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祐五年（1257年），战争的黑云向南宋朝廷凶猛压来。

这一年五月，元宪宗蒙哥借口南宋朝廷“违约”，兵分三路，御驾亲征，欲行灭宋之事。三路大军一路由蒙哥亲率，进攻四川；一路由蒙哥弟弟忽必烈率领，自河南南下进攻鄂州；第三路由元帅兀良哈台领军，从云南进攻邕（yong）州，再由湖南北上与忽必烈会师，最终对南宋都城临安实施包抄合围。

生死存亡之际，宋理宗放眼朝堂，最后将抗击元军的大任交给了朝堂上颇为强势的贾似道。宋理宗先是任命贾似道为枢密使兼两淮宣抚大使，进而又加封其为京西、湖南、湖北、四川宣抚大使。

宋理宗两度任命，毫无保留，自有他的心得与道理。

此时的贾似道，四十四岁。

看过往，贾似道给人很难拿稳的感觉。他是背景深厚的官二代，老爹曾官至淮东制置使，在嘉定年间的宋金战争中功勋卓著，姐姐是宋理宗的宠妃，在宫中很能为家族说上一些话。靠着这两层家族背景，贾似道十八岁即在京师临安担任太常寺籍田令。

一般而言，官二代多是纨绔子弟，论能力德性，多半都是不行的。但贾似道有所不同，在官二代中实属异类。一方面，纨绔子弟贪图享乐、骄奢淫逸的臭毛病，他是有过之无不及；另一方面，官二代不具备的眼界能力，他不仅全面具备，而且还具备的很强势。总而言之，这是个缺点很致命，能力很突出的家伙。若能力这一面朝上，他可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若毛病那一面朝上，他亦可能成为贻害无穷的祸害。

正因为如此，自贾似道踏入官场的那一天起，围绕在他身边的争议就比较多，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在南宋官场一路攀升。

宋理宗，是南宋虎头蛇尾的庸主，早期他还能引用正人干臣，但随着在位日久，渐渐地他便浸淫于逸乐，尽用一些善蒙蔽、好权术的奸臣。

贾似道的官场情商很高。很早，他便看透了宋理宗用人的根本心理——只要你能任事，能为他抹去麻烦，让他在皇帝宝座上无忧而逸乐，即便你轻薄浪荡、奸诈荒淫，他也会照用不误。

历史上，这样的昏君庸主，不在少数。

他们只爱自己，不顾国家，最后让德不配位的奸恶之人登堂入室，祸国殃民。

宝祐五年，宋理宗将三个战场的军事指挥大权悉数交给贾似道，本质上即是如此。可怕的是，一开始，它呈现出来的并不是危害，而是极具蛊惑性的利好。

蒙哥此次南侵，本是志在必得。一开始，他所统率的元军的确也势如破竹，一路连下剑门关、苦竹隘，后又大破鹅顶堡、阆州。然而，就在这一路元军顺嘉陵江而下，进围（重庆）合州时，蒙哥却意外遭遇了他一生未能跨过的“难关”。

合州城是西南抗蒙名将余玠生前苦心经营的一座军事重镇，因修筑于钓鱼山，又称钓鱼城。此城地势险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加之防御工事坚固，所以当蒙哥率大军来攻时，守城将士丝毫不惧。

将钓鱼城团团围困后，起初，蒙哥还想遣使招降城中守将王坚。不料，王坚乃忠勇刚烈之辈，见到元使，他没有接话，挥起就是一刀。蒙哥得知使臣被斩，勃然大怒，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攻下钓鱼城。

然而，从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一直攻到七月，蒙哥挥军日夜猛攻，伤亡惨重，钓鱼城却固若金汤。

有个细节，很能呈现这场攻守大战的惨烈。据史书记载，元军前锋将领汪德臣趁夜指挥敢死队攻城，王坚身先士卒，登城力战。汪德臣单骑奔到城下大喊：“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话音落下，王坚在城头怒吼一声，飞石瞬间猛砸下来，汪德臣躲闪不及，当场被飞石击中而死。

