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针对知青的迫害案件中，受害女性比例高达六到七成，某些地区甚至达到九成。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次会议的简报中可以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数据：辽宁省在1968年到1973年间，发生了超过3400起侵害女知青的案件，四川省则有3296起。这些令人发指的恶行，究竟是何人所为？
根据云南省知青办的统计数据显示，仅在兵团第一师，就发生了729起暴力事件，其中103名女知青遭到伤害。在一师六团十六营发生的16起案件中，现役军人竟占据11起。
1973年，一份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八团的调查报告记录了这样的案例：
十八团卫生队长孙涛，45岁，河北河间人，1945年参军。1970年3月调任十八团卫生队长，副营级军官。他侵害了11名女知青，导致3人流产，受害人数超过卫生队女知青的一半。
李文峰，来自贵州石阡，30岁，担任十八团二十连指导员，正连级。他骚扰了15名女知青，其中两人一度因此试图跳河轻生。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第4号「情况反映」中也记载：第十六团五营三连连长陈忠友，已婚，骚扰11名女知青。女知青们上山干活时，听到树叶响动都会害怕是他。
九营二连连长田宫成，已婚，多次侵害上海女知青。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会议简报中提到：第十一团「七人案」经调查发现是该团保卫干事段某（正连级）逼供造成，此案牵连数十名知青，5人被判刑，十多人受到处分。
第三师的会议简报披露：第十团司令部参谋孙小虎（正连级），已婚，长期控制3名女知青，导致其中2人流产。
某些管理者在兵团中为所欲为，明目张胆地伤害女知青。
比如蒋小山，山东沂蒙人，只读过扫盲班，1947年入伍。虽然多次立功，但因为骚扰妇女，职位一直在连级和副营级之间徘徊。直到1970年云南兵团成立，他才被任命为独立一营教导员兼党委书记。
独立营属于副团级单位，管理着十几个连队，约有2000多名知青。由于地处偏远，远离上级机关，作为一把手的教导员大权在握，可以说是一方霸主。
上级的话谁敢不遵从呢？
蒋小山经常在下属面前感叹：「这些年我受够了委屈，现在终于轮到我扬眉吐气了。」
独立一营有七百多名女知青，她们来自北京、上海、重庆等大都市，大多十七八岁年纪，和教导员蒋小山的小女儿年龄相仿。
在男知青眼中，蒋小山就像个专制的统治者，但对那些刚踏入社会的女知青来说，他却扮演着一位关怀备至的长辈形象。
遇到困难无处申诉，或是有什么烦恼，都可以去营部找教导员。他的办公室和住处始终对大家敞开。想要调换工作岗位或是去条件稍好的连队，教导员也能帮忙解决，但需要付出相应的回报。后来，一些女知青为了能上大学、因病返城或是照顾家人回城等重要事项寻求他的帮助，都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批准。
然而，这些成功背后都有着沉重的代价。
对蒋小山而言，这些主动求助的人还不足以令他满意。这群涉世未深的女知青在他面前就像惊弓之鸟，他不仅随意摧残她们，更肆意践踏她们的尊严。可她们却只能默默承受，无力反抗。
蒋小山的权力欲望愈发膨胀，他渴望获得更强烈的支配感。
「小燕子」是位北京知青，在独立一营女子篮球队担任中锋。她不仅相貌出众，性格活泼开朗，打球时勇往直前，而且身材高挑匀称，青春靓丽，是营里公认的美女。如果生在改革开放年代，她或许不会止步于普通知青，说不定能成为优秀的舞者或者模特。可惜那时代不以个人意愿为重，大多数人的命运都只能被动接受社会的安排。
渐渐地，人们发现每次女篮比赛，蒋教导员总会悄然出现在场边观看，阴冷的目光始终追随着燕子的身影。
