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20日黄昏六点，天气阴沉，像是要下雨。

沈阳615厂（造币厂）生产计划科副科长关庆昌，棉衣上套着一件风雨衣，手里提着帆布工具包，步履急促地走进了工厂大门。

他的帆布工具包里装着毛巾肥皂，还有一把羊角锤、一根绳子、一副手套和一个手电筒。

进厂之后，关庆昌首先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取出帆布包里的毛巾肥皂，然后打开柜子，将帆布工具包藏进去。锁好柜子后，关庆昌拿着毛巾肥皂，向工厂浴室走去。

往常，关庆昌在公共场合讲话总是轻声细语的，但这一晚，他有些反常，在浴室里每遇到一个熟人，他都会高声地上前打招呼。

更反常的是，进入浴池后，关庆昌只洗了几分钟，就趁着浴池里浓厚的蒸汽，悄悄地溜了出来。

这时候，天已经渐渐地黑了。

关庆昌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快速折回办公室，取走工具包，然后在夜色的掩护下，鬼鬼祟祟地向615厂包装车间摸去。

这一路上的情况，关庆昌早已烂熟于心。来到压延工段大车间门前，他取出羊角锤，麻利地撬开门，然后打开手电筒，照着地面，一路向选定的地点摸去。

关庆昌选定的这个地点，是压延车间和包装车间办公室的隔墙，这面隔墙是由木板钉成的，用羊角锤很容易就能破出一个洞来。

关庆昌破这一个洞，戴着手套大概用了十几分钟。从这个破洞钻进包装车间办公室后，关庆昌用手电筒一照，立即就锁定了一落木箱上最小的一只箱子。

这只小箱子很沉，大概有一百多斤。关庆昌使劲将小箱子搬下来后，开始用羊角锤撬。几分钟后，关庆昌的心情激动到了顶点，他用手电照着箱子里的金砖，一只手伸进去贪婪地摸着。

木箱中那两块重达八百两的金砖，关庆昌早已锁定，怎样盗走，他也动了大量心思，琢磨透了。他很清楚，两块金砖八百两，重五十斤，衣服口袋是装不起的，别在腰里，腰劲不够，难以别紧，也是不可能的。藏在工具包里，太重太明显，工厂门口的岗哨很容易看出破绽。

为了“万无一失”，毫无破绽地走出工厂大门，关庆昌最后狡猾地用起了一根绳子。他用绳子两头栓住两块金砖，然后将绳子挂在脖子上，拴好的金砖则顺势别在腰后。

用这个方法将金砖藏在棉衣里，关庆昌走起路来毫无破绽。工厂门口的岗哨见是进厂洗澡的老熟人副科长，也没有过问，轻松地就让关庆昌过了关。

回到家，关庆昌将两块金砖解下来，让老婆黄淑珍看了一眼，之后就藏进了衣柜里。

做完这一切，关庆昌看了一下表，当时的时间是六点四十左右，他在心中默默计算了一下，一口水没喝，换了一双鞋，跟着就出门向厂办舞厅赶去。

如同去浴室洗澡一样，去厂办舞厅跳舞也是关庆昌提前计划好的一环。

大概七点左右，关庆昌来到了舞厅。工会主席见到他，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关庆昌因为作案顺利，情绪很畅快，他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包好烟，谎称是老朋友送的，一会儿工夫就散出去大半包。

这一晚在厂办舞厅，关庆昌跳得轻松愉悦，一直跳到曲终人散。

回家的路上，关庆昌的心机一点不少，他没有独行，特意选择与几位工友同行，中途还因为开导一位正在闹家庭矛盾的工友，在一个人来人往的路口站了一会儿。

八百两金砖不翼而飞，关庆昌预料的报案人多半会是615厂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

在关庆昌看来，这未必是一件坏事。

3月21日是一周新的开始，早间，郭家惠正在车间办公室处理杂物，忽然青年工人高兴贵惊慌失措地跑过来，声音颤抖地说，师傅！“100号”被盗了。

“100号”是615厂给黄金产品起的代号，白银代号是“200号”。

听到这样可怕的消息，郭家惠立即奔向出事地点，看到的是使人惊魂失魄的场面：最上面的一只木箱已被搬到地上，箱上的铁线被弄断，箱盖木板被撬开三寸宽，包金子的绿色包装和黄色稻壳散落一地。郭家惠紧张不安地朝箱子里看，箱子里是空的，两块最重的金砖不见了。

