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制度，自唐朝历经宋朝，大体而言，确实没有发生显著的重大变动。在唐朝，科举考试科目众多，涵盖了经义、诗赋、策论等多个领域，为国家选拔了众多人才。宋朝延续了唐朝的科举制度框架，只是在细节上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和调整，例如对考试内容的侧重点有所改变，更加注重经义的考察。
然而，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明代对科举考试的形式、内容和规则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例如，明代开始推行八股文，对文章的格式、结构和内容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极大地限制了考生的思维和创造力。这种变革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有着复杂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确保选拔出的人才符合统治阶层的价值观和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考试的标准化和公平性，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
后来清代的考试，基本上沿袭了明代的模式。清代在继承明代考试制度的基础上，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微调，但整体框架和核心原则并未改变。比如，在考试的流程和评判标准上，依然遵循明代的传统。
现在我们且讲其间两点重要的。其一，考试内容的僵化导致人才培养的单一化。由于长期局限于特定的格式和内容，考生们往往只注重死记硬背，而忽视了对实际问题的思考和解决能力的培养。其二，这种考试制度对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影响深远。它使得整个社会的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趋于功利化，人们为了通过考试而读书，而不是为了追求知识和真理。
在唐、宋两代，考试的流程有着独特的运作方式。当时，考生们首先要在民间向地方政府呈报自己的报考意愿。地方政府承担着重要的职责，他们负责对考生进行初步的筛选和审核，然后将有潜力的考生送上中央。这些被地方举荐的考生，就被称作“进士”。一旦他们在中央的考试中成功考取，便会被称为“进士及第”。
打个比方，如果您是来自山东的考生，便要向山东省政府报名。山东省政府会根据您的表现和资质，决定是否将您送往中央。倘若您有幸被选中并送往中央，那么您就是来自山东省的进士。在这个过程中，主要的考试实际上只有一次。这一次考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决定了众多考生的命运和前途。
然而，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概是由于报考的人数大幅增加，为了更有效地选拔人才，考试不得不分成了几次进行。首先是府县考。在这一轮考试中，若考生能够被录取，就被称为“入学”，同时也被叫做“县学生”，而在民间通俗的称呼则是“秀才”。按理来说，县学生应当前往县学读书，以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和培养。但实际上，这种规定往往是有名无实的，很多地方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正规的县学，无法为县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教育资源。
其次是省试，考试的地点设定在各直省的省会，所以这一考试被称为“乡试”。在乡试中脱颖而出的考生，在民间俗称“举人”。各省的举人随后会被送到中央，参加集合会考，这一考试被称为“会试”。只有在会试中成功中试的考生，才能被称为“进士”，也叫做“进士及第”。
其实就名义而言，举人就如同进士，进士也类似于举人，哪里会有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分别呢？然而，在实际的社会地位和发展机会上，两者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举人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功名，但在晋升和任用方面，往往不如进士那样有着广阔的前景。进士通常能够获得更高的官职和更多的机会，受到朝廷的重视和重用。这种看似细微的分别，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人才选拔和任用的严格标准和复杂考量。
在明朝的制度规定中，进士及第之后，按例应当留在中央政府继续读书深造。中央会指派一位资历深厚、同样是进士出身的前辈来负责教导他们。这位教导者本身就是朝廷中地位尊崇的大官，然而，实际上他并不会特别严格地进行教学工作。
依照惯例，这些进士需要在此读书满整整三年的时间，之后还要再参加一次考试。在这次考试中成绩优异的，才有资格进入“翰林院”。所以在明代，进士在中央读了几年书之后，经过这次考试，这个阶段被称为“散馆”，只有通过了“散馆”考试，才能成为翰林。
不过，这种进士读书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变得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了。尽管制度在执行上出现了偏差，但在明代的社会风尚中，却极度看重进士与翰林的身份。在当时的观念里，如果不是进士出身，或者不是翰林，就几乎没有机会担任重要的大官职位。
这种社会风尚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明朝高度重视文官集团，认为进士和翰林经过了严格的选拔和培养，具备更高的学识和能力，能够更好地为国家治理出谋划策。从文化层面分析，进士和翰林所代表的是儒家经典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被视为社会精英的象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考量，这种对进士和翰林的推崇，进一步巩固了士大夫阶层的地位，强化了社会的等级秩序。
然而，这种过度看重进士和翰林身份的风气，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一方面，导致了许多人为了追求进士和翰林的头衔，不惜采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使得考试的公正性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人才选拔的多样性，一些有实际才能但并非通过进士和翰林途径的人，难以获得施展才华的机会。
在明朝以前的科举制度下，只要进士及第之后，便会被分发安排服务职位，然后依据其在行政工作中的成绩表现，逐步获得晋升。