到了1971年，整党建党工作告一段落，独立营准备在知青中发展第一批党员。对渴望通过正当途径离开边疆的知青来说，入党就意味着美好的未来，因此大家都积极递交申请书。不久，燕子收到通知，要去营部参加组织谈话。那是个夜晚，在党委办公室，谈话对象是蒋教导员。谈话很短暂，只有几分钟。
教导员不耐烦地说：「就看你的表现了。」
「我……组织安排什么我就做什么。」女知青被突如其来的机遇冲击得手足无措。
蒋小山把手枪重重放在桌上，露出狰狞的表情说：「你想入党就得听我的，我就代表组织！」
随后发生了一场不平等的暴力事件。年轻的女知青奋力反抗并呼救，但蒋小山失去理智，用枪柄击昏了燕子，在办公室里作出了不可饶恕的事。
在之后的日子里，蒋小山多次在卫生所威逼燕子。短短一个月内，她的面容憔悴了许多，眼角爬上了皱纹，年仅19岁的少女像是一下子衰老了。
1970年，燕子获得了首批上大学的推荐资格。推荐表上写满了当地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褒奖，多次提到「服从组织安排，党交代什么就做什么」这样的评语。后来燕子独自移居美国，终身未婚。
内蒙古兵团也发生过许多类似事件。某师某连的指导员在知青到连队不到一年时间里，就以权谋私，欺压了小卖部主任和卫生员两位女知青。
事情败露后，指导员受到军事法庭内部处理，开除党籍并被罚去干最重的体力活。两位受害女知青则被调往其他连队。据传，这名指导员后来还专程去北京寻找这两位女知青，想用钱息事宁人。
同年，该团卫生所所长借着卫生工作指示为名，打着「新针疗法」的幌子，趁机欺压就医的女知青。内蒙古兵团司令员得知后，怒斥道：「什么新针疗法，分明是欺凌行为！」
这类事件在兵团各级单位都有发生。到1975年内蒙古兵团改制时，此类案件累计近千起。1974年中央专门下发了「26号文件」保护女知青，将这个问题提升到了保卫革命路线的高度，可见问题之严重。
对这些恶行，主持正义的领导人采取了严厉措施。国务院知青办《情况反映》记录了相关判决，并在1975年4月28日转发了浙江省革委会关于处理祝江案件的通报。
在浙江省江山县，有位44岁的丰足公社领导干部祝江，曾于1950年参军，四年后加入党组织。他利用职权欺压知青和其他妇女，最终因严重违法行为被判处极刑。
随着中央「26号文件」的颁布实施，各个建设兵团陆续开展了整顿工作。上级部门派出专门工作组或个别调查员深入基层连队，让当地干部暂时回避，发动群众以匿名方式检举揭发各类问题。然而调查结果参差不齐，有些案件真相大白，有些则成了悬案，甚至出现冤假错案。
在内蒙古建设兵团，韩义廷与同连队的曹慧芳暗生情愫。曹慧芳是连队里最出众的知青，她有着明亮动人的大眼睛，乌黑的秀发自然垂至耳际。她总是穿着鹅黄色或粉红色的衬衣，衣领整洁地翻在外套上。作为上海姑娘，她从未接触过农活，干起活来总是手忙脚乱，时不时被田间的小动物吓得惊慌失色。连队领导体恤她，安排她负责看守知青宿舍。
一天，连队收到通知，要调曹慧芳到H市的建设兵团机关工作。原来她每周日往团部跑是在争取这个机会。这份调令让其他知青羡慕不已。
第二天，知青们热情地为她送行。韩义廷驾着牛车，将她送到去往H市的公交车站。从此，两人天各一方。
后来传出曹慧芳在团部出事的消息，韩义廷被莫名其妙地叫到营部问话，要他担责。原来曹慧芳在团部当话务员期间遭遇不测。她极力掩饰，但最终因大出血被送往医院。
这一事件激怒了兵团领导层。当时针对女知青的不法行为时有发生，上级决心彻查此案。
虽然真相被深深掩埋，但总有人在暗中活动。一位来人找到小韩，直白地说出了劝说的目的：「如果没人承认这件事，慧芳不仅会背上不检点的骂名，还要面临开除甚至牢狱之灾。你出面认个错，她最多就是个未婚生子的处分而已。」
小韩和慧芳之间清清白白，从未有过任何逾矩。但看到她陷入如此困境，他心中不禁涌起怜悯。他很清楚，真正的始作俑者一定会永远躲在暗处，绝不会出面承担责任。于是，他挺身而出，主动认下了这口黑锅。最终，他不仅被关了一段时间，还在知青大会上遭到公开批评，并且背上了「品行不端，戏弄女性」的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