久攻不下，连损猛将，蒙哥焦躁之下，亲临阵前督师，不料竟被流箭射中，于七月末暴死在了军营中。

蒙哥死讯传到另一路大军忽必烈营中的时候，忽必烈正欲渡过长江。亲王穆哥的信使敦请忽必烈立即北还以维系朝野人心，但这位后来的大元雄主却以为无功而返，有损他的威名。

忽必烈说：“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

说完，忽必烈遂下严令，即刻渡江，围攻鄂州。

鄂州乃南宋朝廷长江防线上的军事重镇，消息传来，举朝震恐。为救危局，宋理宗立刻下诏，于军中任命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火速进驻汉阳，驰援鄂州。

此道诏命，其实凶险至极。

然而，贾似道颇有些技高胆大的架势。

又或者说，在他的官场逻辑中，唯有无所不能，才有强势地位；唯有强势地位，才能为所欲为。

忽必烈攻鄂州城，起初使用的是常规战术，但连攻半个多月，却没能撕开缺口。考虑到耗不起，忽必烈随后搞起了地道战，企图内外夹击，出奇制胜拿下鄂州。

贾似道战场嗅觉很灵敏，察觉到忽必烈正在拼命挖地道后，他急令士兵趁夜在外城墙筑起了一座木栅栏“夹城”。这一招很阴，第二天当元军从地道中冲出来的时候，愕然发现他们被困在了外城与夹城之间，成了瓮中之鳖。这时候，贾似道一声令下，早已埋伏好的宋军弓箭手万箭齐发，结果忽必烈的这支奇兵，全部被歼。

忽必烈闻报，仰天长叹：“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

只看这一个片段，连忽必烈也觉得贾似道是难得的人才。

元军“地道战”失败之后，失掉了攻城的锐气，此后的两个月，元军虽有数次蛮攻，但始终未能踏进鄂州城半步。

遭遇如此挫折，元军将领纷纷发出牢骚，说攻城失利都是因为听从了士人的建议，禁止对攻陷的城池进行屠城，才使宋人敢于顽抗。

听到这些牢骚话，忽必烈大怒斥责：“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

后来有人将忽必烈的这段话当成金粉，涂抹到了贾似道的脸上，说他是挽救大宋半壁江山的士人楷模，其智识才能抵得过忽必烈的十万大军。

孤立地只看一点，这个说法似乎并没有错。但评价一个人，有时候一叶并不能知秋，历史上有一类奸臣是这样的，他是由好到坏，先前有多红，后来就有多黑。贾似道就是一个典型，功业在他那里，从来不是高尚的鞭策，而是奸恶的靠背。

还是先回到当时的战场。

贾似道在指挥鄂州守卫战的时候，并不知道蒙哥的死讯。到了十一月中旬，观察战场态势，他发现不对劲了，进攻四川的元军莫名其妙地撤军了，原驻防四川的宋军得以相继回援鄂州，鄂州险情由此解除，但与此同时，南路的元军兀良哈台部则在进抵湖南后，忽然开始猛攻潭州。

为防元军从南面撕开口子，贾似道一边谨遵朝廷命令，前往黄州，对抗兀良哈台；一边派出探子，四处打探消息。

就在贾似道急待最新消息之时，钓鱼城守将王坚遣使送来了蒙哥暴死军中的准确消息。

贾似道之所以是“贾似道”，其善弄权术，有奸诈之智的本色随即就体现了出来。

得到消息，他料定忽必烈不可能令汗位久悬，必不想与南宋打持久战，当下他之所以猛攻不止，那是因为他骑虎难下，未得撤兵的借口。

参透了这一点，贾似道一刻不延误，立即秘密派遣使者宋京前往元军大营，在口头上承诺，只要忽必烈撤兵，南宋将向蒙元“岁奉银、绢各二十万”。

忽必烈雄才大略，当然明白贾似道葫芦里装着怎样的药丸，他看似是乞和，其实是拿捏，是交易。他口头上做出的所谓承诺，说到底就是欺骗，而忽必烈看透却不能说穿，否则他便没了撤军回去争夺汗位的借口，而贾似道呢，只耍了一个心计，便建了拯救社稷安危的功业。

