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承先，辽东世袭将门出身，万历朝官至参将。万历四十七年，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后，对鲍承先颇为赏识，不仅任命为开原东路统领、新勇营副将，还上疏朝廷为其请功，加都督佥事衔。

然而熊廷弼眼中的“干将”，却是个实打实的“逃跑将军”。

万历四十八年，努尔哈赤由懿路、蒲河进攻沈阳。鲍承先受命出城据守，努尔哈赤率军抵达后其不战而逃“承先遁入城”，被后金追斩百余级、俘虏数千。

天启元年，努尔哈赤再次进攻沈阳（此时熊廷弼已去职）。总兵贺世贤战死沈阳城外后，鲍承先不仅弃城更是直接离开了河东，率部西逃至广宁。

天启二年，努尔哈赤率军渡过辽河向广宁进犯。坐镇广宁的辽东巡抚王化贞命平辽军主力前往西平堡增援，并与后金决战。辽东经略熊廷弼也令总兵刘渠、副将鲍承先等率兵前往增援。

明军汇合与后金接战后，已被后金策反的孙德功突然高呼“兵败矣”。鲍承先、祖大寿等也毫不犹豫地率部逃跑。导致明军大乱进而惨败，总兵刘渠、祁秉忠等战死。

可以说沈阳和辽阳的失陷、广宁惨败、乃至其后“恩主”熊廷弼的惨死，鲍承先都有难逃之责。

不过这次逃跑，鲍承先选错了“方向”。回到广宁不久，后金兵至，孙德功献城。鲍承先在城中躲藏几日后，还是被后金俘获，最后不得不投降保命。

因为不是主动投效，努尔哈赤虽让鲍承先官居原职（副将），但是也不愿意重用他。直到皇太极上位，鲍承先才得来翻身机会并找到自己真正的“用武之地”。

希福屡奉使，履险效忱，抚辑属部；文程定大计，左台赞襄，佐命勋最高；完我忠谠耿耿，历挫折而不挠，终蒙主契；承先以完我荐直文馆，而先完我入相，参预军画。间除敌帅，皆有经纶。草昧之绩，视萧、曹、房、杜，殆无不及也。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二》

崇祯二年，经宁完我推荐，鲍承先入“文馆”并迅速成长为皇太极的重要幕僚、参谋人员。其最为“出名”的功绩，是与皇太极合谋间接坑死了袁崇焕。

“己已之变”时虽然后金在京畿横冲直撞，明军难以抵挡，但是后金并没有攻陷京师的实力。而且与明军主力决战拼消耗，对于后金来说也是不智之举。

鲍承先就建议皇太极对于袁崇焕率领的关宁军，应避其锋芒。一方面可以抓紧时间在京畿掳掠财物、人口。另一方面也可反间明朝君臣，加大明廷的内部矛盾。

文皇乃擒明杨太监监于帐中，密扎鲍承先在帐外作私语曰：“今日上退兵乃袁巡抚意，不日伊即输诚矣。”

《啸亭杂录》

此事在《清太宗实录》和《清史稿》中均有记载，是否真实本文就不做展开了，大家各抒己见。这里想说的是即便真有此事，它也不是崇祯杀袁崇焕的唯一或者主要原因。

皇帝、朝廷和封疆大吏、一方统帅的关系，不可能因为一个逃跑太监偶尔听到的只言片语而逆转。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崇祯最后杀袁崇焕并不是一时“魔障”或心血来潮。

无论鲍承先在此事中起到什么作用，都不能给否认，鲍承先对于崇祯朝那微妙的君臣关系颇有了解、也颇有研究。

他既洞悉了崇祯的刚愎以及对袁崇焕积累的猜忌，也清楚袁崇焕的自视甚高、贪功跋扈给他带来的敌视。其后袁崇焕的结局证明了这些，袁崇焕被杀前后京师官员、民众对其的痛恨也证明了这些。

