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自幼研习文史哲学，后来在佛教哲学领域大放异彩。赵朴初和周总理的深厚关系是在抗战与建国的大潮中逐渐铸就的。那么是什么使得这两位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物能够结下深厚的友谊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探索这段历史背后的故事。

赵朴初1907年出生在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家庭，他是清朝状元赵文楷的后裔。他的父亲赵恩彤曾是著名学者严复的学生，精通书法和诗词，而母亲陈仲瑄也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

自小受家庭熏陶，赵朴初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每日的香火不断，行善如流水般自然。家里设有供奉佛像的佛堂，还有一个水池，其中游弋着许多母亲救赎的生灵，如乌龟和鳖。这些生活细节深深影响了赵朴初，他从小就展现出了惊人的慈悲心肠。

一次赵朴初从蜘蛛网上救下一只挣扎的蜻蜓，母亲见此场景欣慰非常，便带他前往佛寺进一步学习佛教文化。寺中的一位老和尚对赵朴初的才智印象深刻，曾出题让他对仗，赵朴初不费吹灰之力便作对出佳句，令在场众人赞叹不已。

除了吟诗作对，赵朴初在父亲的熏陶下，自幼习得一手好书法。13岁时他前往文化底蕴深厚的苏州进一步深造。此后他以卓越的成绩进入东吴大学，书法在校内外享有盛誉。

1927年，赵朴初因患有肺病，搬至舅舅关絅之居住的觉园中疗养。觉园是他舅舅的家，也是一处佛教活动的中心，因为关絅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曾创立全国第一个佛教居士林和净业社。这些都设在觉园内。

在觉园的日子里，赵朴初在净业社担任秘书，他的工作包括迎接访客、管理佛经和日常文书。他的生活方式也逐渐被佛教的教义和修行所影响，他开始每天念佛、诵经，通过这些实践，他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舒缓。

通过净业社的日常活动，赵朴初深入了解到佛教对生死观的独到解释，这些教义解除了他内心的恐惧与不安，他开始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安宁。他的表舅曾经审阅他为佛寺起草的文件后建议他，要想在佛教界立足，必须更深入地研究佛教知识。赵朴初接受了这一建议，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佛经学习和修行之路。

在1937年淞沪会战的背景下，赵朴初积极响应国难，成立了上海僧侣救护队，直接投身于前线的救护工作中。在这段紧张且危险的日子里，赵朴初不仅关心伤员的身体康复，还努力为他们提供心理慰藉。

随着战争的持续，上海成千上万的市民在日军的持续轰炸中失去了家园。在这种情况下，赵朴初不等待救援，而是自发组织救助，建立了上海首个难民收容所，并成立了“救济战区难民居委会”，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

赵朴初在社会慈善事业中虽年轻，却因其成熟稳重，被人亲切称呼为“朴老”。对此，他总是以幽默回应，表示年龄不是衡量经验的标准。在难民救助工作中，赵朴初及其团队在几年内设立了五十多个难民所，救助了超过五十万人次的难民，这些难民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工厂工人，其中不乏很多青壮年力量。

在得知共产党新四军的成立消息后，赵朴初立即看到了一个支援前线的机会，便开始从这些难民中选拔有潜力的青年和一些有能力的收容所干部，送往新四军，以此增强抗日的力量。这一行动获得了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在1940年，赵朴初还创办了上海净业孤儿教养院，收养了100多名无家可归的孤儿。他为孤儿提供了避风港，还在孤儿院中暗中收留了许多身处危险的地下党人员，以教职工的身份保护他们。

皖南事变后，赵朴初更是把很多来自新四军的孩子安置在孤儿院中，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些孩子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了新中国的高级干部或专业人才。为了让更多的进步青年能够接触到党的政策和革命理论，赵朴初和其他同志四处筹资，创建了大众出版社。尽管出版和发行书籍充满挑战，他们仍通过救亡团体等渠道，确保书籍能够迅速安全地传递给读者。

赵朴初的这些努力没有逃过国民政府便衣警察的注意，为了避免被迫停止这些救援和出版活动，他们不得不频繁改变策略和行动方式。抗战胜利后，赵朴初继续他的爱国活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积极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他在华东地区负责生产和救灾工作，成功安置了60万流离失所的游民，为他们提供了衣食、医疗及职业教育。

在1949年，随着上海即将解放，中共地下党指派赵朴初负责组织并领导上海临时联合救济会，他担任该组织的总干事。该组织的主要任务包括安置战区难民、维护当地秩序，以及收容国民党留下的伤兵和散兵。

在这个过程中赵朴初还负责接管由美国提供的援助物资，这些物资对缓解救济委员会的物资短缺至关重要。他以高效和透明的方式管理这些任务，得到了上级的高度评价。

赵朴初的管理能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反”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经过详细的审查，他管理的所有经济账目和物资收支都十分清晰，没有任何贪污浪费的迹象。