毫不客气地讲，在这一轮博弈中，忽必烈虽然没输，却在无形之中成了贾似道的一枚棋子。

更奸诈的是，当忽必烈撤兵北还之时，贾似道反手又摆了宋理宗一道。他虚张声势地搞了一场追击，仅仅杀伤了一百七十多名元军，这本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却向宋理宗连奉“捷报”，将之大言不惭地包装成“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汇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福。”

宋理宗很吃这一套，贾似道尚未还朝，他便考虑如何赏赐了。

历朝历代，官场之上有一潜规则，当君臣昏恶一体，臭味相投时，良臣必遭劣臣驱逐。史书记载，早在元军大举南犯之时，宋理宗曾问策于左丞相吴潜。情急之下，吴潜鉴于北宋靖康之难的教训，随口说了一句，万不得已，陛下可以考虑迁都。宋理宗问他：“卿往何处？”吴潜说：“臣当守此。”

吴潜此言很实在，亦忠勇。然而，宋理宗听了，却认为他别有用心。

他质问吴潜：“卿欲为张邦昌乎？”

此问一出，吴潜顿时惶恐不敢言。

此一事过后，另有一事更加速了吴潜栽倒。

宋理宗无子嗣，很早就属意于侄儿，荣王赵与芮的儿子忠王赵禥，准备立他为太子。吴潜对此颇为耿直，竟对宋理宗说了这样的话：“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

吴潜所说的史弥远乃前朝宁宗后期至理宗前期的大权臣，曾擅行废立，将当年的太子济王逼迫致死，拥立理宗成为一个傀儡天子，至其死后理宗才得以亲政。

吴潜这番话，耿直而刺耳，确实缺少官场情商，但其忠心还是可鉴的，他在提醒宋理宗，要警惕权臣与弱主的问题。

但此时的宋理宗已近贾似道这样的奸诈之臣，对逆耳忠言根本听不进去。

贾似道自“凯旋”回朝之后，一直在觊觎首席宰相的大位。得知吴潜犯了大忌，他即刻授意御史沈炎弹劾吴潜，诬蔑他与朝臣章汝均勾结，企图拥立当年的济王之后。

因为这狠毒一刀，吴潜毫无悬念地遭到了罢黜，而接替其位者正是宋理宗褒扬的“股肱之臣”贾似道。

未掌相权时，贾似道奸诈难辨好坏，登上相位后，他的尾巴与獠牙再藏不住，终于露了出来。

“废国向己”，是贾似道最为奸恶的一点。史书记载，景定二年（1261年），贾似道执掌宰相大权不久，即开始下手剪除军中的异己势力。

他诬蔑向士璧、曹世雄，在军营中对他无礼，且在军中贪污、盗取官钱，结果，这两位难得的勇将惨遭流放。

还有更恶劣的。

贾似道见王坚在钓鱼城守卫战中功勋卓著，既嫉又恨，为了剪除这一潜在威胁，他先是将王坚调回朝中担任侍卫军都指挥使，如此解除兵权之后，他又将王坚驱赶到知州。可叹那王坚，一战射死蒙哥，本可成为家国危亡时的中流砥柱，就因为贾似道的嫉恨，最后在和州郁郁而终。

诸将被害，王坚郁死，对本就脆弱的南宗军心士气，打击很大。

用元将刘元振的话说：“宋权臣当国，赏罚无章，有功者往往以计除之，是以将士离心。”

颇为讽刺的是，贾似道高居在首席宰相的宝座上，对自身的奸恶非但没有丝毫的反省，反而认为自己是社稷功臣。

正是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景定四年（1263年），贾似道又做了一生之中争议很大的一件事，那就是推行“公田法”。

