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漫长岁月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皇帝毫无疑问是最为频繁出现的主要角色形象。
不管在位的时候是有一番作为，还是昏庸无能，在皇帝去世以后，对他们的评价通常就差不多确定下来了。
这就是中国人看重的一个人死后才能对其作出定论。换句话说，皇帝去世后，他的声誉一般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然而历史的魅力所在，恰恰并非是其具有的普遍性，而是其呈现出的特殊性。
今天，咱们就来谈一谈一位很有个性的皇帝——雍正。
好嘞，说的正是在互联网领域里极具存在感的四爷。
不管是像《雍正王朝》这种正剧，还是像《步步惊心》《甄嬛传》这样的戏说或者强行虚构的作品，这几部一直很受欢迎的影视作品，里面的男主角都是雍正。
网民对其的评价各不相同，有说正面的，有说反面的，也有持中立态度的。
特别奇特的是，在历史上，好多人物对雍正的评价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极端。
那么，他到底采取了哪些办法，竟然能把舆论场弄得如此热闹呢？
比起康熙和乾隆这两位当皇帝时间特别长的君主，雍正当皇帝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三年。
在这长达十三年的执政期间，雍正实施了众多的变革办法。
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有两项，一项是针对官僚团体的反腐倡廉行动，具体就是清查亏空，推行养廉制度；另一项是关系到百姓幸福的摊丁入亩政策。接下来咱们逐个进行分析。
在康熙朝末期的时候，清政府的腐败问题已然非常严重，国家的阶级矛盾也尖锐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比如说在康熙五十年的时候，江西的永新县出现了陈宪武发动的暴动。到了第二年，浙江沿海那一块儿所谓的海盗常常闹事，还公然把清军当成攻击目标。
康熙对这所有的情况心里很清楚，但是他决定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
没啥别的原因，他一门心思要保住自己生前打造出来的康熙盛世的名声，还想让这名声在后代也能闪闪发亮。所以呢，康熙在政策的引导方向上，更倾向于争取那些已经得到利益的群体对他统治的支持。
对此，他总结了这样一套治理国家的体会：当君主的方法在于保持安宁平静，不要去计较那些利益方面的事，也不能说些不切实际的大话。
就在这种对矛盾装作没看见的治理观念当中，康熙赢得了仁慈的好名声。
然而作为康熙的儿子，那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雍正还没登上皇位的时候，就已经在皇宫里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权力争斗，这就好比一场惊险刺激的狼人杀游戏。
据他自己所言：朕在藩王之地待了四十多年，但凡臣子们搞结党营私、攀附求情托付、欺骗上级瞒哄下级、表面遵从实际违背、借公家之名谋私利、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这类恶劣行为，朕都看得极为清楚，可谓是一桩桩一件件都记在心里。
从古至今，像汉文帝那样以藩王身份登上皇位的，朕了解和知道的情况比这还要多得多。
在雍正登基以前，官场以及朝野上下存在的所有弊病，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在他登基后的第一个月，就迅速果断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全面清查各个层级的官员，对贪污受贿的款项追缴力度非常大。
贪污腐败的官员得把亏空的钱全部补上，就算这人已经死了，那也得让他的家人和亲戚来代替他补缴，就算是皇亲国戚也一样不能例外。
不得不说，雍正在反腐领域是个铁腕角色，他反腐的手段很狠，仅比当年用剥皮食草来惩处贪污官员的朱元璋稍弱一些。
另一方面，雍正把原本官员们那些不能摆在明面上的灰色收入给合法化了，这就是火耗。
火耗指的是老百姓交税的时候，除了该交的税款以外，还得额外拿出把碎银子铸成整银的那笔费用。
以前这属于灰色收入，各地官员的贪腐情况不一样，所以火耗的比例也不统一。
在康熙晚年的时候，陕西的火耗占额定赋税的比例为20%至50%，而山东和河南的火耗更是厉害，达到了80%，差不多让赋税增加了一倍。
康熙当政时，为了保住所谓康熙盛世的面子，对火耗这种暗中剥削底层百姓的情况，装作没看见。
雍正没有这样的顾虑，他登基后就爽快地认可火耗是存在的，还把火耗定义成公款，清晰地指出了火耗的三个主要用途，那就是给官员发养廉银，填补地方财政的亏空，以及作为地方的公共费用留存下来。
当改革的诏令颁布施行后，火耗的征收比率大幅降低，与此同时，官员的正当收入明显提高，对官员的贪腐现象起到了有力的遏制作用。
雍正实施的第二项重要改革是摊丁入亩。
在古时候，国家征收的税项主要包含两大类，一类是以人作为核心的徭役，另一类则是以土地作为核心的田赋。
然而大家都知道，那些拥有大量土地资源的官员和地主常常不用交税，可那些几乎没啥土地的众多贫民却变成了交税的主要人群。
这些穷苦百姓不但得交自己那份税，还得帮着老爷们承担一部分。
康熙当政期间，对于变革立法和维持旧制，态度犹豫不决，这个问题始终没能得到恰当处理。
到了雍正那个时候，他态度坚决地决定正面处理。在严查亏空这件事上，有一部分官员敏锐地发现雍正改革的坚定决心，所以早早地表明态度并选择支持的一方。
比如山东巡抚黄炳在雍正元年六月就上奏请求施行摊丁入亩，以此来缓解百姓的困境。
