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内战之一，克罗地亚战争与斯洛文尼亚战争、波斯尼亚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一样，将南部斯拉夫人的联盟撕成碎片，并成为欧洲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克罗地亚在独立建国的过程中爆发的冲突和屠杀致使数千人丧生，数十万人流离失所，举世震惊。
历史印记：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复兴与乌斯塔沙的联系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人主张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保加利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等不同斯拉夫民族统一起来，但同时，也有人主张这些民族应该各自拥有自己的主权国家。统一这些民族与允许他们独立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巴尔干半岛历史的驱动力，也是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持续一个世纪多的民族冲突的核心问题。
1941年南斯拉夫政府投降后，乌斯塔沙运动（NDH）即宣布建立克罗地亚独立国。不久后，在意大利的示意下，安特-帕韦利奇从意大利回到萨格勒布，夺取了政权，并成立了政府，他本人任首相及外相。
乌斯塔沙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塞尔维亚人的大克罗地亚。在NDH成立时，塞尔维亚人的人数为1,925,000人，在掌权后，帕韦利奇的乌斯塔沙就开始了巴尔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统治，在四年时间里杀害了超过五十万人。受害者主要是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人。海伦-费因在其关于种族灭绝的重要著作中使用了“克罗地亚东正教塞尔维亚人的种族灭绝”这一表达，而萨瓦-博斯尼奇表达了塞尔维亚人的观点，“就像犹太人在整个欧洲所经历的大屠杀一样”。
与其他种族灭绝一样，乌斯塔沙种族灭绝也有其否认者。否认的形式从简单地否定历史事件，到试图减少受害者人数，再到声称这并非有意为之，所有塞尔维亚人并非都要被消灭。
具体到乌斯塔沙与1990年代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冲突和战争之间的联系，达米尔-米尔科维奇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了定义：（1）集体创伤源于受害群体的种族灭绝经历，并表现为因国家解体后的迷失而产生的恐惧和威胁。（2）1980年代的煽动恐惧和仇恨的记忆政治。（3）乌斯塔沙和切特尼克作为二战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的复兴。
首任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及其领导下的HDZ在建构克罗地亚国家认同的过程中，推行了民族国家和解的政策，试图将反法西斯的铁托游击队与法西斯的乌斯塔沙并列，进而抹平各自历史罪责的界限。这导致在强调独国家认同建构和民族解放的同时，不得不对乌斯塔沙的历史遗产予以正当化，以便将所有为国家独立而斗争的力量纳入统一的叙事之中。结果，乌斯塔沙的怀旧情结在民间得以部分复兴，同时也为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这种历史叙事的作用下，图季曼的政策回避了乌斯塔沙所犯下的种族屠杀暴行，一定程度上激化了针对塞尔维亚人的仇恨情绪。由于将南斯拉夫体制及其背后的塞尔维亚统治视为对克罗地亚国家独立与尊严的压迫，右派势力便利用这一情绪，将乌斯塔沙遗产中的民族斗争和仇敌刻画联系起来，使得在克罗地亚战争期间，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暴力行为甚至大规模屠杀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意识形态上的合理化支持。
当和平被打破
1974年，铁托下令制定新宪法，旨在设计一个在他去世后国家仍能正常运转的政治结构。宪法将更多权力下放给联邦各单位，包括军事权力，并建立了一个各共和国轮流分享总统权力的制度。目标是在各共和国之间建立平等的关系，以减少冲突的可能性；然而，这种结构削弱了联邦政府，同时加强了各共和国的权力
