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晋升到底有多难？政绩才能倒是其次，主要有两个门槛难以逾越

清朝官场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朝入了州县门，十年也难出衙门＂。这话说得一点不假，许多人都以为，只要当上了知县，勤勉政务，爱民如子，自然就能青云直上。可实际情况却让人大跌眼镜。

嘉庆十八年，闽浙总督汪志伊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说是福建省空出了三个要缺知县，可在一百多名候补知县和六十多个现任知县中，竟然找不出三个合适的人选来填补。这是为何？难道真的是人才凋零到如此地步？

其实不然。这其中大有学问。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知县们明明有才干，却难以升迁？又是什么，让他们即便想调任，也要望而兴叹？

一、难以突破的任期之墙

世人都说＂清官难做＂，可谁又知道，比做清官更难的是熬过任期这道坎。

乾隆三十年，浙江宁波府鄞县知县王大用，因治理水患有功，百姓称颂。正当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展宏图之际，却被一纸公文钉在了原地——任期未满，不得升迁。这样的故事在清朝官场上屡见不鲜。

清代的知县任期制度，可谓是＂一把尺子量到底＂。江浙等富庶之地的知县，需要整整五年才算俸满；山东、河南等中原腹地，也得熬上三年；至于云贵川等偏远省份，虽说只需两年半到三年，但那里环境恶劣，能挺过去的都不容易。

咸丰年间就有这么一个有趣的案例。湖北黄州府黄梅县知县李文炳，上任不到两年就查办了一起大案，缴获赃银近万两。按说这样的政绩，升迁指日可待。可吏部却给他回了一句：＂俸满再议＂。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知县为了躲避任期限制，想出了＂互调＂的法子。道光十年，江苏常州府武进县知县张元和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知县李福交换了任所。可还没等他们动身，就被吏部叫停——原来两人都没到任期，这一调动等于变相规避俸满制度。

有趣的是，即便是遇到天灾人祸，任期制度也不能破。嘉庆二十年，直隶省发生严重旱灾，有个叫钱树堂的知县，带领百姓抗旱有功。可当地百姓递上的保举书，却被吏部一句＂未及俸满＂给顶了回去。

这任期制度之严，连皇帝都不能随意破例。乾隆四十二年，河南开封府祥符县知县张廷玉因救灾有功，乾隆帝本想破格提拔。可吏部官员一番据理力争：＂若破此例，恐遍天下知县皆求提早升迁，何以为治？＂乾隆只得作罢。

最绝的是，有些知县好不容易熬到快满任期，却被一纸调令打乱了计划。嘉庆年间的浙江慈溪县知县沈某，眼看再有三个月就俸满，突然收到调令，让他去邻县接任。这一调动，又得重新计算任期，整整推迟了两年多才能升迁。

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可在清代知县任期这道坎面前，就算你有通天的本事，也得老老实实把时间熬够了才行。这不，嘉庆十八年闽浙总督汪志伊奏疏中提到的三十九名堪用知县，就有十三人栽在了这任期门槛上，只能继续熬着。

二、处分枷锁：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清代官场，处分就像是悬在知县头上的一把剑，不知何时就会落下。这不，乾隆四十五年的一桩公案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浙江嘉兴府嘉善县知县徐本仁，因为一起命案审理超期，被记过一次。按说这种小过失并不算什么大事，可就是这一次处分，生生耽误了他三年的升迁机会。后来他写了一封家信，说道：＂为官二十载，一桩案件延误，便断送了前程。＂

处分的种类可谓是五花八门。最轻的罚俸，就是扣掉部分俸禄；再重一点的是降级留任，比如从正五品降为从五品；要是再严重些，那就得丢官罢职了。

有趣的是，即便是最微小的过失也逃不过处分。乾隆五十年，江苏常州府武进县知县王德溥因为一份公文写错了一个字，就被记了一个＂书写不谨＂的过失。这样的小错误，在当时也要被记入档案，影响升迁。

最让知县们头疼的是连坐制度。道光十年，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一个衙役贪污了十两银子，知县李福虽然及时发现并处理，但因为是自己属下犯事，也被连带处分，记过一次。

仅仅治理地方就有这么多风险，征收钱粮更是危机重重。嘉庆年间，江苏苏州府吴县知县张廷瑞因为当年的钱粮少收了二百两银子，立即被记过。这还算是轻的，要是差额再大些，那就得丢官了。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那些＂躺枪＂的知县。乾隆三十八年，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发生了一起命案。案子是前任知县留下的，可新上任的知县程光焘却因为＂接收前任遗留案件不力＂，也被记了一过。

