反对张居正，指责他不像前朝的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不应该弄权专政。这一批评实际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尚书六部才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们仅仅只需要听从皇帝的命令，并不需要听命于内阁。倘若内阁和六部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六部完全可以义正言辞地表示：“你并非宰相，也不是大臣，根本不该插手管理我们的事务。”不该管的事情却要去管，不该揽的权力却要去揽，这样的人就是权臣，而绝非大臣。

“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政治观点上存在着巨大的分别。大臣在当时既定的制度框架中拥有其名正言顺、正当合理的地位。

在中国传承已久的传统制度之下，宰相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该过问的，没有什么权力是不该掌控的。他如果不过问事务，不掌握权力，那就是失职，就是无能的表现。然而，并非宰相之职却要过问事务、掌控权力，这样的人就是奸臣，就是权臣。权臣肆意弄权，这不仅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条文，更是违背了政治领域中的传统道德规范。

比如说，历史上曾有一些权臣，为了个人的私欲和私利，滥用手中的权力，扰乱朝政，导致国家陷入混乱和危机。

然而明代的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就没有设立一个正式的宰相职位。六部尚书以及七卿、九卿，才是名正言顺、合乎规制的大臣。

当时那些反对张居正的人，他们在心里是这样想的：部（六部）院（都察院）的长官，分别处理国家事务，只接受皇帝的节制；你身为内阁大学士，只不过是皇帝的私人顾问而已，你在皇帝面前从容地议论思考是你的职责所在，你不应该凭借着这一点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的事务，那样做就是你的越权行为。

因为张居正要管理事务，所以他要求各衙门的奏章公事每样都准备两份，一份送到内阁，一份送到六科给事中。这又是他做得不对的地方。给事中虽然官职的级别较低，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法规和治理法理上，一切文件应当经过他的过目，这一点是没有错的。内阁则并没有必须预先知晓和参与的职权，只有皇帝私下想要让它预先知晓才能够预先知晓。

比如说，在某些具体的政务处理中，张居正的举措被指越权，引发了部院长官的强烈不满。

所以在当时，人们反对张居正，张居正确实是没有理由进行答辩的。他于是只有向皇帝提出辞职，他说他“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这几句话，丝毫也没有错误。然而试问，在当时又何尝有一道正式的命令叫张居正代理皇帝呢？

在当时的情形下，内阁是绝对不得干预皇帝的权力的。仅就明代的情况来论，这一点是没有错的，张居正也确实无法为自己辩解。

现在我们由于不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形，总是认为张居正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家，他能够主张并讲求法治；但实际上，他本身就已经违反了法律，而且是违反了当时国家最为根本的大法呀！那些本该由皇帝管理的事务，他却插手去管，那岂不是不法到了极点吗？

比如说，在某些关键的决策和政务处理中，张居正越过了自己的职权范围，直接干预了本应由皇帝决断的事务。

倘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他肯定会是一位出色的宰相。然而依照明代的制度来论，张居正只是一名内阁学士，并非政府中的最高领袖，是绝对不可以以内阁学士的身份而擅自去做宰相的。

这是明代政治制度中最大的法理所在，也是明代之所以不同于汉、唐、宋传统的关键之处。

张居正试图以宰相之体来自居，然而他一去世，他的家就被查抄了。尽管他在明代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建树，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人们并不对他讲什么好话。这主要是因为大家都认定他是一个权臣，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臣。

这并非仅仅是针对他的功业而言，更多的是从他在政府中所处地位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来评判的。

比如说，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可能采取了一些强硬甚至极端的手段，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和抵制。

此刻我们大力提倡法治，却又来推崇张居正，这恰恰是因为不了解明代的政治制度。应当知道，明代的政治制度，早就和汉、唐、宋的传统有了极为显著的变化。

张居正并没有能够率先把当时存在缺陷的制度加以改正，而是在当时既定的制度框架下曲折地谋求事功。至少可以说，他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在政治影响方面存在着有利有弊且难以相互抵消的情况。

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看，他的行为可能违背了一些基本原则和规范。

我们以上所作出的种种说法，仅仅是从制度与法理的层面来进行探讨和论述的，并非是从事业的成就和居心的善恶来加以评判。至少在当时，那些持有反对意见的人们便是如此看待的。

比如说，反对派们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着重强调了制度的权威性和不可逾越性，认为张居正的行为无论其出发点如何，都违背了既定的制度规范。

我们如此详细地讲述这一层面的内容，正是为了清晰地阐明制度是如何对人事起到牵制作用的。

从具体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制度的规定往往限制了人们的行为选择和权力行使范围。

而明代此项制度的不妥当、不可取之处，也就通过这一点能够更加明确地加以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