郭家惠实在不敢想惊天大案居然就发生在自己负责的车间里，他的心跳得厉害，浑身崩得很紧，徒弟高兴贵见他一动不动地僵站着，用手碰了一下。

这一碰，郭家惠像被电击一样，急忙跑去向厂里报案。只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去，竟然是他漫长厄运的开始。

沈阳公安接到报案，反应很快，不到一个小时，几十名公安人员就带着警犬来到了615厂。厂里职工围在包装车间外，议论纷纷，现场气氛十分紧张。

关庆昌也站在围观的人群中，见到警犬在现场嗅来嗅去，起初他还有些紧张，但想到昨晚后半夜下了一场很大的雨，自己从里到外又都换了干净的衣服，他的情绪便慢慢稳定下来，不再担心什么。

关庆昌在现场围观了大概二十多分钟，进入现场的公安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这让他确信了一点，自己做得很干净，现场没有留下破绽。

回办公室的路上，关庆昌预测着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嘴角露出了一丝阴险狡诈的微笑。

因为是厂里的中层干部，加之时刻注意打听消息，一天之后，关庆昌就摸清了案件侦办的内部消息：现场提取到了案犯的脚印，初步判断是钉胶掌的39-40码家做棉鞋；从木板墙被破洞，木箱铁线被拧断等情况判断，案犯使用的作案工具是羊角锤。最重要的一点，案犯对615厂十分熟悉，对100号产品的存放情况更是了如指掌，这说明案犯不是外来，一定是615厂内部人员。

关庆昌暗盼的正是这样的结果。钉胶掌39-40码的家做棉鞋、羊角锤，615厂很多，这意味着很多人都会遭到怀疑，而他穿去作案的那双棉鞋，他老婆黄淑珍按照他的吩咐，已连夜更换了没有胶掌的鞋底，至于羊角锤，他也没有忘记，就在他去舞厅跳舞的时候，他老婆黄淑珍已悄悄将它扔进了臭水沟里。

因为提前一步悄悄洗刷了自己身上的疑点，随后的几天，关庆昌显得很积极。在大家议论案情时，他故意散布误导侦察方向的言论，说什么“黄金不入库，我们厂的盲流这么多，还有不丢的？”

不光如此，关庆昌还十分"负责任“地跑到保卫科提出建议，应该抓紧时间，大力度，大范围地搞排查。谁要说不清楚，谁就有嫌疑。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人都绷着一根斗争的弦，人性是扭曲的，组织是变形的，没有人怀疑关庆昌的动机，相反都觉得他又红又专。

因为关庆昌的火上浇油，一场恐怖的大排查在615厂随即展开了。保卫科联合公安局挨家挨户地查收胶底棉鞋、各种各样的羊角锤，仿佛谁家有这两样东西，谁家就有嫌疑是的。

找完棉鞋、羊角锤，接下来要求交代“3月20日”都在干什么的大排查，更是造成了人心惶惶的局面，凡是说不清楚，或者说法有瑕疵的，无形中都背负了无法自证清白的压力。

荒诞的是，关庆昌在这场大查收、大排查中，成了毫无疑点的人，尤其是他交代3月20日晚上的“活动情况”，简直是严丝合缝。

关庆昌说，3月20日晚上六点过一点，他到厂里洗澡，洗完澡，七点左右，来到厂办舞厅跳舞，十点多钟与工友一起回家，路上还劝说一位爱跟老婆吵架的工友，要他改改坏脾气，和家人和睦相处。