就连自然灾害也能成为处分的理由。道光十五年，直隶省发生蝗灾，当地知县们虽然竭力救治，可还是被以＂防治不力＂的名义集体记过。这让一位老幕友感叹：＂连老天爷都能降罪，做知县真是太难了。＂

但最让人觉得无奈的是，处分期间不仅升迁无望，就连调任也不行。嘉庆二十年，江苏扬州府高邮州知州黄某，因为政绩出色被推荐升任知府。可一查他的档案，发现还背着一个三年前的处分没到期，这升迁自然就泡汤了。

这处分就像是一根绳子，绑住了多少有才干的官员。回到汪志伊的那份奏疏，三十九个政绩优秀的知县中，竟有二十六人背着大大小小的处分，只能眼睁睁看着升迁机会从眼前溜走。有位老京官说得好：＂为官如履薄冰，一失足便成千古恨。＂

说来也怪，这处分制度表面上看是约束官员，可到了晚期反倒成了一种官场陋习。有些官员为了打击对手，就故意挑刺找茬，给对方记上一笔小过失，这样就能断送对方的升迁机会。这种现象在道光年间尤为普遍，以至于时人都说：＂宦海升沉，处分先行。＂

三、人脉与关系的暗流涌动

＂一封书信重千金＂，在清代官场上，这句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嘉庆十五年，浙江台州府黄岩县知县汪鼐的经历就很能说明问题。

汪鼐在黄岩县任上政绩斐然，连续三年赋税征收超额完成，还修建了五座新桥，疏通了十里长的水渠。按说这样的政绩，升迁指日可待。可直到期满，也不见上头有什么动静。

原来汪鼐虽然干得不错，却独独忽视了一件事：没有及时向上司递交＂规定的信函＂。在当时，每逢节庆，知县都要给上司送信问候，这可不是简单的礼节，而是维系官场关系的重要纽带。

这事说来也巧，同一时期的临海县知县李廷琛，虽说政绩平平，却深谙此道。每逢佳节必登门拜访，遇到上司生日更是送上精心准备的贺礼。结果任期一满，立马就被推荐为知府候选。

但光有人脉还不够，还得有督抚大员的举荐。乾隆四十年的一桩公案就很能说明问题。江苏常州府武进县知县何焕章，靠着自己的本事干得风生水起。可惜当时的江苏巡抚与他的座师有过节，愣是在他的考评中处处挑刺，硬生生把一个＂优＂变成了＂平＂。

不过话说回来，督抚的举荐也不是万能的。道光初年，两江总督孙玉庭就吃过这样的亏。他极力推荐江苏镇江府丹徒县知县赵某升任知府，还特意在奏折中写了整整三页的政绩。谁知这份奏折递到吏部，却被一位与赵某有过节的给事中顶了回去。

这还不算完，京城的门路才是最关键的。咸丰年间就有这么一个典型案例。浙江宁波府鄞县知县孙缵祖靠着自己的本事干出了不少政绩，当地百姓还给他立了生祠。可是因为京中无人，升迁的事情就是动不了。直到他的族兄当上了礼部侍郎，这才在三个月内连升两级。

有时候，就连皇帝的恩典也要看你有没有门路。道光二十年，江南发大水，苏州府吴江县知县张廷玉带领百姓抗洪救灾，立下大功。道光帝特意下旨嘉奖，可升迁的事却迟迟不见动静。后来才知道，原来吏部尚书的夫人与张家有些过节，硬是把这道圣旨压了下来。

这种情况在晚清时期更是司空见惯。同治年间，江西抚州府临川县知县戴某，就因为得罪了一位在京城颇有势力的翰林，愣是被困在知县任上整整十二年。这让当时的一位老幕友感叹：＂升迁之道，门路为先。＂

但最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有时候就连同乡关系也能起作用。光绪初年，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知县李福就是靠着与时任吏部侍郎同是浙江余姚人这一层关系，顺利地从知县升任了知府。这让不少同僚感叹：＂仕途有道，乡谊为重。＂

四、清代特有的制度壁垒

清代的知县们有一句苦诉：＂行取一开虽是路，此路已断几十年。＂这话说的就是行取制度。乾隆以前，知县们还能指望通过行取制度进京为官，可后来这条路却被生生堵死了。

雍正六年的一桩公案最能说明这个制度的运作方式。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知县徐廷璋通过行取考试，成功转任了工部主事。当时的大臣们还专门在朝堂上议论此事，说这样的选拔方式既能选贤任能，又能激励地方官员。