此后鲍承先更是利用一点，不停的“现身说法”劝降故国同僚。

崇祯二年末，鲍承先随济尔哈朗进攻马兰峪，用书信招降了守将。紧跟着随军前往京师的途中，又招降了牧马厂太监，为后金获取大批战马、牲畜。崇祯三年正月，亲自撰写诏书晓谕迁安知县朱坚台、游击卜文焕等人，说服他们开城投降。崇祯四年，随皇太极进攻大凌河期间，鲍承先又设计招降了翟家堡 ……

除了善于劝降，在内政方面鲍承先也成绩斐然。

在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的协助下，皇太极逐步将“文馆”这个翻译书籍、记注政事的秘书机构，拓展完善成为后金汗权系统的决策参议机构。

在这个机构的帮助下，皇太极个人的威信、精力、能力均得到大幅度提升。让他在四大贝勒联合执政的体系中相对其他三人，优势越来越大、越来越主动，最终让后金的大权逐步皇太极集中。

注：努尔哈赤死前后金推行“八王共治”体制，努尔哈赤死后汗位引发的血腥斗争，让八王共治演变为“四大贝勒联合执政”，即代善、莽古尔泰、阿敏和大汗皇太极。

通过文馆，皇太极一面给阿敏、莽古尔泰等罗织罪名，打压、剪除他们的势力。一面通过成立新的职能机构，来夺取并整合后金高层的权力。

崇祯五年，为了进一步集权。在鲍承先、范文程的建议下，皇太极效仿明朝内阁，将“文馆”扩建为内三院（内国史馆、内秘书院、内弘文院）。鲍承先成为首批内秘书院大学士，进一步“参预军画”和朝堂要务。

皇太极又在众大学士的协助下，完善官制、成立六部，从制度上让众亲王贝勒不再能直接参与各部院事务。这样后金的“四大贝勒联合执政”，演化为皇太极一人独尊。

此后鲍承先又对官员升降提出建议，“当察其建言，或实心为国、或巧言赛责，以为去留”。在他的主持下，后金效仿明朝建立都察院，让官制管理更为系统、稳定。

可以说在鲍承先、范文程等内院大学士的协助、影响下，后金也逐步完成了从部落到皇朝的转变。一个“逃将”对于大清皇朝的建立，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崇祯六年，在山东叛乱失败的孔有德、耿仲明率残部返回辽东并向后金请降。出于政治考量，皇太极不仅以优厚条件招纳孔有德、耿仲明，还以重罚严令后金上下不得报复、构陷、加害二人及属从。

臣闻帝王开国承家，首重名器。滥则匪人倖进、豪杰灰心，而国之丧乱。因之如昔唐明皇、近明天启崇祯是也。臣见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为其属员请敕，我皇上圣明，谕令随便给劄 … 若任情滥予敕书，是窃名器也。名器一紊，贤者退，小人进矣。

《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二》

这种情况下还敢公开劝谏皇太极不要过于厚待孔有德、耿仲明，那就只能是一个“逃将”原本不存在的职责和忠心使然了。

皇太极扩建出的内三院，虽然是效仿明朝内阁，但是并未给予内三院大学士们“票拟权”。内三院的大学士们，本质上还是幕后幕僚、参谋人员，或者也可以说职责大但是权不重。

崇祯十一年，鲍承先正式从幕后走出，出任吏部右参政（类侍郎）。但是皇太极给他安排的工作却很有针对性，审查、分管亲王多尔衮举荐的各类人才，不仅麻烦还很容易得罪人。不过鲍承先干的却很出色，不但皇太极满意，多尔衮对他也没啥意见。

崇祯十三年，鲍承先走了霉运。

当年他被安排了“老本行”，随济尔哈朗参加锦州大战。到达战地后，鲍承先奉命驻守衮塔。一次例行巡查时，遭遇明军袭击后金屯民，鲍承先和之前一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 不战而逃。

依后金律法，鲍承先本应被处死，不过皇太极念其功绩，免死罪改牢狱，后因病释放。此后鲍承先就一直赋闲，至顺治二年病逝于北京。

虽然“逃跑将军”一生不负其名，但也可以看出鲍承先并不是一无是处。他不擅长战场攻伐，但精于谋略布局。只是明朝没用对地方，满清给了他施展空间，结果就大相径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