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人民解放军大军围住北平城。。而此时的清华园里，有一位学者正在为兵火威胁下的古城建筑寝食难安。他就是刚刚在南京北极阁当选为院士的梁思成教授。

正当梁思成在痛苦中煎熬的时候，这年深冬的某一天，他在自己的家里却意外地接待了一个不认识的访客。

来人他拿出一张北平军事地图，开门见山地说:“梁教授，我受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向你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请你把它们的位置准确地标在这张地图上，以便我军在攻城时避开。”

这真是意外之喜！梁恩成不仅把北平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地图上，而且拿出了带领学生们收集古建筑文献时记载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把它们一并交给了这位解放军干部，并给他作了详细讲解。

那张北平军事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 ,在西柏坡，挂到了毛泽东指挥平津战役的指挥所墙壁上。随后，毛泽东命令:“把这幅图，交给围城部队。定要他们注意保护这些重要的文化古迹。部队在进行攻击练习时，一定要对目标计算精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在攻城的演习训练中，解放军对城内射击目标逐一精确计算，力求勿使炮弹损毁文化古迹。

北平最终和平解放,古城文物免遭兵之灾。

1957年，雄伟壮丽的北京城墙也正在被热火朝天地拆除着。到处是毁墙的炮声，每一炮，都像在梁思成的心中炸响。梁思成要去找周总理。

他不明白，新中国成立后，保卫下来的北京旧城，却要毁掉。

梁思成后来这样回忆:

“建国之初，北京市一位领导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卤，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借鉴的好典型。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幽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个旅游城市。

当时的梁思成，不仅是著名建筑学家，而且是北京市副市长，但无法主宰北京城墙的命运。

1950年2月，梁思成和居住在南京、曾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一起递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这样，旧城留下，新建一个新中国的政治心脏，而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

方案立刻被否定。57年，陈占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幸亏因彭真的“提前”保护，才免遭厄运。

在《新建设》杂志，梁思成为北京城墙做了他最后的徒劳辩护。读者看后可知当时的情况:

城墙是古代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理应拆除。

那么，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这一切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文物了。

但是，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

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大城市用园林地带分隔为小区域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承当现代大都市的区间隔离物。………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人民政府所规划的大北京市界已21倍于旧城区，政策方向早已确定，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不应再被心理上的一道城墙所限制、所迷惑。

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交通问题。同时在城市道路系统设计上，控制车流，引导其汇集在几条主干道上，正可利用适当的城门位置导向。

拆除城墙，可取得许多砖，可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拆之无害，且有薄利可图。

城墙除1米厚的砖皮外,内皆灰土，总数约1100万吨，以20节18吨车皮组成的列车日运一次，需83年才能运完。这一列车，83年之中可运多少有用之物?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北京城外并不缺少土地，四周都是广阔的平原，何苦要费巨大的 取得这一带之地?拆除城墙的庞大劳动力又可积极生产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成果。如此浪费人力，同时毁掉一件国宝文物，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

但这样的争辩很快就结束了。有一天，梁先生从城内开完会回到清华园，谈到了北京市负责人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都沉默了。

绵延近40公里长的北京的城墙消失了，而对梁思成的批判此时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