冷战的结束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合法性带来了问题。南斯拉夫各地都出现了民族主义情绪。在塞尔维亚，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崛起代表着民族主义的不断膨胀。虽然米洛舍维奇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正是他对塞尔维亚传统政治的主张和他对大塞尔维亚的愿景让他上台。
克罗地亚图季曼当选后，前文所述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思潮越发膨胀，并开始建立符合民族主义需要的国家武装。1990年下半年，在警察等国家安全领域工作的塞尔维亚族被大规模解雇。原因之一是作为占克罗地亚总人口百分之12.2%的少数民族，塞尔维亚族在各类政府机关占的比列过高（占克罗地亚共产党员22.6%，政府官员17.7%，内务部及警察28%-31%）。这给了南斯拉夫所有共和国一个深刻的刻板印象：塞尔维亚人是共产主义政权坚定拥泵。米勒-比耶拉吉奇认为，克罗地亚人担心米洛舍维奇的“所有塞尔维亚人一个国家”的计划。由于他们生活在一个几乎不知道独立公民概念的环境中，人们只作为群体的成员而存在，因此将所有塞尔维亚人等同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政治是很容易的。因此，这次共和国警察大换血背后更多是源于民族社区之间的感知和不信任。
一直观察地区形势的CIA指出，“争议的核心在于克罗地亚努力改变共和国警察部队的规模和性质，建立更多的克罗地亚人占多数的警察局并减少现有部队中的塞尔维亚人数量。通过将更多的克罗地亚人纳入常规部队，克罗地亚政府希望在绝对数量和占比上减少塞尔维亚人数量，并将克罗地亚人员调入塞尔维亚地区的警察局。但克罗地亚人粗暴地试图直接抢夺警察部队的主导权，这无疑是在伤口上撒盐，激怒了各地的塞尔维亚人。”
为了遏止可能的分裂，1990年5月，联邦的南斯拉夫人民军夺取了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领土防御部队的武器库，将武器交给塞尔维亚国家国防委员会和其他准军事组织。这反而加强了克罗地亚增强警察部队的动力——实际也是克罗地亚建立军事力量的唯一合法途径。通过为警察购买武器，克罗地亚人规避了联邦总统对共和国“准军事组织”的禁令，并弥补了1990年5月人民军没收武器的损失。
到1991年1月，原本10,000人的克罗地亚警察部队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还组建了特警营，拥有几个营级军事单位近3,000名成员。1991年5月，内务部的特警部队和预备队被改组为克罗地亚国民警卫队（ZNG），并隶属于国防部。
尽管此时克罗地亚的武装力量正在缓慢恢复，但是全国范围内塞尔维亚族的暴力行动逐步升级。1990年8月17日，由未来的塞尔维亚克拉伊那国总统米兰-马蒂奇领导克宁市的警察，宣布塞尔维亚族警察不遵守萨格勒布的指令，并实际掌控了城市。克罗地亚政府缺乏反制措施，丢了交通枢纽克宁市，被切断了克罗地亚重要城市杜布罗夫尼克和首都萨格勒布之间的铁路和公路。
这也是整个冲突中最大的争议之一。对于塞尔维亚人起义的原因，克罗地亚的解释认为，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和塞尔维亚勾结，准备建立大塞尔维亚，因此米洛舍维奇鼓励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叛乱，以便为大塞尔维亚夺取克罗地亚的大部分地区。
而塞尔维亚方面声称，1990年12月克罗地亚共和国新宪法的颁布在塞尔维亚人中引发了对乌斯塔沙式的种族迫害演的担忧。他们反对宪法中剥夺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构成民族”地位并将他们“降级”为“少数民族”的措辞，他们担心新执政党——克罗地亚民主联盟（HDZ）的极端民族主义政策。一些塞尔维亚人开始担心1941年的情况会重演，并将社会主义南斯拉夫视为他们个人和国家安全的保障。
克罗地亚人的行为部分是由于他们越来越担心米洛舍维奇会利用当地塞尔维亚人作为借口，在克罗地亚举行首次多党选举后立即使用人民军发动攻击。毕竟，贝尔格莱德已经在动员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并鼓励他们在克罗地亚发动武装叛乱。
