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学道”之起源与教义略谈：

东学党，以“东学道”为信仰，为朝鲜民间天道教、侍天教前身。“东学”意为“东方之学”，与以天主教为主的“西学”对立。19世纪30年代，西方传教士由中国偷渡鸭绿江进入朝鲜秘密传教。东学道创始人为崔济愚（1824－1864），号水云斋，庆尚道庆州府人，祈望以东学为主干设立新教对抗洋教。其忖量儒道释三家教义长短，认为儒学拘于名节、道教缺乏治平之术、佛教易入寂灭，于是融合三家所长，举“诚、敬、信”三字为要义，比附神学原则，提出“至气今至，愿为大降侍，天主造化定，永世不忘万事知”的教义。崔济愚自称“代天主”，号“天宗大神师”，创立“东学”，亦称“天道”，以庆尚、全罗为中心传教，并迅速发展壮大。

上图为崔济愚1862年催济愚被捕，观察使视“东学”为“黄巾”“白莲”之流而加以禁锢、迫害，以“左道惑民”之名处死崔济愚。崔济愚死后，其门下高徒崔时亨（1827-1898）成为第二任道主，继续秘密发展教会，刊行教主文集《东经大典》《龙潭遗词》，教会组织日间完备、成熟。崔多次组织教民聚众陈情上书，申冤、誓忠，并无造反之心，19世纪90年代禁锢逐渐被解除。根据东学道教众陈情表所言，可以窥探其思想。首先是其宗旨“坐等之师龙潭崔先生，受上帝明命，以天人合一之道，誓将布天下之大德，济苍生于既溺”，其次是“学于东，以此名倡者，所以遏西来之学也”。“东学道”既包括神学体系、延续传统“天人合一”观念，具有儒学“治国平天下”之理想，同时具有以原生性东学来遏制西学入侵的倾向。陈情表进一步将矛头指向外敌与朝廷：“今倭洋之贼，入于心腹，大乱极致。试观今日之国都，竟是夷贼之巢穴……仁义礼智，孝悌忠信，而今安在哉？况乃倭贼反有懊悔之心，包藏祸胎，方肆厥毒，威在朝夕”，东学道以传统伦理为界限而区分的“民族主义”倾向，由排斥西学达全面地排斥倭洋。12世纪末－18世纪末，中国“性理学”一直为朝鲜王朝统治意识形态，与之相对应的是“实学派”，反对空谈性理。19世纪末朝鲜王朝奉行“卫正斥邪论”，以正邪二元机械划分世界，以传统为“正”，将伦理色彩赋予己学与西学，从而无条件排斥外来事物。儒学影响根深蒂固，崔济愚：“吾道不是儒、佛教‚也不是道教。而吾道是儒、佛、道教之合一”，声称取三道所长，但实际上仍以儒学为主干，后来东学党运动中，仍以“忠孝”为行动最高原则。1894年4月‚农民军以茂长为根据地‚全奉准、孙化中、金开南等发布了 《茂长倡义文》阐明了农民军起义的目的：“人之于世最贵者‚以其伦也。君臣父子‚人伦之者。君仁臣者‚父慈子孝‚然后可成家国‚能建无疆文福”。据此可见东学党对儒学之态度。梁必承《世界史上的全琫准》提到，全领导的东学党起义之意义尤其在于“将抵抗、通和、变革这些要素在韩国民族主义这一框架中相互结合”，以民族主义，尤其以现实内外政治危机为基础进行抗争，而非盲目的排外。从“执纲所”对于改革案的实践、“东学”对统治意识形态的反拨、起义的民众性等多方面看，东学党起义近似于一场革命，金庠基《东学与东学之乱》中将东学“人乃天”思想比附于卢梭民约论。