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的一天，王美英正在工作，突然收到福州军区首长要召见她的消息，她来不及思考，当即赶去首长办公室。首长一见到王美英就说：“王美英同志，这次让你来是要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的。”

王美英连忙说：“请首长吩咐，我一定全力完成。”首长点点头，说：“组织决定派你去给一位老首长当秘书，照顾她的日常生活。”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王美英也不例外，她答应后便回去收拾东西。

令王美英万万没想到的是，她照顾的老首长居然会是贺子珍，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毛主席的妻子……

贺子珍16岁那年就加入共产党，1927年，她参与领导永新县的农民武装暴动，随后率部来到井冈山，成为井冈山第一位女战士、第一位女党员。

不久后，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并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毛主席和朱德在视察敌情期间不小心被敌人发现，敌人对其展开包围。由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我方一直处于劣势。

就在这个时候，贺子珍主动提出：“就由我来掩护，保护大家的安全吧！”说完也不等毛主席等人回应，就骑着马、手持双枪，冒着成活靶子的危险，把敌人引到其他地方，给毛主席和朱德解围。贺子珍也因此获得“双枪女将”的称号。

在井冈山期间，贺子珍和毛主席的接触越来越多，两人也从普通的同志变成亲密的恋人。

1934年10月，贺子珍被编入休养连，跟随红一方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3月的一天，红军长征来到贵州离盘县5里路的猪场。

由于天色已晚，再加上此处利于休整，连长当即决定：“先不赶路了，大家在沟里休息休息吧。”谁曾想贺子珍等人刚将头上的草圈摘下，就有一架敌机朝他们隐蔽的方向冲来，敌机先是进行一番扫射，然后投下多枚炸弹。

随着炸弹的爆炸，一时间硝烟弥漫，大家连路都看不清，更别说周围的同志了。因此当敌机轰炸结束离开后，大家才发现贺子珍倒在血泊之中，身上到处都是弹片，共计17处。

要知道当时贺子珍等休养连的同志是在沟里休息的，那里没有被轰炸过，她又是怎么受的伤呢？

原来当敌机轰炸的时候，贺子珍拒绝隐蔽，而是主动指挥担架队隐蔽。就在警卫员拉她去隐蔽的时候，她突然看到一位伤员正挣扎着爬起来，贺子珍果断冲出去抢救那位伤员。

当敌机再次投掷炸弹的时候，贺子珍紧紧将那位伤员护在身下，这也导致炸弹在他们周围爆炸之际，贺子珍被炸的满身弹片，那位伤员却毫发无损。

长征路上虽然有医护人员，但却没有做手术的条件，无奈只能先将贺子珍表面的弹片取出，那些嵌入头骨里和肌肉里的弹片则无法取出。行军途中，弹片带来的疼痛时刻折磨着她，但她却没有喊过一声疼，最终和战友们成功抵达陕北。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主席变得越来越忙碌。之前贺子珍还能帮毛主席抄写电报、整理文件，但到了陕北后，这些事情有警卫员和秘书来做。贺子珍想要为革命事业做出一番贡献，但无奈自己水平太低，于是便想加强学习。

贺子珍先是在苏维埃国家银行担任发行科长，随后来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但非常可惜的是由于身体里的弹片始终没有取出，弹片带来的痛苦令她无法专心学习，她只能中断学习。

为了更好地报效国家，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贺子珍决定去苏联治病。谁曾想这一走就是10年，而这10年也切断了她和毛主席之间的婚姻。

1947年，贺子珍从苏联回到东北，全国相继解放后她又来到上海、杭州等地，一边休养一边工作。

1950年2月26日，贺子珍来到华东医院检查身体，经过检查发现她的右肺、右胸壁有金属异物。原来当初贺子珍去苏联治病非但没有好转，就连身体里的弹片也无法取出。

后来华东局组织部根据医院开的证明，决定给贺子珍发放革命军人残疾证，享受“三等甲级”待遇。不过她从未凭借残疾证向国家领取过残疾金，贺子珍说：

“我现在生活上还过得去，没遇到什么困难，这些钱还是留给那些比我更需要的同志们吧！”

值得一提的是，从1951年到1984年去世期间，贺子珍真的从未领过一分钱的残疾金。

贺子珍在上海住了将近10年的时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她开始怀念江西的点点滴滴。于是向上海市委请示：“我十分怀念江西以及那里的战友，还希望组织能同意让我回去休养。”

上海市委考虑到也许换一个新的环境会对贺子珍的病情有好处，随即派人和江西省委联系。江西省委很快回复：“十分欢迎贺子珍同志回来，住多久都可以！”

也正是这一决定，给毛主席和贺子珍再次见面创造机会，不过贺子珍怎么也没想到这会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贺子珍有些不敢相信，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自言自语：“怎么可能呢，主席身体不是很好吗？”后来贺子珍的身体越来越差，只能去福州休养。

1978年8月的一天，王美英被安排一项重要任务：“照顾一位来福州休养的老首长。”除此之外，福州军区的首长还特意叮嘱王美英：

“去了之后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要说；必须保密，做到看到的听到的不外传；执行任务期间不能向外界打电话，更不能和家人通信。”

王美英从未执行过如此保密的任务，但她还是接了下来：“请首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随后她回家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东西，便乘坐汽车来到那位首长的住处。

王美英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二楼房间，刚进门就看到一位老妇人，她连忙打招呼：“首长您好，我叫王美英，您叫我小王就好！”老妇人点点头，笑着说：“好，你叫我姨妈就好了。”

见王美英没有认出对方，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位是贺子珍首长……”听到“贺子珍”这个名字，王美英瞬间愣在原地，这不是毛主席的第二任妻子吗？她在产生敬佩之情的同时，也在担心对方会不会不好相处。

然而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王美英发现贺子珍不仅和蔼可亲，还十分简朴。每天的饭菜十分简单，最常吃的便是鸡蛋，白天独自在二楼看书读报，累了偶尔会下楼散散步。她很少和外人接触，也很少和王美英等人交谈。

同年11月，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贺子珍回上海生活。1979年9月8日，贺子珍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看到那熟悉的面孔，她强忍不让泪水流出，也算完成自己最后的心愿。

1984年3月，贺子珍的病情突然恶化。上海市委连忙汇报中央，中央用专机送来几位专家，和上海的医生一起会诊。专家们根据贺子珍的情况商讨出许多方案，市委则指示：“一定要尽全力抢救贺子珍同志的生命，需要什么东西尽管说。”

然而尽管医护人员尽了全力，还是没能救回贺子珍。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病逝，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