1991年6月25日，斯洛文尼亚宣布脱离南斯拉夫独立。贝尔格莱德对斯洛文尼亚独立宣言并没有过激的行动，国民军仅仅有小规模的交火。这给克罗地亚人带来了希望，他们预计冲突形式不会恶化，人民军和国民军不会亲自下场参与冲突，塞尔维亚将保持现有的起义规模，通过国际谈判解决问题。然而，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有所不同。斯洛维尼亚与塞尔维亚没有共同边界，且双方文化有不小的差别——而这两样克罗地亚都与斯洛文尼亚相反。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已经与塞尔维亚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形成对立。
在欧洲共同体的压力下，1991年7月7日，南斯拉夫冲突的所有各方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暂停，暂停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进程，就南斯拉夫的未来进行和平谈判。然而很明显，所有各方都有其他计划。
一天前的7月6日，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号召塞尔维亚人作好战斗准备。联邦军队调动频繁，大批部队和武器被运往克罗地亚。为此，克紧急从国外购置了包括火炮、反坦克武器在内的各种武器装备，并迅速向塞族聚居区和克、塞边界增派兵力。克境内的部分工业部门也转轨军工企业，加速生产地雷、手榴弹和火箭筒等武器。7月22日，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在马其顿共和国的奥赫里德举行了有6个共和国总统、联邦议会主席、总理、国防部长和外长参加的扩大会议，准备按事先商定的议程讨论寻求解决危机的途径。就在开会的当天清晨，克罗地亚境内塞族聚居区再次发生流血冲突。由于冲突各方要求相差甚远，结果这次扩大会议中途告吹。克总统图季曼当晚号召克族人作好应付战争准备。双方剑拔弩张，作好了大规模交战准备（《南斯拉夫克、塞武装冲突综述》）。
7月中旬后，冲突再次升级。克罗地亚全境划分成115个区（类似中国的县）。其中塞尔维亚族聚居的29个区大部分发生了交战。
在南部的达尔马提亚克宁市，负责监督双方停火的驻克宁JNA第9军自8月起遭到克罗地亚部队的封锁，致使原本就多为塞族人组成的部队开始倒向克宁的塞尔维亚族人，随后该部下场击退了停火线另一边的克罗地亚守军，占领关键的克罗地亚村庄基耶沃（8月26日）及连接达尔马提亚海岸和克罗地亚北部的马斯利尼察桥（9月11日）。
克罗地亚方面，8月1日，克发布总动员令，要求16岁以上的男子一律登记受训，并计划再征召10—20万武装人员。此外，克还招募了由库尔德人、罗马尼亚人、俄国人和泰米尔人组成的近1000人的雇佣军，准备向克境内塞族人及人民军发动攻势。图季曼决定在9月上旬起全面封锁境内的JNA部队，并于9月14日发起战略攻势。
然而，克罗地亚“决定”发动战争可以被视为一种保全面子的行动，因为当时JNA和塞族武装已经进攻并控制了大片国土。克罗地亚政府别无选择：要么向米洛舍维奇、JNA和塞尔维亚军屈服，要么尝试保卫剩余的领土。1991年夏天，其拼凑的部队除了试图保卫阵地外，偶尔攻击被封锁的JNA驻军，几乎无法做更多事情。
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沃伦-齐默曼表示，他提前很久就了解到了这些计划：
“1991年8月底，图季曼告诉我他计划发动‘战争选项’——对JNA和‘切特尼克分离主义者’进行全面攻势。我同意他的观点，即JNA没有采取中立行动，但问他怎么可能希望用他那支新手军队来对抗它。‘哦，’他漫不经心地说，‘你们国家会用军事力量来拯救我’。我告诉他，这种说法一点可信度都没有，敦促他不要把任何军事计算都建立在美国的军事干预上。我没能动摇图季曼的平静。‘也许我对你们国家的了解比你多，大使先生，’他笑着说。我摇了摇头，对他在美国政治上的消息来源表示怀疑，又尝试了另一种方法。‘你为什么不通过向塞尔维亚人提供在克罗地亚境内的自治来结束塞尔维亚人的抵抗？实际上他们已经得到了这种自治，受到JNA的保护。你的一份慷慨的姿态在西方会很受欢迎。’图季曼对这个想法毫无兴趣。美国政府对此表示了一些兴趣，该提议将中央政府的权力限制在国防和外交事务上；国防和外交事务将是各个国家的权力。因此，这个‘联盟’看起来更像由十二个国家组成的欧洲共同体，而不是瑞士——换句话说，这对克罗地亚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让步。图季曼对它的唯一提及是在告别时：‘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不要在我面前提任何南斯拉夫联盟。’”