南宋朝廷自南渡以来，一直没有摆脱财政赤字的困境，到了宋理宗时期，每年的财政收入一亿两千多万贯，支出却高达二亿五千多万贯。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别无他法，唯有不断增量印行纸币。这么做，无异于饮鸩止渴，势必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的恶性循环。

另外，南宋还有一顽疾，大量土地掌握在权势阶层手里，他们仗势逃避赋税，造成军队粮饷严重不足。

贾似道的“公田法”，就是要将那些被官僚地主阶层大量兼并的田地以低成本的方式收归国有。这本是好事，但实际操作起来，因为急于求成，不愿付出，手段阴狠，贾似道的“公田法”便逐渐演变成了对社会各阶层的强取豪夺。

国危之时，最怕乱政。

站在国家的层面，有一种大恶，叫作以爱国救国的名义瞎折腾，折腾到最后，不是江山大好，而是动摇根本，拉起仇恨，国家倾覆。

贾似道当年便是如此，南宋半壁江山因此而更加的脆弱动荡，而他本人也激起了后来杀死他的公愤。

宋理宗是个有“福”的皇帝，就在南宋已显出亡国之相的时候，他恰到好处地驾崩了，继位者不是别人，正是吴潜口中的弱主，宋度宗。

贾似道拥立宋度宗，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知道如何摆布掌控这个弱不禁风的皇帝。

咸淳元年（1265年）四月，为表倚重，宋度宗正式加贾似道为太师。不仅如此，贾似道每次上朝向皇帝行礼时，宋度宗必定起身答拜，并且不敢直呼其名，而是称“师臣”。

站在权臣之巅，贾似道十分卑鄙奸恶，为了显示分量，掌控宋度宗，他时常要在朝堂上演两出丑戏，一出叫“狼来了”，一出叫“我不干了”。

史书记载，贾似道在主持完宋理宗的葬礼后，悄无声息地就走掉了，与此同时，他又授意心腹将领吕文德向朝廷谎报军情，声称蒙古军队正在猛攻下沱。“狼来了”的假消息传开，朝廷震恐，谢太后和年轻的宋度宗更是吓得六神无主，最后无法，只能下诏哀求贾似道尽快回朝主持大局。

贾似道回来一次，就是在权臣的道路上得逞一回。

咸淳三年，贾似道故技重施，再次向宋度宗提出告老还乡，宋度宗害怕，竟一天四五次传旨挽留，最后加封贾似道为“平章军国重事”，允许贾似道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并在西湖的葛岭上赐给贾似道一座豪宅。

至此，贾似道算是蜕去伪装，彻底露出了权臣最为奸恶可恶的嘴脸。

民间有个说法，咸淳年间，朝廷就是个摆设，贾似道的西湖豪宅，才是朝政的裁决之地。而贾似道本就是烂人一个，所以他的宰相府邸，也是酒池肉林之地，关于他的荒淫暴虐，有耳有口之人，皆能说出一件两件。

一边专权误国，一边醉生梦死。

芸芸众生并不傻，尤其是当国家深陷生死危局的时刻，他们岂能不恨贾似道这样的权臣！

咸淳三年（1267年）年末，蒙古大军再度南下，进抵南宋江汉防线军事重镇——襄阳。值得一提的是，蒙古此次南侵，制定整个攻宋方略的副帅，正是七年前被贾似道逼反的南宋将领刘整。

此时的贾似道，已不是宝祐年间的贾似道。

宝祐年间的贾似道，尚有证明自己的雄心，而现在，他像一具行尸走肉，只有私欲，只顾享乐。

为何会这样？

有一种说法可以借来一用，权力这东西，有时候就是毒药。败类中此毒，只剩病态疯狂的享乐之瘾，最为可怕。

《宋史》记载，襄阳被围困时，贾似道沉醉在葛岭的温柔乡里。他的豪宅里有一座美轮美奂的“半闲堂”，堂中除了他个人的塑像，剩下的就是一群供他淫乐的美妾。

贾似道酷爱斗蟋蟀，经常与众妾席地而坐，以此为乐，有熟客来，见此情景，不禁笑言：“此军国重事邪？”