可惜好景不长。乾隆十六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策变动，彻底改变了知县们的命运。当年江苏常州府武进县知县张某正准备参加行取考试，突然收到一纸公文，说是皇帝下旨废除了这项制度。

这一变化立刻引发了连锁反应。原本在地方上兢兢业业干活的知县们，忽然发现自己失去了最后一条进京做官的通道。就连当时的山东巡抚都在奏折中提到：＂自行取废除，士气大衰。＂

更让人觉得无奈的是京官空降现象。咸丰年间就有这么一个典型案例：江苏苏州府元和县缺了个知府，本地知县们都摩拳擦掌准备竞争，结果一个从未任过地方官的翰林院编修空降而来，直接坐上了知府的位子。

这种情况在道光年间尤为普遍。据统计，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五年间，江浙两省就有超过二十个知府位子被京官占去，当地知县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这让一位老幕友感叹：＂升迁无望，徒呼奈何。＂

有趣的是，就连内转京官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同治初年的一个案例就很能说明问题。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知县李廷琛因为查办一起大案有功，朝廷本想破格让他去刑部任职。可吏部却以＂恐开不良之先例＂为由给顶了回去。

到了光绪年间，情况更是雪上加霜。就连获得＂考评卓异＂的知县，想要调任京官也难如登天。光绪五年，江苏常州府武进县知县何焕章连续三年考评卓异，按说是可以保举为京官的。可是这份保举刚递上去，就被吏部以＂不合制度＂为由驳回。

最令人啼笑不得的是那些有实权的京官。他们常常利用职权，把自己的亲信空降到地方上任职。同治十年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礼部侍郎的侄子，一个从未做过地方官的七品小京官，居然被直接任命为江南一个富庶州的知州。这让当地原本期待升迁的知县们很是寒心。

这种种制度壁垒，就像一道道高墙，把知县们牢牢地困在了原地。正如当时一位老幕友所说：＂一朝入了知县门，终身难见紫禁城。＂这话虽然说得苦涩，却道出了清代知县仕途的真实写照。

五、知县的宿命

清代官场上有句顺口溜：＂知县一任老，便把钱粮套。＂这话虽然难听，却道出了许多知县的无奈。这不，道光年间就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

浙江嘉兴府秀水县知县张廷玉，年轻时干劲十足，修桥铺路、赈灾救民，做了不少好事。可是干了十五年还是个知县，眼看着同科的同年们有的已经当上了道台，有的进了六部当郎中，他却依然困在县衙里。到了后来，张廷玉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勤勉，而是开始琢磨起了收钱的门道。

这样的例子在清代后期并不少见。同治年间的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知县李某，上任之初还立志要做个清官，可是做了八年知县，眼看升迁无望，就开始在钱粮上动起了脑筋。每年征收的赋税，总要扣下一些，美其名曰＂公费＂。

更有甚者，有些知县干脆把县衙当成了生财之地。咸丰十年，江苏常州府武进县知县王德溥就是个典型。他在任上设立了各种名目的税费，比如＂印信费＂、＂牌票费＂、＂堂费＂等等，老百姓办个事情动辄就要交上几两银子。

这种现象到了晚清达到了顶峰。光绪年间，有个叫钱树堂的知县就说过这样一段话：＂做知县要想不贪，除非家中有百万家资。＂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了当时知县们的普遍心态。

有意思的是，就连朝廷也默认了这种状况。道光二十年，两江总督陶澍在一份奏折中就提到：＂各州县官员，俸禄菲薄，若不准其在钱粮上留些余地，恐怕连衙门都开不下去。＂

这种现象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知县这个职位在官场上的地位越来越低。同治年间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江南一个富庶县缺了知县，朝廷派去一个刚中进士的年轻人。这位新科进士不愿意去，说什么也要去六部当主事。最后还是靠着他座师的关系，才得以改任。

到了光绪年间，情况更是严重。当时有个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宁当京里一日卒，不做州县半年官。＂这话虽然有些极端，但确实反映出了知县在官场中的尴尬处境。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光绪三十年，江浙一带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为官不做州县官，便是世上好春光。＂意思是说，只要不当知县，当什么官都行。

最讽刺的是，正是这些被人瞧不起的知县，反而成了最容易发财的官。据说光绪年间江南一些富庶县的知县，三年任期下来，少则积累几万两银子，多则十几万两。这让一位老幕友感叹：＂州县虽小，聚铜之利，实胜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