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一爆发，咸丰皇帝就叫各省搞团练来对付太平军。到最后呢，就只有湖南这边突出重围，像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那可成了清王朝的一根救命稻草呀。而且啊，在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进程里，湖南人那也是相当风光，出了不少风头嘞。
为啥湖南在太平天国时期一下子就崛起了呢？这里面原因不少，不过有一点肯定错不了，就当时的那种历史情况来讲，说不定也就只有湖南人能把快要完蛋的清王朝给救过来了。
【嘉庆朝以前湖南是典型的落后分子】
在清代的各个省份里头，湖南建省算是比较晚的啦。一直到雍正刚开头那几年，才正式有了湖南巡抚这个职位呢，这时候省的那些规制啥的才算彻底定下来了。从地理环境方面来讲呀，湘西还有湘南这边呢，大多都是高山和丘陵，民族构成可复杂啦，是汉族、苗族、土家族、瑶族、侗族等等这些民族聚居的地方。
从文化方面来讲，湖南在过去一直是被当作“落后的地方”的，就连康熙皇帝都把湖南看成是“没怎么开化的地方”。在清朝初期的时候，好多人都不乐意到湖南去当官，觉得在那儿“都找不到能好好说上话的人”。
科举考试也能看出文化方面的差距。康熙年间湖广分省之后，在乡试里，湖北的中额能达到湖南的三倍呢。就说乾隆这一朝吧，总共开了28科考试，湖南籍的读书人最后只考中了39个进士，平均下来每科也就1.4个人能考中，这可比每省平均11人的数量低太多啦。
科举能拿到功名去做官的人要是少，那能当上大官的机会肯定也不大呀。就拿从顺治朝到乾隆朝这一百五十多年来说吧，不完全统计了一下，湖南籍的人里能做到巡抚侍郎及以上官职的总共就只有8个人，这数字看着可真不咋地呀。
之后曾国藩从四品一下子升到二品侍郎的时候，特别得意地讲：“在湖南，能在三十七岁就当上二品官的，本朝可还没一个人呢。”像王闿运这类学者也都不藏着掖着，直接就承认说：“湖南的人物啊，在史书传记里都少见，从唐、宋一直到明朝，虽说有万家诗人，可湖南能占上一两个的都难。”从这也能瞧出来，湖南这块地方，在历史上还真就没出多少文人、高官。
在经济这块儿，从崇祯八年一直到康熙十九年，这整整45年的时间里，湖南的大部分地方都没消停，一直在打仗呢。那时候的人是这么形容的，说“好几百里地都没人烟了，过了二十年，能陆续回来的人也就只有十分之二三”。就这么一直折腾，一直到乾隆末年，湖南的经济才慢慢有了点儿好转的样子。
【经济、文化的发展提升了地主阶级的凝聚力】
打嘉庆往后，湖南的经济发展就跟开了挂似的，速度可快了。有那么句话叫“湖广熟天下足”，可实际上呢，湖北算不上产粮的大省，它的粮食供应得靠着旁边的湖南、四川来帮衬着。所以说那句“湖广熟”，其实就光指的是湖南这块儿。
除了搞农业之外，其他各行各业也都快速发展起来了。靠着特别好的水路交通条件，往北边能顺着长江出去，往南边能一直到广州那边。到道光皇帝在位后期的时候，长沙、常德、衡阳这些地方的商业已经非常兴旺了。
经济和文化是相互关联的。靠着岳麓书院作为文化堡垒所发挥出的辐射影响力，湖南这边使劲儿发展文化，于是就有一大批文人学子进到官场里去了。之前就讲过，在嘉庆那时候往前算，湖南能做到二品以上官职的都不到10个人。可到了道光三十年的时候呢，能当上督抚这样大官的就已经有7个人啦，而且科举考中被录取的人数也比之前多了一倍呢。
在道光年间呀，湖南那地方冒出了好多特别厉害的官僚还有学者呢。像唐鉴啦、贺长龄啦、陶澍呀、魏源呢、曾国藩呐、李星沅呀，还有曾国藩等等这些人都是呢。
