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玄庆，系1941年考入南京伪中央陆军教导团及军官学校的学生兵。
1941年春，汪精卫在南京光华门外工兵学校旧址，成立了一个“中央陆军军士教导团”。国民党的“福将”刘峙的侄儿刘夷，从抗日战场上叛国投敌，做了中将团长。“教导团”在南京、北平等地骗来了1000多名失学、失业青年，又收罗了一些各个战场上下来的散兵游勇，充作学兵。在团长刘夷、政训处长孙百急和若干教官训练下，总算有了一支汪记嫡系伪军。
紧接着，在伪绥靖学校旧址（南京中山东路励志社原址）挂起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招牌。汪精卫仿照蒋介石，校长由他自己兼任。校务委员有萧叔宣、鲍文樾、郑大章、叶蓬等。教育长刘培绪，教务处处长刘希文，政训处处长奚培文（后为孙百急），入伍生团团长为鲍文沛。教官有东北讲武堂出身的，有来自保定军校的，也有黄埔的，堪称大杂烩。但不论什么“长”，不论大小事，不经日本顾问增田少佐点头，就什么也办不成。
“学校”有了，却没有学生。汪精卫想在沦陷区招收1000名高中毕业的男青年做他的学生，于是在南京、广州、武汉、北平设立招生处。经大肆宣传，报考的青年还是寥寥无几。万般无奈，汪精卫只好让“军士教导团”的学兵前来应试充数。最后，以平均30分算及格的变通办法，勉强凑够了学生数。
1941年9月28日，“军校”开学了。汪精卫俨然以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正统”自居，学校的编制、课程的设置等处处模仿蒋介石的黄埔军校。校歌仍用黄埔校歌（仅改动几个字）；校训是“智深勇沉”。与长春伪满学校、北平清河治安学校、南京绥靖军校等汉奸学校所不同的是，该校设有政治课，讲汪记三民主义“和平反共建国”的汉奸理论。但由于学生文化水平太低，不得不每天夜间再开两小时基础文化课，给这些学生补习高中的语文、数学、理化。
半年后，学生入伍期满，升入学生总队。总队长仍是鲍文沛。1000名学生分编为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分四个步兵队；第二大队分骑兵、炮兵、辎重兵三个队；第三大队为工兵、交通通信兵。所学课程有战术、地形、筑城等；教材有黄埔的老课本，也有从日文翻译来的“新”课本。武器器材则多为日本明治年间的产品，以炮兵为例，用的是日式“四一”山炮、“三八”野炮。日本教官用明治年代的产品向学生教授明治时的操典，鼓吹“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只要精力集中，军刀砍断机关枪”的武士道神话。
这个大杂烩学校成为汉奸政府心目中的宝贝，要员们纷纷把自己的子弟送来受训。汪精卫的小儿子汪文悌，京沪青帮头子常玉清的儿子常某，警卫旅长秦汉卿的儿子秦履城，温宗尧的侄儿温鸾年等，都成了军校第一期学生。节庆日检阅或是欢迎日本主子，军校学生总排在最前面。军校成了汪精卫手中唯一的一张王牌。
在军校为期两年的学习期间，汪精卫几乎每逢星期一“总理纪念周”都要来校对学生做一次讲演。先讲“校训”，再讲“艳电”，然后讲“总理遗嘱”。汪精卫炫耀自己是遗嘱的起草人，抓住这点大做文章，一纸短短的遗嘱让他断断续续讲了半年。此外汪精卫还给学生讲些“内政外交事务”，如开展“新国民运动”的意义；上海工商界用纱布换来日本人的黄金；为什么要“清乡”，为什么要跟随日本主子对英美宣战等。为了笼络学生，他陆续同学生一一个别谈话，学生毕业时，他送给每人一帧亲笔题上“×××同学惠存”“汪兆铭赠”的照片，每人一把刻有“汪兆铭赠”字样的指挥刀。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也不断到校敲边鼓。有一次她对军校学生说：“汪精卫好比是唐僧，蒋介石好比是孙悟空；孙猴子再能，没有唐僧是取不来经的……”她隔三岔五地来校视察，出几个钱给学生添菜等，同汪精卫一唱一和。
汪精卫学蒋介石，也在军校成立“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党部”，书记长汪精卫。1942年，党部在学生中找了几十个“优等生”，指定为“特许入党党员”。以后由他们再介绍其他学生入党。入党名为“自愿”，不自愿者都以开除相威胁，故数月之内，全校师生百分之百入了党。
1943年秋，军校一期毕业，第二期招生。汪精卫野心更大了。他成立起警卫一、三师架子（二师由原警卫旅扩编），一师师长刘启雄，三师师长陈孝强。两个师的排以上干部及团师尉级参谋、副官，皆由军校一期毕业生担任。
与此同时，汪精卫又派一批招兵委员，分赴苏、浙、皖三省沦陷区的乡、县，名为“招兵”，实为抓兵。抓兵给了大小军政汉奸一次发财机会，因为摊派给各县、乡一定的兵额，不出人就得出钱，由上至下层层“刮”。各级汉奸腰缠万贯，黎民百姓破产伤财。青年农民则宁可背井离乡，逃亡在外，也不肯去当汉奸兵。
汪精卫预计建军会是困难重重，在建军军制上先打了折扣。警卫一、三师各辖三个团，每团十个连（九个步兵连，一个炮兵连），每连100人。三个师总兵力不足一万人。加以潜逃的兵逐日增多，到1944年5月，每个连都只剩下四五十人。连汪精卫亲自教诲谈话的军校一期毕业的军官也大批弃职而逃了。汪记军队危在旦夕。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伪中央军校二期正毕业，三期还在校。国民党七十四军张灵甫全盘接收了为数不多的警卫三个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