然而事与愿违，已经收到消息的人民军于9月14日以解除其驻克罗地亚部队被围为由，分兵三路大举进攻克罗地亚。北路主攻克东部的奥西耶克、武科瓦尔等；中路夺取克与波黑共和国交界的格利纳市；南路部队在克宁以南沿海地区的斯普利特、希贝尼克展开，在100余公里的宽大正面上向南部海岸线实施攻击。为配合地面战斗，空军出动了包括米格29在内的战斗机及歼击轰炸机群，海军则从17日开始派舰艇封锁了克沿海7个港口，切断了克与外界的海上联系。为保证“解围”作战的胜利，南国防部发布动员令，在塞尔维亚、黑山和波黑共和国紧急征集了大批预备役人员和志愿人员赴克参战。国防部长卡迪耶维奇大将于21日亲临波黑与克交界的比哈奇，布置和检查作战任务。
图中的奥库查尼和武科瓦尔两城市是交战的重点地区，奥库查尼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贝尔格莱德到萨格勒布的铁路和高速公路都穿过其境内，南斯拉夫境内第一大河萨瓦河也在附近流经这片区域。塞尔维亚族拿下了帕克拉茨至奥库查尼地区，让第二、三片塞族聚居区连成一片，同时把克罗地亚主要地区（北部地区）截成两段。
经过数天激战，至9月22日，克武装遭到重大损失。人民军在三个作战方向均取得明显进展，北路在由5000名克武装人员防守的武科瓦尔方向取得重大突破；中路拿下了格利纳市，并逼近距克首府萨格勒布约50公里的锡萨克市；南路控制了扎达尔和希贝尼克市以北地区，将克武装压缩到几个沿海城市。在人民军的沉重打击下，克总统图季曼先后于20日和21日，两次向南国防部提出停火请求，但遭到拒绝，直至22日中午，联邦国防部长卡迪耶维奇大将才接受其停火要求。至此，战争的主动权已掌握在人民军和塞族人手里。
在这过程中，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都对对方展开了屠杀。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在武科瓦尔市发生的。根据 JNA 和克罗地亚政在11月19日达成的协议，姆尔克希奇命令什利瓦南查宁撤离医院。第二天，南斯拉夫国民军成员将大约 400 名克罗地亚人和其他非塞族人从医院带走。这些人包括受伤的病人、医院工作人员及其部分家属、前武科瓦尔守城士兵、克罗地亚政治家、记者和其他平民。什利瓦南查宁和拉迪奇亲自参与挑选了其中大约 300 人，并由南斯拉夫国民军士兵装上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开往武科瓦尔南侧的南斯拉夫国民军军营，由南斯拉夫领土防御部队、志愿者和其他武装组成的塞族部队羞辱和威胁被拘留者，并在南斯拉夫国民军成员面前殴打其中一些人。在什利瓦南查宁的命令下，拉迪奇将大约 15 名被拘留者送回武科瓦尔医院。南斯拉夫国民军随后将剩余拘留者驱赶到距离武科瓦尔约 10 公里的奥夫查拉农场。他们继续殴打和攻击农场建筑内的被拘留者，殴打程度严重，导致两名男子死亡。至少有一名妇女遭到性侵犯。随后塞族部队将被拘留者分成 10 到 20 人一组，然后装上卡车，带到一个峡谷，在那里杀死了至少 264 人。杀戮之后，塞族军队用推土机将受害者的尸体埋葬在奥夫查拉万人坑中。
联合国于9月对所有南斯拉夫共和国实施武器禁运，并在秋季从欧盟手中接管和平谈判的主导权。到1992年1月，联合国签署了停火协议，在克罗地亚建立了一支联合国维和部队，称为联合国保护部队 (UNPROFOR)。联合国派出了14,000名维和人员来维持停火。停火维持了现状，这意味着前克罗地亚共和国的30%将由塞尔维亚人和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控制。
最终行动
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进驻基本上让克罗地亚政府得以重组，而不必担心遭到更强大、装备更精良的南斯拉夫军队的攻击。自1992年至1994年，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过着不稳定的和平。1993年和1994年，双方谈判达成了几次停火协议，但最终都破裂了。克罗地亚人都希望夺回他们在1992年领土协议中失去的东西。此外，人道主义危机加剧。在塞尔维亚克拉伊纳拥有家园的克罗地亚人成为塞尔维亚人的目标，留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也是如此。那些因战斗而流离失所的人不被允许返回，而那些留下来的人则面临家园被抢劫或烧毁的危险。在1993年与1994年，克罗地亚军队的战斗仍在进行，如著名的“梅达克包围行动”
“梅达克包围行动”
梅达克包围行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Operacija Medački džep，Операција Медачки џеп），克罗地亚人正式称之为“包围行动-93”（Operacija Džep-93），是克罗地亚军队在 1993 年 9 月 9 日至 17 日期间进行的一项军事行动，行动中，克罗地亚军队攻击了到达克罗地亚中南部利卡地区戈斯皮奇南郊的突出部，当时该地区由自称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控制。包围以梅达克村命名。