交代完这些，关庆昌特别强调，每一个时间点，他都有人证，而且不是一个两个，而是许多个。

得益于这一套狡猾缜密的表演，关庆昌几乎成了整个615厂第一个上岸的人，保卫科在他的结论材料里写了一句很光鲜的评语：“新提拔的中层干部，无作案因素”。

无辜的人一旦被集体关进牢笼，人性将面临极大的考验。

当时的615厂就是如此。

由于罪犯被认定在615厂内部，加之大查收、大排查，使得人心惶惶，无形之中，615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可怕牢笼。许多无辜的人为了逃离出去，产生了一个黑暗且荒诞的心理逻辑——只有指责别人是罪犯，才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才能洗刷嫌疑，从牢笼中挣脱出去。

就这样，在615厂内部，纯属猜疑，疯狂无休的围攻开始了。

第一个遭到围攻的不是别人，正是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和第一个发现金砖被盗的高兴贵。

一群人毫无根据地诬蔑郭家惠和高兴贵说，在整个615厂，最了解这两块金砖存放情况的就是郭家惠，而且郭家惠本人也说，3月19日，包装组的所有人都下班了，只有他独自一人留下来做查点工作，这分明就是为盗取金砖做准备，也许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下手了。

至于高兴贵，他是郭家惠的徒弟，整个包装组为什么偏偏是他第一个发现了金砖被盗，这分明就是贼喊捉贼。

郭家惠和高兴贵两人，绝对是监守自盗。他们事先准备，精心预谋，两人一人负责一块，将金砖带出去一点不费力气，还有另一种可能，他们将两块金砖从车间办公室盗走后，第一时间没有带出去，而是埋在了厂里某个地方。

很不幸，三人成虎的寓言在这一刻，成了残酷的现实。

郭家惠和高兴贵被关押后，专案组一再逼问他们，两块金砖的下落。郭家惠是个忠厚老实的人，面对荒唐的指控，他没有激烈地抗争，因为在他看来，毕竟盗案发生在他的组里，国家财产遭受如此重大损失，他是有责任的，理应受到处罚。

然而，在围观的人群看来，郭家惠的沉默自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做贼心虚，顽固不化。

高兴贵是另一个样子，他觉得很委屈，无论如何想不通，自己勤勤恳恳地工作，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了罪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高兴贵强硬过，对抗过，痛哭过，绝食过，但这一切除了换来遍体鳞伤，什么意义也没有。

后来，现实变得更加荒诞。

因为始终没有掌握令人信服的证据，众人对郭家惠、高兴贵围攻一阵子后，竟然渐渐地将他们二人遗忘在了小黑屋里。

三个月后，因为新的嫌疑人正在遭受更加疯狂的围攻，郭家惠、高兴贵终于从小黑屋里走出来。只是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二人因为没资格抬头，再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太阳。

第二个遭受围攻的人，名叫贾清吉。

贾清吉是615厂有名的积极分子。他是厂治保模范、保卫科护厂骨干，只要上班，他就背着一杆大枪，在厂子里四处巡逻，遇到问题，他从不回避，向来是直截了当地挑明。

有一次，贾清吉在厂区捡到了几块散扔的银子，他立即就去找保卫科长，要求对从关里来的几十名“盲流”进行思想教育；有一次，贾清吉夜间发现金银库的大门不牢靠，硬是把几位厂长从家里拉到厂里。当着几位厂长的面，贾清吉用手使劲一捅，金银库大门上的活门板啪嗒一声就掉下来一块。贾清吉拿起门板，拉高嗓门大喊，厂里再不警惕，就要发生大事情了！你们做厂长的，不能失职！