湖南那边经济发展起来了，财富也跟着变多了，这么一来，当地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就变强了。在封建时候啊，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是调和不了的。这几十年来，湖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大部分都被地主阶级拿走了，可农民呢，日子过得是越来越苦，这样一来，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就变得越发尖锐啦。
在清代的时候，民间有那么几个反清的组织可活跃啦，像天地会呀、白莲教啥的，在湖南这块地儿一直挺有影响力的。而且呢，苗族、瑶族和汉族之间的争斗也没停过，老是接连不断地发生着。
湖南那边的地主为了护住自身利益，跟农民闹起了特别激烈的阶级斗争，差不多每年都会搞出一回大规模的武装起义那种事儿。这阶级对抗激烈到啥程度呢，在全国范围里恐怕都很难再找出第二个这样的情况了。
湖南的地主阶级因为长时间争斗，养成了勇武好斗的性子。他们在民间组织起力量，去跟各种各样的农民武装对着干。差不多在各个府县，这种非正式的武装力量都发展起来了，甚至都把地方官府的作用给取代了。就因为这样，到后来曾国藩组建湘军的时候，现成的队伍就有了，直接拉过来就能上战场打仗。
【湖南官僚大多属于理工类实用人才】
在乾嘉那个时候，汉学在全国可火了，到处都流行得很。但在湖南这块儿呢，那些读书的人看重的却是程朱理学。要是拿同一时代的左宗棠和李鸿章来比一比呀，就能瞅出来，他俩的知识构成那可完全不一样嘞。
左宗棠在17岁之前，读的都是四书五经以及先秦儒学方面的书，要知道这些可都是科举考试规定要学的内容呢。而到了17岁之后，在云贵总督贺长龄和城南书院山长贺熙龄这两位恩师的教导下，左宗棠把《皇朝经世文编》，还有魏源写的《圣武记》、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等这些书，都系统地读
左宗棠在少年时期接受了一整套的儒学训练，这让他打下了挺扎实的文化底子。而且呢，到了青少年阶段，他还接受了系统的理工类方面的训练。像那些科举考试之外的实用性著作所涉及的内容，他也都有学习掌握呢。
安徽人李鸿章啊，跟江南那些地方的读书人没两样，一门心思就奔着求取功名去的，他打青少年那会起，就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在那攻读“时文”呢。
要是搁现在来讲呀，左宗棠就好比是清华理工类专业出来的学生，李鸿章呢，则像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他俩知识结构不一样，到了后来在仕途发展以及所做出的事儿方面，那差别可老大了。
嘉道那个时候，湖湘派传下来的儒学讲究把修身和实践搁一块儿，目的就是引着读书的人去奔着“内圣外王”使劲儿。啥叫“内圣”呢？就是把自己的言行想法啥的，练到差不多能跟圣人一个样儿的境界。那“外王”又是咋回事呢？就是把学到的学问和实际做事结合起来，照着孟子说的“王道”那一套去教导老百姓，好弄出一个让老百姓都满意的大同世界来。
在社会安稳太平的时候，像左宗棠这样擅长实干的人才，不见得能有特别好的发展机会。可要是到了世道混乱的时期，那种能把学问运用到实际当中的经世致用之学，就有了很大的施展空间。要不是这样，左宗棠在湖南巡抚手下做事的时候，也没法弄出那么大的动静来呀。说到底，就是因为他能把学到的东西用起来，在军事、地理这些方面，都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呢。
经济和文化都发展起来了，地主阶级一个个都很勇武、爱争斗，再加上读书的人能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当中，这么多因素凑一块儿，就给湖南人带来了使不完的劲儿。之后曾国藩把这些力量集中起来归自己用，虽说这里面有时势造就英雄的情况，但湖南能崛起可不是曾国藩一个人的功劳，那是历史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