没过多久，直隶巡抚李维钧也提议施行此策略。而后，雍正经过一番实际考察研究，决定正式推行摊丁入亩。
到了乾隆中期的时候，这一政策才在整个国家范围内被完全推行开来。
经由这两项重大变革，雍正切实降低了百姓的赋税压力，让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得到了好转。
所以，在他执政的那段时间里，人口出现了爆发性的增多。
在道光十四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口超过了四亿，在当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就让我国成为人口大国有了稳固的根基。
说完这两件大事，想必大家对雍正这个人的形象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
那它的口碑为啥会呈现出这般完全相反的对立情况呢，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说到底就是立场左右观点，得到好处的人肯定对其夸赞不停，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则会对其狠狠批评。
除了那两项重大改革以外，雍正还施行了不少小的变革办法。这些办法在当时可能不太引人注意，但是对后来的时代却带来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咱就拿一个小例子来讲，比如说御药制度。
说起皇宫里的药，大家可能马上就会想到《甄嬛传》里那些本事很大的御医，还有各种各样的药材以及各类有不同功能的药物，这些东西可以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事实上，雍正时期的御药制度要比电视剧里展现的繁杂、严苛得多，不是世代的优秀医生，根本不可能通过一轮又一轮的选拔进入宫廷去制药。
与此同时，雍正当政时，大清御药房有过一次重要的改变，那就是从民间大量购进药材和已经制好的药。
在这次改革当中，有个民间药铺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个药铺就是同仁堂。
同仁堂是康熙八年时乐显扬创办的。乐显扬家的乐氏原本是江浙一带的医药世家。早在明朝初期，明成祖朱棣把都城迁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家就从南方搬到了北京。
最开始的好几代人都干中医这行，像那种铃医，是拿着专门制作的铃铛，在大街小巷一边走一边摇铃给人看病，主要是给贫困的老百姓提供服务。
在那时到处大兴土木、一片喧闹之中，只要一听到那清脆的铃铛声响，老百姓就知道是姓乐的铃医来了。
铃医和坐堂医不一样，它的特点很突出，其中最关键的是治病的办法简单方便，效果来得快，而且收费不高。
简单来讲，就是东西好价格还便宜。所以没过多长时间，乐氏家族靠着高超的医术以及一些效果特别好的自家制作的药，在北京立住了脚，还名声很大。
到了乐显扬这一辈，他们家的地位有了极大的提升，乐显扬能够在太医院工作。
在清廷太医院工作的时候，乐显扬可以近距离地和全国最为顶尖的医师、各类药材以及处方打交道。
于是，他把家族传承下来的医学知识这一珍贵且稀有的资源充分运用起来，着手有系统地开展中医用药制药制度的标准化建设工作。而且在他于太医院任职的那段时间里，大量地搜集、整理了诸多古方、宫廷秘方、民间的验方以及乐家的秘方。
所以在乐显扬的儿子乐凤鸣的时候，他编写出了《同仁堂乐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以及《同仁堂药目》等书籍，在那时的中医药领域属于经典的作品。
提到同仁堂，有个有趣的事儿得讲讲，那就是它到底是咋出名的呢？
那时，同仁堂的药材深受皇帝喜爱。像皇帝去避暑山庄避暑打猎时携带的药材和成药，都是同仁堂遵照旨意准备的。还有，皇帝赏给大臣的一些成药，也大多是同仁堂制作的。
特别有意思的是，每年国家都会举行科举考试。为了让考试能够顺利开展，皇帝就会让同仁堂给参加科举的学子专门配制一些药物，放到考场里，用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要是有学子感觉身体不舒服，就能马上使用这些药。
好多参加科举的学子在京城吃了同仁堂的药，都觉得这药见效快，质量好，而且还有宫廷给做保证呢。
等到要回老家的时候，就会主动去同仁堂买些成药，然后带到国内各个地方。
如此一来，皇帝拉拢科举考生的这一细微举动，让同仁堂在整个国家获得了极大的名气。
在现今来看，这在那个时代也能算是高端的营销手段。
从雍正初年开始，同仁堂就负责为宫内提供各种中成药，被指定为承办官药的药铺，这种荣耀持续了 188 年，到清政府灭亡才结束。
在清朝整个时期，就只有同仁堂这一个民间的药铺得到了这样的特殊待遇。
清朝垮台后，同仁堂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转而变成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北京同仁堂。
也许雍正自己都没想到，他推行的改革办法会给后来的时代产生这么多的作用，还间接造就了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牌子，直到现在还在为老百姓的健康和幸福贡献力量。
这大概就是后人对其评价有赞有弹的原因啦。
此人目光长远、见识不凡，行事果敢、决断有力，这在世上实属少见。
大家说法不一，都各有各的道理，有凭有据的，对错难以判定，这就是历史的奇妙和吸引人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