然而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举人不再等同于进士，只有进士及第并且进入翰林院的这批人，才有资格担任重要的大官。举人及以下的人几乎没有担任大官的机会。如此一来，在科举场中竟然也划分出了六个不同的层次。进士及第者被视为清流，如同浮在水面之上，能够一路顺遂地向前发展；而秀才和举人则沦为浊流，沉淀在底层，似乎永远无法获得显著的提升。就连进士中的鼎甲出身，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流品观念。
我们不能简单地断言科举场中存在明确的阶级之分，但不可否认的是，确实存在着流品的差别。从两汉时期一直到唐宋时代，任何人都必须从小官做起，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可贵的是，每个人都怀揣着能够当上大官的美好希望，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出色表现，逐步晋升至高位，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这种变化反映了不同朝代对于人才选拔和任用的不同理念和策略。在唐宋时期，社会风气相对较为开放和包容，注重个人的实际能力和功绩，给予了更多人平等的晋升机会。而明代的这种流品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才的流动和发展，使得社会阶层的固化趋势有所加强。
例如在唐宋，像张九龄这样出身并非显赫的人物，凭借自身的才华和努力，能够从基层官员逐步晋升为宰相，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而在明代，这样的情况变得越发罕见，更多的是进士及第且进入翰林院的人才能够获得高层职位。
明朝以后，科举制度明显地划分成了两个层次。处于下层的是秀才和举人，他们在这种体制之下，几乎没有担任重要大官的可能性。处于上层的则是进士和翰林，而且他们也不存在去担任小官的情况。清代的情况也是如此。
就像曾国藩，他在进士殿试中，虽然位列三甲，仅仅只是同进士出身。然而，他在进士散馆时成绩出色，得以进入翰林院。此后出来任职，便担任了好几任学政主考，之后就担任侍郎一职，相当于如今的部次长，一下子就晋升成为了大官。
至于那些未能考上进士、翰林的人，不管你的学问修养多么出色，不管你在从政过程中的成绩多么优秀，总之是没有办法获得重要的晋升机会。这种制度，本质上依然是侧重于既定的法规和制度，而不是重视个人的实际才能和综合素质。
但平心而论，此项制度绝非毫无可取之处。在明、清两代，众多声名远扬的杰出人物，皆出自翰林院。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要知道，当考生考取进士之后，留在中央的这几年时间，对于政府的各类实际政事，能够逐渐积累了解。政府赋予了他们良好的出身，让他们未来必定有机会担任重要官职，如此一来，他们便能安心地投入到学习和积累之中，努力提升自己。
在进士留馆时期以及在翰林院的这段时光里，他们一方面能够潜心读书修学，不断丰富自身的学识和涵养；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获取许多宝贵的政治知识。他们时刻准备着，等待着为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施展自身的才华和抱负。
可以说，进士与翰林的身份，成为了政府储备人才、培养声望的重要阶梯。我们不得不承认，科举制度本身仅仅能够发现和选拔人才，而在培养和塑造人才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在明、清两代的进士翰林制度之下，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培植出一些真正具备治国理政才能的优秀人才。
这种人才，在无形之中集中于中央，其所产生的影响可谓极其深远。就拿曾国藩来说，他考取进士的时候，年龄不过三十几岁而已。在那个时候，他在学问方面实际上并没有太过深厚扎实的基础。
然而，在他进士留馆的那一段时期，居住在京城，生活状况虽说颇为清苦，但也相当清闲，没有太多繁杂的事务缠身，因而能够一心一意地师从贤达、广交良友，专心致志地读书研讨学问。他的学问基础，正是在那时得以逐步筑牢。
等到他担任翰林之时，依旧没有太多的事务需要处理，依旧能够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读书学习之中。即便是被外派到外省做主考官，主考的工作也并非十分繁忙，在这期间他能够游历各地，广泛地了解民情风俗，结识众多的朋友，完成任务归来之后，依旧还是翰林。
就像这样度过了许多年，他才正式出任官职、承担具体的事务。国家将他供养在那里，向他担保日后必定能够担任重要的官职。政府的各类事务，他都能够有所知晓，只是让他能够拥有一段从容不迫的时期，得以充分地积累和沉淀。
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出色的制度。在明、清两代，众多具有卓越成就的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大多都是从进士、翰林出身。他们绝非那种苦读十年寒窗，仅仅懂得八股文章，而对其他事物一无所知的书呆子。
他们在京都生活的情形，往往是只携带一个仆人，养一匹马。有的居住在会馆里，与来自各地的同乡交流切磋；有的寄居于僧寺里，寻求一份宁静与超脱。今天与朋友相聚，畅谈天下大事、交流学术心得；明天去逛琉璃厂，精心挑选书籍，鉴赏购买古董，丰富自己的文化收藏。或者在当朝大臣家里担任私馆教师，传授知识，同时也借此机会拓展人脉、增长见识。
然而，他们身负着清高的名望，是政府有意精心栽培的人才。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应当要有一个储备人才的场所，将下一代的优秀人才培养在那里。既要培养他们的学识，让他们博古通今、学富五车；也要培养他们的资望，使他们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威望。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人才的顺利更替，保持政治和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回顾历史，汉代培养人才主要依靠掾属制度，通过在各级官员身边任职，积累经验和能力。唐代培养人才则注重门第，出身名门望族的子弟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发展机会。宋代培养人才侧重于馆阁校理之职，为文人提供了一个研究学问、参与政治的平台。而到了明、清两代，才开始将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之中。
当然，做翰林的人并非个个都出类拔萃、尽善尽美，然而众多杰出的政治家、学问家确实都从这里脱颖而出，这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比如明代的王阳明，不仅在哲学思想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也颇有建树，他便是进士出身，经过在中央的磨砺和积累，最终成就非凡。再如清代的林则徐，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爱国情怀名垂青史，同样也是进士翰林出身。
总之，明、清两代的进士翰林制度，在培养和造就优秀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