有一次，宋度宗忍不住问他：“襄阳围已三年，奈何？”

贾似道蒙骗朝廷久矣，他不动声色地反问：“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

宋理宗吞吞吐吐地说：“适才有嫔言之。”

贾似道盯了那多嘴的嫔妃一眼，过几天，那嫔妃便死了。

从此，边事日急，而朝野上下，再无人敢多说一句。

咸淳六年，因为襄阳粮道被元军彻底断绝，形势变得更加危急。随后，忽必烈加大攻伐力度，宋军难以抵抗，襄樊陷落进入倒计时。

咸淳十年，襄樊相继陷落后，灭宋的丧钟终于敲响。

面对忽必烈灭宋的三十万虎狼之师，年仅三十四岁的宋度宗彻底崩溃，暴死在了宫中。随后，年仅三岁的嘉国公赵显即位，是为宋恭宗；尊皇太后谢氏为太皇太后，临朝听政。

孤儿寡母，权臣当道，这是亡国的征兆。

谢太后问贾似道，有无办法？

贾似道思来想去，吐出了“议和”二字。然而，此时已不是十六年前，忽必烈为报当年“一箭之仇”，当然不可能给贾似道喘息活命的机会。

没有办法，贾似道只好硬着头皮做最后一战。

但将帅失德，军心涣散，哪还有战的资本。

结果，十三万所谓的精锐，一夜之间便灰飞烟灭了。

到这地步，朝中终于有人怒喊出声，贾似道误国，当诛杀泄恨！

此声一起，顿时变成众怒难平。

谢太后妇道人家，权臣之恨体会不深，起初她还想保住贾似道，但舆论太盛，最后她不得不下诏贬黜贾似道。

世道人心，对贾似道而言，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起初，朝廷要将贾似道贬到越州，但越州守臣一听说，马上坚闭城门不让贾似道进城；无奈，朝廷只好将贾似道改徒婺州，没想到婺州人居然到处张贴布告，坚决要驱逐贾似道；无法，朝廷只好又将贾似道改迁建宁，结果又有人上奏说，建宁是名儒朱熹的故居，即使三尺童子，一听说贾似道要来，也会恶心呕吐，何况见到他的人？

天下之大，贾似道已无立足之地。

朝廷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又下一道贬谪令，将贾似道贬到偏远的岭南，同时抄没贾家所有家产。

可是，即便如此，贾似道的仇人们仍不愿放过他。

为首的就是福王赵与芮，他仇恨贾似道，皆因为贾似道当推行“公田法”，严重损害了他的家族利益。

为了在中途干掉贾似道，赵与芮暗中做手脚，招募了一个同样对贾似道怀有深仇大恨的死士充当监押官。

死士名叫郑虎臣，会稽县尉，他对贾似道的仇恨同样拜“公田法”所赐。

史书记载，监押贾似道，经过南剑州的黯淡滩时，郑虎臣问，这溪水如此清澈，你为何不死在此处？

贾似道说，太皇太后许我不死。一旦有诏，我就死。

郑虎臣冷笑几声。

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九月的一个黄昏，郑虎臣监押贾似道来到福建路漳州城南二十里的“木棉庵”。郑虎臣让轿夫在庵外歇脚，然后不由分说将贾似道拉了进去。

有一种说法，在木棉庵里，郑虎臣大喊一声——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然后一刀下去，手刃了贾似道。

但另一种说法，多数人更愿意讲谈。在木棉庵里，郑虎臣勒逼折磨，贾似道就是不死，郑虎臣气愤不过，最后将贾似道拖进厕所，溺死在了粪坑里。

此说若为真，那一天，真是天道当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