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京城的消费水平很高，当时很多京官常为生计发愁，可谓是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根据现存的《李慈铭日记》、《翁同龢日记》、《庚子记事》等私人笔记，大致可以推算出当时京官的开支情况。
总的来说，京官的年用度主要分为四个层次，涵盖了在京大员及六、七品小京官的生活状况。
第一档是困苦型
这一类主要是指刚入仕品级较低的主事、翰林一类的京官。根据《李慈铭日记》的描述，当时的京城的物价居高不下，米约2.5两每石，最低限度的两间住房租金2两每年。仅此两项的开支，就需支出20两左右。
若是加上生活必备的油盐酱醋茶，以及取暖、穿衣等，一年下来最少也得100两银子。
当官的毕竟不同百姓，所以100两每年的生活开支是底线。根据何德刚《郎潜忆旧》描述，他一个名叫锡彬的同年的生活状况为：余家平常不举火，上下四人，晨兴食馒首四斤，加以葱、酱、小菜，日不过钱一百有零。
锡彬时任刑部主事，是典型的小京官代表，他一家四口每天的生活费仅有100文钱（时银钱比价为1:1500），年伙食费开支大概在20两左右，而锡彬的俸禄是60两，若是加上简陋的住房、服饰和必要的人情开支，100两的年开支非得精打细算不可。
像锡彬这样生活在底层的小京官，在晚清时期占了京官数量的一半，抛去那些家庭条件不错的，至少也有40%以上。
第二档是温饱型
相比与困苦型，这一类京官的品级略高、入仕较久，且在京内外有一定的人脉关系。
官当得长了，来钱的路子也就多了，他们可以通过种种方式获取一些灰色的收入，不过这类收入不会太高，无非是外官的施舍以及保结一类的小额收入。
但有总比没有强，正是在这些额外收入的支持下，他们的生活水平可以提升一个档次，住房、吃穿方面多少也能体现出当官的体面。
晚清名臣张之洞探花出身，在京为官生活了近20年，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温饱型”官僚。
由于长时间饱受经济的困扰，光绪九年张之洞上了一道《请加翰詹科道津贴片》，在这道奏疏中，张之洞就给朝廷列出了一个京官的基本开支标准：“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
奏疏中说的“一金”意指一两白银，可以说张之洞所列的这个标准，是符合当时实情的。故而很多学者将京官的温饱水平确定在300两这个区间。
第三档小康型
这一类官员与品级联系不大，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家庭条件。在京为官日子艰难，若是能得到家庭和族人的经济支持，那么生活水平将会更上一个台阶。
小康型京官的生活就不仅仅局限于最基本的生存开支了，在吃好穿好的基础上还涵盖了一定限度的娱乐、宴请、应酬等方面的开销。
当然了，娱乐、宴请、应酬是个无底洞，具体花费多少没有上限。基于小康这个水准，当时的最低标准是600两。
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于光绪九年考中进士，后被选为刑部主事。刘家的经济条件尚可，至少是中等地主之家。
他在京生活期间，就曾写信回家说：“留京有家眷，每年非六百金不可。”这样的标准，可以在好的地段租上一套像样的四合院，还能雇上两位佣人，到衙门上班也可以雇车。
每逢节日，刘光第都要向老师、上司赠送小额的节礼，不过他自己也说了，即便是年支六百两，也不能在饮食、服饰上有过多的追求，锦衣玉食那是远远达不到的。
处在小康型这一水平的典型京官代表是曾国藩，如果看过张宏杰的《给曾国藩算算帐》一书的读者，应该都是清楚的，曾国藩喜欢写日记更喜欢记账，所以为我们保留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曾国藩翰林散馆的第一年，就支出了800两银子，不过曾家的财力不及刘家，所以在京为官多年，曾国藩欠下了一屁股的债，直到他第一次放考差（乡试主考官）的时候，才逐渐还清债务。
即便是每年支出800两，曾国藩也得精于算计，一旦某项开支过大，就会影响一年的生活质量。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张佩纶，此公是李鸿章的东床快婿，他被革职后失去了生活来源，老岳父李鸿章倒也慷慨，按照小康的标准每年资助他1000两银子。
第四档奢华型
同、光时期，高级京官的开支动辄四五千两，甚至超过万两，但这都是在京的高级官员，不是宗室王公就是侍郎等二品以上大员。
官做到了二品，自然不会为银子发愁。根据众多笔记的记载，正一品的大学士岁入在50000两以上，尚书41000两以上，侍郎33000两以上，至于这些数字到底可信不可信，御史认为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而且是只高不低。
不过此类官员毕竟是极少数，不是京官群体的代表，略作了解便可。从以上几种情况来看，清代的京官大多数生活水平不高，仅仅是比一般的百姓略高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