本文认为讨论“东学党”运动本质问题涉及诸多范畴含义的准确性，如革命、起义等，而在范畴理解模糊的前提下运动性质无法给予鲜明的界定，但东学党所体现的民族主义倾向，据以主权而立场，是其不同于一般农民起义之处。二、东学党起义：东学道的禁锢随渐渐驰缓，却仍被官府忌惮、防备，常加以逮捕、残害。1892年赵秉甲上任古阜郡，其本为贪官，常巧取豪夺。1894年万石洑水税事件爆发，为东学党起义导火索。古阜为产米区，灌溉设施在生产中十分关键，其中水利设施万古洑本为国有设施，农民使用需要上缴水税以保持设施管理、修缮。赵则私自增加水税，中饱私囊，导致郡民极大不满，又以暴力镇压。2月份，古阜郡东学道领袖全琫准（1854－1894）率领教民起义，攻占郡衙、开放仓库、分发钱谷，制定行动纲领：“一、弗杀人，弗伤物；二、忠孝双全，济世安民；三、逐灭夷倭、澄清圣道；四、尽灭权贵，复国安邦”，发表檄文，剑指吏治腐败：“今之为臣者，不思报国，徒窃禄位，掩蔽聪明，阿意谄容。忠谏之士，谓之妖言；正直之人，谓之匪徒……自公 卿以下，方伯宁令，不念国家之危殆，徒切肥已润家之计”。一方面以“圣上”为名，除暴安良，同时又以西学为靶子展开攻击。东学党起义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进占长城郡后剑指全罗道首府全州，多次击败官兵。后洪启薰率壮卫营——为中央亲军，亦为朝鲜唯一使用现代化武器的军队，前往镇压，并上奏借助外兵，借用了北洋平远舰。5月，洪招抚无果对起义军展开进攻，结果入埋伏大败而归；月末，起义军进入全州，随即忠清、庆尚两道东学党响应，东学党控制了朝鲜南部三道，建立政权机构“执纲所”，起义发展到高潮。1894年6月，请政府应约出兵朝鲜，助剿起义军。同时日本以保卫大使馆为由不断向朝鲜增兵。全州被攻陷后，朝鲜朝廷以严世永为三南招抚使，“三南”即朝鲜南部全罗、忠清、庆尚三道，对东学党政策由“主剿”转向“主抚”，与全琫准签订停战合约，即《全州和约》。其中有12个停战条件，包括严惩贪污、释放奴婢、改善百姓生活、打破门阀界限、分配土地等等，要求东学党人与政府合力维护社会秩序，惩办私通日本者。合约签订后，东学党退出全州。东学党问题迟缓，中日双方展开共同撤兵的拉锯战。6月份，日本提出与请政府共同组织朝鲜内政改革，以延缓撤兵议程。7月20日，日本向朝鲜发出3天内废除与清政府一切条约的最后通牒。7月23日凌晨，日军攻占朝鲜王宫，推翻闵妃集团，逼迫高宗将国家大权转交给兴宣大院君，并成立了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内阁。1894年7月25日，日本对清不宣而战，炮轰停泊在朝鲜牙山湾丰岛的清朝军舰，史称“丰岛海战”，挑起中日甲午战争。9月份，全琫准率东学党人北上抗日，因武器落后、兵员素质相对低下，与日军血战后败退，并逐渐丧失控制的“三南”地区。日军于三南地区展开血腥的报复行动。1895年4月23日（农历3月29日），全琫准被日本当局和朝鲜亲日政府处死。东学党运动结束。