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张执一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到，当他向周恩来总理报告赵朴初的表现时，周恩来对赵朴初的评价极为正面，认为他是一个极为难得的人才，应当在新政府中重用。

1949年秋，赵朴初前往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首次全体会议，并有幸首次见到发表开幕词的毛主席。这次会议是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赵朴初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及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委员。

1952年，为整合和提升国内佛教界的影响力，中国佛教协会的筹备会议在北京召开。赵朴初不仅是会议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还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筹备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会议成功聚集了来自全国的佛教界知名人士，如虚云、喜饶嘉措等。这次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并决定成立一个筹备处，由赵朴初担任主任，以推动中国佛教协会的正式成立。

在1976年初，当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来时，赵朴初深感哀痛，无法抑制自己的悲伤，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面对这位伟大领袖的离去，赵朴初感到了巨大的心灵空缺。在这段困难的时期，他通过创作诗歌来表达对周恩来深深的敬仰和怀念，这些诗作流露出他对这位国家领导人深厚的情感。

这些充满情感的诗作引起了“四人帮”的注意，他们试图利用赵朴初的诗歌来发起政治攻击，指控他传播“政治谣言”。在一次政治压力山大的座谈会上，赵朴初毅然发言，

“我必须坦诚地说，自从总理去世以来，我亲自撰写了多首悼念总理的诗歌，还帮助编辑和完善了许多其他人的作品。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种共同的感情，这种感情让我们与总理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这里头没有什么隐秘的动机，也不存在什么需要调查或指责的问题。”赵朴初的这番话语表明了他的坚定立场和对周恩来的深刻尊敬。尽管面对政治风波，他依然表达了自己的真挚情感和对正义的坚持。

在1983年，赵朴初出版了一部名为《佛教常识答问》的书籍，赵朴初在编写此书时，致力于将复杂的佛学概念简化，以确保任何初学者都能够理解。他采用了问答形式来构建书的结构，使得查阅特定问题和答案变得更为便捷，同时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深度。

为了保证内容的质量和通俗性，赵朴初聚集了一支团队，包括佛学专家、文化学者以及实际修行者，共同参与问答的设计和审校。他们通过频繁的会议，探讨如何将佛教的专业术语通俗化，如何以实际例子阐释佛教教义，并考虑如何将这些教义应用到现代生活中。

《佛教常识答问》一书发布后迅速受到欢迎，成为热门的佛教入门书籍。为了扩大其影响力，赵朴初和团队没有停歇，他们通过与多家书店合作，组织签名售书活动，同时邀请赵朴初参与读者见面会，与佛教爱好者进行交流和互动，进一步提升了书籍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赵朴初还有志于将《佛教常识答问》推向国际市场，他主动与多个海外佛教团体和出版机构接洽，探讨书籍的翻译和国际发行事宜。这本书最终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英语、日语、韩语和泰语。在翻译过程中，特别注意保留原作的核心精髓，同时确保翻译质量能够符合目标语言国家的文化和语言习惯，使之成为跨文化的桥梁，帮助更多国际读者理解和欣赏佛教文化。

在1993年，86岁高龄的赵朴初担任西泠印社的社长，一职持续至2000年他生命的终点。赵朴初的书法艺术扎根于中国古典书法传统，他的书法启蒙始于学习唐代柳公权的《玄秘塔碑》，这为他后来的书法风格奠定了基础。

随后他进一步研习了颜真卿和李邕的笔法，从唐代书风过渡到晋代，特别是对“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法帖进行了深入研究。赵朴初的书法以晋唐的技法为基础，展现了其对古代书法的深厚理解和娴熟运用。

赵朴初的书法作品在行书和楷书方面尤为出色，其笔法中既有柳公权书法的方正严谨，也有李邕笔法的厚重简朴，他的书法还受到了孙过庭、米芾、赵子昂、董其昌等人的影响，使得他的作品既古雅又不失秀逸。佛教思想的影响使他的作品更显得空灵超脱，远离尘嚣。

赵朴初在书法上的创新不断演进。他的早期作品以秀美流畅为特点，笔画细腻，结构紧凑，横画偏向右上，造型既圆润又含方正之美。他在晚年时期的书法则转向了更为刚健与苍朴的风格，频繁临摹《张猛龙碑》和孙过庭的《书谱》，这两种风格的融合体现了他书法艺术的深度与广度。

赵朴初晚年在书法表现上更注重结构的稳重与笔画的力度，他曾自述：“老年作书用退笔，不求妍润存骨力”，强调以简洁明快、宽绰而开阔的结构为主。他的笔画在开合之间自如转换，墨色则保持了润泽而带有些许涩感，展现了一种质朴无华的美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