这样的事做多了，几位厂长很头疼，觉得贾清吉狗拿耗子，到处管闲事，于是就收缴了他的大枪，将他分配到车间干重活去了。

巧的是，贾清吉刚被分配到车间没多久，金砖失窃案就发生了。

围攻贾清吉的人说，贾清吉情况熟，胆子大，体格好，盗走八百两黄金，是对领导的蓄意报复。

面对围攻，贾清吉大声疾呼，伤害了自己人，就失掉了破案的群众基础。

然而，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这样的疾呼注定是苍白无力的。

比起郭家惠和高兴贵，贾清吉随后的遭遇可以用苦难来形容。他先是被看管起来，做厂里最脏最累的活，后来又被贴上重大嫌疑分子的标签，发配到四川三线，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1963年新的审查开始，贾清吉被押回沈阳，有人拿着照他模样画的犯罪嫌疑人画像，一再逼他交待八百两黄金的下落。

贾清吉痛苦不堪，一再怒吼，我没有偷！

审查人员见他又臭又硬，关了一段时间后，又将他发配到吉林小三线一个穷苦的小山沟里。

过了两年，到了1966年，贾清吉又一次被押回厂子，这一次，他遭到了皮鞭、棍子的无情毒打，多次昏死过去。

贾清吉后来回忆说，关押他的黑屋子距离他家只有两百米，有一回，他被放出来，那一段只有两百米的路程，他足足爬了三个小时，才悄悄地摸进屋子。他不愿让妻子儿女知道他惨遭凌辱的事实，他偷偷地用冷水擦洗血迹，把眼泪流进肚子里。那一夜，他独自坐在床板上，想到了死······但是，在生死最后的一刹那，他又决定活下来。这么做，不是没有勇气死，而是不愿落下畏罪自杀的恶名，他要争一口气，一定要等到八百两黄金盗贼被活捉的那一天。

第三位遭到疯狂围攻的人，很是不可思议，他竟是615厂厂长李榆。

金砖失窃案发生时，615厂厂长李榆只有三十九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李榆十九岁参加革命，性格豪爽，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在615厂他大刀阔斧地工作，几个年纪大的副厂长觉得他过于招摇，私下里有不小的怨言。

众人围攻李榆，是从一个居心叵测的号召开始的，615厂一位副厂长在做报告时，一口断定地说，“外地一个工厂，破了一个盗窃案，是主要领导干部干的！我们要学习人家的破案经验，搞清615厂的问题！”

因为不断地围攻，615厂众人的神经早已绷紧，受到这个口号的蛊惑，当场就有人站出来高喊，100号是怎么失窃的？一把手必须站出来交代问题。

李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天他便剃了一个光头，回到家里，又叫爱人准备了几件换洗衣服。

不出李榆所料，第二天天一亮，灾难的暴风雨就来到了，一群人气势汹汹地冲进来，不由分说地就将他抓走，关进了厂里一间没有窗户的黑屋子里。

接下来的几天，李榆一再否认荒唐的指控，但回应他的只有无情的殴打和谩骂。

怎样才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面对这个残酷到无法回答的问题，几个月后，李榆的神经终于崩溃了。有一天，趁着有人开门进来的机会，李榆像一头公牛一样冲出黑屋，冲出工厂，冲到大街上，然后不顾一切地跳进了一辆吉普车里。

那时候，他的嘴里高声地喊着，带我回到前线去！带我回到前线去！

喊完，李榆崩溃大哭。

遗憾的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无人能够理解一个纯粹的革命者，之后李榆被重新关进黑屋，并且受到了更加残酷的摧残。

有人歹毒地说，被李榆盗走的金砖八成就藏在他母亲的棺材里。围攻的人群听到这话，立即蜂拥而去，掘坟劈棺。

闹剧结束，一无所获，有人又造谣说，李榆家原先有个保姆很可疑，金砖失窃案发生前，这个保姆就神秘失踪了，她很可能是特务，而且是李榆的上级，李榆盗取金砖，就是为了向这个女特务提供活动经费。

李榆觉得这一切很荒唐，很可耻，他无力抗争，痛苦极了，到后来竟然无法抬腿走路。

他总是说，我的脚上有脚镣，太重太重了。

世态炎凉。

在李榆遭难的日子里，615厂人人都与他划清了界限，但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关庆昌。逢年过节，他总是偷偷地跑去看望李榆，给老厂长带去亲人般的温暖。有一次，李榆的爱人害了重病，别人都不愿意伸手帮助，只有关庆昌“侠义心肠”，前前后后忙活了好一阵子。李榆的爱人转危为安后，李榆握着关庆昌的手，流着眼泪说他是615厂里的好人。