三、从“借入外兵”到“干涉政策”：朝鲜大院君掌权时期推行极端锁国政策，对内则压制天主教，曾发动“丙寅邪狱”，逮捕全国12万信徒；对外严禁海外通商，俨然为“东方隐士之国”。19世纪六十年代东亚势力格局发生转变，日本倒幕运动成功，明治政府上台开启维新改革，国力陡然增强，同时确立“尊皇征韩”“征韩论”战略。1869年明治天皇宣布继承日本开疆拓土传统，颁布《安抚亿兆之宸翰》，要求富国强兵，对外“拓万里之波涛，扬国威于四方”，“脱亚入欧”，以“征韩论”为基础制定“大陆政策”，策划由占领朝鲜入侵中国的战略计划。日本军事家吉田松阴则提出对外扩张理论，要求“失之于欧美者，亚洲补偿之”。1874年日本入侵琉球，中断琉球与中国宗蕃关系，李鸿章开始对日保持警惕，将对朝“向不问社”政策转变为“干涉政策”。1879年，李鸿章采纳福建巡抚丁日昌《条陈海防事宜折》，通过朝鲜与西方列强签订条约通商以制衡日本，防止日本吞并朝鲜。自此，清政府开始对朝鲜内政、外交进行干涉。1875年日本制造“云扬号事件”，入侵朝鲜海域，进攻沿岸小岛，试图挑起战端。次年2月2日，朝鲜慑于日本威胁，缔结《江华岛条约》，第一条“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否定了中－朝传统宗藩关系，除此之外，日本要求朝方开放通商、拆毁海防等。自此朝鲜逐渐走向开放，卷入国际势力冲突、竞争之中。1882年7月23日，汉城下层军士因军制改革而面对生计困难、俸禄米不足且掺杂沙石而暴动，杀死朝鲜闵谦镐等重臣以及朝鲜军中日本教官，并进一步围攻日本使馆，史称“壬午兵变”。7月31日，日方做出反应，派遣军队前往朝鲜。八月份，李鸿章派遣北洋海军与淮军进入朝鲜，拘捕大院君，要求朝鲜与日本签订《济物浦条约》，自此，中日双方都在朝鲜诸君，中日矛盾隐然波及到军事领域。   兵变后，清政府加强对朝鲜政府全方位的控制，日本则煽动朝鲜激进开化派，如朴泳孝、金玉均等，鼓动朝鲜脱清自主。其中金玉均多次访问日本，组织开化派夺取政权。1884年，在日本支持下，以及清驻军被调走一半支援清法战争，12月份，开化派掀起政变，为“甲申政变”，掌握政权。12月6日，袁世凯等发兵进入朝鲜王宫，扑灭政变。“甲申政变”是朝鲜开化派企图借助日本势力从而达到内政改革的尝试，但日本势力的介入必将引发清政府的介入，导致清－日矛盾激化，朝鲜自主权进一步丢失。1885年4月18日，《天津条约》签订，第三条规定：中日两国共同撤兵朝鲜以及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清政府承认了日本出兵朝鲜的权利，获得了与清政府同样的“优势地位”。东学党起义后五月底，朝鲜政府通过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向清政府求援，并以朝鲜国王名义发表，是为中国出兵的法理依据。李鸿章奏请朝廷派遣叶志超、 聂士成率淮军两千五百人分赴朝鲜，又命丁汝昌派遣北洋济远、扬威两舰分赴仁川、汉城。李依照《天津条约》向日本告知出兵。俄罗斯对朝鲜也有较大影响力，俄驻朝鲜代理公使克露培第一时间向袁世凯询问“华兵来，由韩请，抑自派”，并认为东学党起义源自朝鲜政府咎由自取。日方出兵朝鲜则目的在于维护中日两国于朝鲜的均势，《蹇蹇录》载外相陆奥宗光对东学党起义与中国派兵看法：“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 不问其用任何名义， 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

