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30日，汪逆精卫组织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布所谓“还都”大典之前，原定担任傀儡政府宣传部部长的陶希圣却由香港潜返重庆，向国民党反动头子蒋介石表示“忏悔”。陶希圣的突然出走，与其说是陶有所悔悟，不如说是由于林柏生（广东信安人，改组派骨干）霸住伪宣传部不让他进去的结果。前台的戏还没有开锣，后台就闹出一场派系之争，直到1945年8月伪政府垮台为止，这种群丑之间的争权夺利，也还没有停止。

陶希圣，湖北黄冈人，原名汇曾，北京大学法科毕业，与李圣五同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以后又在上海复旦、暨南大学、劳动大学、上海法学院、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35年前后，中国学术界曾展开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所谓论战：以崇拜实验主义哲学的胡适为首的“全盘西化论”者与以暨大校长何炳松为首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者大打笔墨官司。胡适在北京主持《独立评论》，何炳松则出版《中国文化》，联合了樊仲云、陶希圣、陈高傭等10个教授发表了一篇《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以抵制胡适的舶来品文化。陶希圣当时是10个教授中能文之士，写了不少维护反动统治的理论文章，成为国民党的“御用理论家”。

陶希圣的附敌，是由于周佛海（湖南沅陵人，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主要策划者）的拉马。这里还得交代一下周、陶两人的关系。北伐时，武汉政府成立，周佛海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陶希圣为该校政治教官。宁汉分裂，周逃出武汉奔赴南京，邀陶同走。1928年1月周在上海办《新生命月刊》（戴季陶、邵力子、陈果夫、陈布雷、周佛海为委员）；后来又办新生命书店，邀陶为总编辑。周、陶都写文章，出单行本。周著有《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陶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史的分析》，当时号为CC系的“理论家”。

新生命书店停办后，周佛海担任江苏教育厅长，陶希圣则在京沪几个大学里执教，周、陶的关系疏远了。抗战发生以后，周在重庆国民党中央主持艺文研究会，邀陶为艺文研究会的副会长。周、陶的关系又由离而合，这是促成了陶希圣附敌的原因之一。

自抗战节节败退以后，周佛海对抗战前途早已缺乏信心，在他家里进进出出的人，如梅思平、高宗武诸人，认为对日抗战非败不可，对力主抗战的人，斥为“唱高调者”。有一天，胡适到周佛海家里，参加了他们的会谈，胡适当面给他们取了一个名称：“低调俱乐部”。后来这班“低调论者”就和汪精卫的改组派合流，背叛民族国家利益，从国民党反动派集团里分裂出来，公然投降日寇当了汉奸。

陶希圣在重庆，也是“低调俱乐部”的会员，当周佛海于1938年12月6日假托出外视察为名，离渝前往昆明转道香港，陶希圣也就跟踪而去，参加了“对日谈判”的一幕。

伪第六次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于1939年5月在沪召开后，一群丧心病狂的民族败类，匿居在沪西越界筑路的“特区”内筹备组织统一的汉奸政府，内定陶希圣为宣传部长，林柏生为宣传部次长兼《中华日报》社长。

论地位与声望，陶希圣远在林柏生之上，但论与汪精卫的关系，林柏生可就超过陶希圣了。原来林于大革命时期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攻读，回国后曾在广州市执信中学教书。国共分裂以后，林只身逃出执信中学，于1928年亡命到法国巴黎，在曾仲鸣的寓所见到汪精卫。那时汪因反蒋失败，在国内无法立足，以巴黎当作“政治避难所”。当时跟随汪左右的只有曾仲鸣夫妇。这时突然有一个青年从祖国受到政府迫害而远来归附他，对他表示“衷心的尊敬”，汪逆自然赋予十分的信任。汪回国以后，注意宣传工作，特别重视林柏生，如1932年汪在上海河南路三O二号创办《中华日报》，即拉林柏生担任社长，朱朴为总主笔。抗战初汪在香港办《南华日报》，也由林柏生主持。汪逆离渝后发表响应近卫三原则的臭名昭著的“艳电”，便是由周佛海、陈公博两人携带原电赴港发表在当时的《南华日报》上的。

林柏生的名义是国民党立法委员、中宣部驻港特派员、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的负责人。陶希圣是艺文研究会的副会长，地位自然在林柏生之上。但林柏生的香港分会，对外名义是国际编辑社，拥有实力。这个社组织了一个国际问题座谈会，每周开会一次，综合了一周来国际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寄给重庆的艺文研究会，是一个变相的国际情报机构。当时归“国际编辑社”直接管理的机构，有樊仲云主编的《国际周报》，朱朴主编的《国际通讯》，并出版梅思平主编的国际丛书，助编则有张百高、胡兰成、杜衡、林一新、刘石克、龙大钧等。“艳电”发表后，国际编辑社的全部无耻文人，也都纷纷投伪，所谓“和运”初期的宣传机构，便掌握在林柏生一人手中，陶希圣成了光杆的宣传部长。陶希圣一看情况不妙，就在伪政府成立以前，与高宗武潜返香港，在当地《大公报》撰文揭露汪逆卖国求荣的内幕。后来在伪组织内引发了公馆派与CC系的斗争，陶、林的冲突实开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