关庆昌这个人，水很深，伪善是他画了多年的一张皮。解放前，关庆昌当过伪抚顺市警备队文书，进入615厂时他费尽心机将这一段历史隐瞒了下来，那时候他就在自我鉴定中工工整整地给自己写下了一条优点：“忠诚老实”。

其实，关庆昌很不老实并且内心贪婪，他的老婆黄淑珍也不是什么好人，贪财、吝啬，私底下为人刻薄。在615厂，关庆昌表面上工作积极，忠诚可靠，可他的屁股后面一直藏着一条狡猾的狐狸尾巴。60年之后，他的这条狐狸尾巴有些藏不住了，那时国家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关庆昌认为世道很可能要变，识时务就应该大胆谋财，于是在61年3月胆大妄为地盗取了那两块金砖。

金砖到手后，关庆昌原以为再蛰伏一段时间，等世道一变，他就可能拿出金砖，风光露头了。

但不久之后，他就意识到自己错了，迫不得已，他只好一再以“伪善”画皮，以求达到长期隐藏的目的。

关庆昌对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他自己一套狡猾的理解，他认为只要将自己伪装成无懈可击的好人，时代越特殊，越疯狂，他这个罪犯就会愈加地安全。

在大案发生，风声很紧，大家都在围攻嫌疑人的时候，关庆昌的伪善表演可谓是达到了极致。待人接物时，他礼貌极了，两个人同时走到门口，他一定请人家先走；有人到办公室找他办事，他一定站起来，两把椅子让出好的；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打架，不管有理无理，他总是先打自己的孩子，然后再笑着向人家赔礼道歉。总之，他给人的印象是有知识、有涵养，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因为好的有些过分，年终评定时，大家在赞许他的同时，也给他提了一条缺点：“不能大胆地开展批评。”

对此，关庆昌诚恳地表示，一定会改正缺点，争取进步，可实际上他清楚的很，棱角这个东西弄不好就会变成致命的把柄，他最该琢磨的不是如何使自己变得鲜明，而是如何使自己更加地阴险。

关于阴险与狡猾，关庆昌通过四个字，下了相当大的功夫。

这四个字便是”艰苦奋斗”。

厂里的义务劳动，他总是抢着干；下车间劳动，他的天数最多；抨击旧社会，他总能流下最痛恨的眼泪；一件旧棉袄，他能坚持穿十年；一件破毛衣，他能打上百个补丁；许多工作，不等领导开口，他便已经认真负责地干起来，领导一旦开口，他更是义无反顾地朝前冲······

就这样，不知不觉，关庆昌成了615厂最受认可、最受欢迎，最不被怀疑的人。

可是，罪孽这个东西，一经发酵就是一道紧箍咒。

这一点是关庆昌始料未及的，他没有想到那两块金砖在自己手里，最后带来的竟然是无休止的各种折磨。

首先是如何藏这两块金砖的问题，时间长了，关庆昌觉得哪里都不安全，他先是将金砖藏在柜子里，后又埋在自家的院子里，厂里统一搬家后，他又将金砖藏在自家的米缸里、床底的柜子里······到最后，越是藏，越是怕，越是怕，越要藏，成了一种精神折磨。

其次这两块金砖将他的家庭拖进了畸形的深渊。原先他的老婆黄淑珍事事都听他的，可金砖偷回来一分钱没见到，黄淑珍的心态就变了，两人一闹家庭矛盾，黄淑珍就拿这两块金砖要挟他；他的儿子原本性格很好，后来因为这两块金砖一家人不敢跟邻居走动，他的儿子渐渐地就变得封闭了，结婚时，他的儿子提出要搞婚礼，但关庆昌因为心里恐惧，最终没有答应，孩子不理解，父子间矛盾很深；他的老爹更惨，偶然间在米缸里发现金砖，再一问，最后竟被吓死了。