新闻报(1893-07-10)关于东学党报道

公报天津（1904.2.2)关于东学党报道，此时距全琫准被日本当局和朝鲜亲日政府处死已十年。

上图：扬威号四、从“撤兵议程”到“甲午海战”：外国势力经济深透、侵略导致朝鲜国内原生经济状态失衡；高宗与闵氏外戚集团腐败成性、挥霍无度，贵族官员亦效仿；开国以后，巨额赔款、外事管理、新军建设等费用导致财政状况恶化。为了挽回财政，朝鲜大举借用外债饮鸩止渴，一切经济困难都转嫁到主要生产者——农民身上。早在东学党于报恩郡集结教众时，高宗就提议借入清兵进行镇压。1894年5月14日，东学党势如破竹，临近全州，两湖招讨使提议“借入外兵”，而重臣以“外兵入国内，各国使客必有出兵，各守公馆，易致生口矣”，强烈反对外兵借入政策，认为“既发我兵，姑观下回恐好”。东学党攻破全州后，“借入外兵”提议通过，向袁世凯借清兵镇压。中日两方皆关注着朝鲜乱局，当高宗向袁世凯借兵平乱时，李鸿章表示：“韩王未请我派兵援助，日亦未闻派兵，似未便轻动。应侯续言如何再酌”，对日本怀有十足戒心。袁世凯则多次电奏，认为朝鲜本清蕃国，清兵入朝既合法也利于保存天朝上国的威严，而日本派兵不过为了保护大使馆、日本侨民而已。6月4日，北洋海军济远、扬威舰，淮军一千五百名进入朝鲜。日本国内舆论则与袁世凯推测相反，鼓吹“宣扬国威于此时，百年大计在一战”。1893年日本完成扩军计划，其军事实力与壬午兵变时大异。清兵入朝时，日本亦派遣军队，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宣称：“本大臣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国为中国之属邦”。6月9日，日本军队进入仁川，并逐步逼近汉城。清、日两方军队来到朝鲜，预示着朝鲜局势必将恶化，此时东学党起义由朝鲜国内农民起义，转变为东亚国际局势竞争。然而，东学党在朝鲜招抚政策下撤离全州，并与政府达成协议，中－日出兵合法基础消失。朝鲜开始斡旋于两大国间，请求二者撤离朝鲜。朝鲜政府函授袁世凯“有强敌包藏祸心，入据心腹，东人臣民，危在呼吸，度日如年，人情大骚，不堪设想；幸值该匪已除，冀可解祸，即恳贵总理迅即电察中堂，酌量援救，非敝邦所敢读请也，如荷始终庇护，望即施行，情急势迫，企望维殷”。恳求之情跃然纸上。总理衙门向日本发出照会：“朝鲜王初未向贵国请兵故贵国之兵亦不必入其内地，致惊民庶”。然而，日本持续向朝鲜输送兵力。同时西方各国也对日本展开外交施压，6月15日中－日展开撤兵会谈，日方以上报本国政府为理由拖延撤兵会谈，一面则继续加兵于朝鲜，清兵亦不动，局势进一步紧张。   15日，日政府要求同清政府对朝进行内政改革以杜绝农民起义再度发生。日提出共同改革提议实则企图获得与清平等的对朝干涉地位，然而李鸿章严词拒绝，认为“皆出国际规定之外”，并且提议通过意味着清－日僵持局势的延续。6月28日，日军已经布满仁川、汉城之间，李则寄希望于列强调停。7月14日，小村寿太郎公开拒绝撤兵提议，指责清政府否决改革提议，企图挑起战端。23日零时，日军进入朝王宫，控制朝鲜政权，驱逐朝境内清兵，废除一切与清协议。25日日本联合舰队不宣而战攻击清军，8月1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

小林清亲在1894年8月绘画的丰岛海战浮世绘东学党起义本为朝鲜之内乱，然其国力羸弱，无力镇压而寄希望于宗主国。这一“借兵”之举动摇了东亚国际局势的相对稳定，给予中日两国参与事态之机会，进一步牵涉起两国冲突。一方是巩固“天朝之威”的清政府，一方是虎视眈眈东亚大陆的日本，双方在朝鲜半岛战略相悖，后展开阵势，形成实际上的军事对峙。此后，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控制了朝鲜半岛，进而深入实现其大陆政策，主张其军国主义态势。中方则在失败后，国内激起民族主义、革新主义浪潮，中日朝三国关系之抟转由此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