还有关庆昌本人。

在处心积虑隐藏的那些年，他看见公安就紧张地直冒冷汗，跟同事吃饭，从来不敢喝酒，和同事出差，害怕说梦话，整晚整晚地干熬着不敢睡······

关庆昌没有疯掉，是因为不甘心。

1980年3月，国家提高金银收购价格，这消息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将关庆昌牢牢地吸引住。他算了一下，八百两黄金，虽然是十六两为一斤，也能变卖三十六万元。

关庆昌去银行营业部专门观察了，银行收购金银，不必带任何证件，只认金银，不认人。关庆昌认为，“苦熬”隐藏了十九年，这下总算是熬出头了。

从关庆昌以往的种种表现看，这家伙是聪明人，但煞费苦心地隐藏十九年，已经将他篡改得面目全非，可能是“憋屈”得太久了，当他决定露头时，他的智商被冲进了马桶。

1979年，关庆昌关心过一个问题，怎样把两块金砖化小。为此，他先是偷买坩埚尝试着自己化，结果失败了，只化出一个大金疙瘩；后来他干脆冒险将砍下的一块金砖带到厂里，动用手中权力钻空子，让熔炼老师傅化了一根大金条出来。

这一次出手，关庆昌打的就是这根大金条的主意。当时，他的心态很复杂，也很可笑，这根金条大概有六斤重，关庆昌一砍两半，将这根金条分成了一块四斤的和一块两斤的。按说卖两斤的，分量轻，目标小，更安全一些，但关庆昌“憋屈”太久，太想拿到能花的大票子了，因而他失去理智，决心去卖那块四斤的。

他老婆黄淑珍问他，这样能行吗？

关庆昌说，你就说这是家里祖传的。

黄淑珍本就贪财，听到这话，她激动地将这块四斤重的半截金条装进了包里。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关庆昌忽略了一个致命的常识，又或者说，憋了十九年，他再也憋不住，再也无法顾及了。

关庆昌忽略了哪个常识呢？

不是别的，正是金条的纯度。

他很清楚，他盗取的金砖，是工业黄金产品，纯度极高，这一点银行一眼就能鉴别出来，也很容易联系到十九年前615厂的金砖失窃案。

机关算尽，就是人最愚蠢的时候。

无从忍耐，更是人最愚蠢的时候。

1980年4月5日上午9点多钟，黄淑珍出现在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关庆昌尾随其后，在营业部一角默默地看着黄淑珍将那块四斤重的“赃物”递进七号窗口。

一切似乎非常的顺利。

四斤重的“赃物”核价两万三千多块，黄淑珍用假名字办了六个存折，然后将这笔巨款存了进去。

这一幕，让关庆昌的神经彻底松弛了下来，随后，他走出中华路营业部，心情异常畅快地向615厂走去。

然而，关庆昌不知道，就在他认为一夜暴富的美梦已经成真时，黄淑珍已被带进公安局审讯室，她所露出的破绽，正是金条的纯度。

几个小时后，关庆昌在615厂会议室被捕。

消息传开，整个615厂一扫整整压抑了十九年的阴云，有人放鞭，有人哭泣，有人包饺子庆祝，有人一醉方休。

李榆的爱人得知消息，小跑着回家报信。门锁着，她给要返校的儿子用粉笔在门前水泥地上写了一行大字：100号案件破了，盗窃分子关庆昌。你留在家里，我和你爸爸要去庆祝。

李榆得知关庆昌是罪犯，喃喃自语，怎么会是他！

贾清吉当时正在北京，听到破案的消息，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高举过头，呼喊着，这一天等得太久了，我要请客！我要请客！

几个月后，关庆昌先被判处死刑，后被改判无期。

多少年后，他从狱中出来，在沈阳一个暗淡的角落里卖冰棍，就像一个一无所有，早已丢掉灵魂的可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