经过几天的战斗，克罗地亚的攻势暂时成功将叛军塞族部队赶出包围。然而，由于克罗地亚军队与联合国维和部队发生冲突，以及克罗地亚对当地塞族平民犯下严重战争罪行的指控，该行动以争议告终。尽管与塞族人的战斗结果是克罗地亚人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这也给克罗地亚政府带来了严重的政治负担，国际政治压力迫使克罗地亚撤退到之前的停火线。该地区最终被联合国部队控制。
据联合国和加拿大消息人士称，联合国保护部队人员和克罗地亚部队交火激烈，最终导致加拿大部队击退了克罗地亚人的进攻。在加拿大，这场战斗被认为是自朝鲜战争以来加拿大军队打过的最惨烈的战斗之一。
1994年底，出现了一些和平协议的希望。12月，克罗地亚政府和起义塞尔维亚人的代表就一些建立信任的措施达成一致，包括开通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高速公路、石油管道、电网和水线。1995年1月底，西方谈判者试图在克罗地亚和克拉伊纳塞尔维亚政府之间促成一项全面的和平解决方案。这项所谓的Z-4计划设想让所有难民返回，并为格利纳和克宁周围的11个小而经济不发达的市镇提供实质性自治，这些市镇大约占起义塞尔维亚人控制领土的三分之一。
萨格勒布初步欢迎Z-4计划，但克拉伊纳塞尔维亚人拒绝讨论该计划，除非克罗地亚政权放弃阻止联合国延长克罗地亚联合国保护部队（UNPROFOR）授权的意图。谈判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拖延不决。在压力下，萨格勒布最终同意联合国可以继续驻留，条件是名称改为联合国克罗地亚观察团（UNCRO）。在此期间，克罗地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博贝特科将军多次表示，任何关闭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高速公路的行为都将引发克罗地亚的军事回应以重新开通道路。
克罗地亚方面系统地为最终摊牌做准备，以防和平谈判失败。1994年11月，克罗地亚武装部队占领了库普雷斯，打通了沿迪纳拉山脉的道路。冬季期间，克罗地亚武装部队工程兵团在该地区修建了道路，1995年春季，克罗地亚武装部队获得了对关键的克宁-格拉霍沃山口以及其他位置的战术控制，这些位置可以对塞尔维亚克拉伊纳部队的炮兵阵地进行火力打击。与此同时，在西斯拉沃尼亚的联合国保护部队（UNPA）西区，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高速公路的交通一直很顺畅，直到4月，当时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总统马蒂奇下令关闭高速公路一天，以抗议克罗地亚的海关程序。月底，发生了涉及平民的暴力事件，导致双方多人死亡，高速公路关闭。1995年4月30日，图季曼总统下令高速公路将于5月1日凌晨5点重新开放。
克罗地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实际上在1994年12月完成了夺回西斯拉沃尼亚的战役计划，该计划设想向萨瓦河方向突破。计划中的两栖攻击是从诺瓦格拉迪什卡和诺维斯卡沿高速公路发起，两军在奥库查尼会合，切断塞尔维亚部队的退路。克罗地亚参战部队约有15,000人，包括装甲部队、炮兵、步兵和空军部队。对手塞尔维亚克拉伊纳部队第18军团有三个兵力不足的旅，约有2,000名现役军人，另有4,000至5,000名预备役人员。
克罗地亚于1995年5月1日毫无预兆地发动闪电行动，塞尔维亚人几乎没有时间召集预备役人员，甚至无法将部队部署到适当的防御位置。克罗地亚武装部队的攻击打击了塞尔维亚克拉伊纳部队第18军团的炮兵，导致后方陷入混乱和恐慌。这为通往波斯尼亚的撤退路线打开了缺口。5月2日中午，克罗地亚武装部队占领了奥库查尼，并开始在普松日山麓的口袋里清除残余的塞尔维亚抵抗力量。到5月4日，约有1,500人投降。
塞尔维亚克拉伊纳部队第18军团遭受了整个战争中最迅速、最耻辱的失败之一。军团指挥官在克罗地亚攻击开始后立即离开了指挥所，留下了群龙无首的部队。甚至在克罗地亚军事和警察部队到达之前，西斯拉沃尼亚至少有一半的塞尔维亚人离开了家园。在前往萨瓦河大桥的路上，混合的军队和平民队伍遭到火力袭击，造成伤亡。由于无法阻止克罗地亚的进攻，马蒂奇总统下令对萨格勒布进行报复性火箭袭击，导致5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尽管联合国最初指控克罗地亚武装部队犯有战争罪，但后来撤回了指控，因为克罗地亚部队在“闪电行动”期间并未犯下许多人道主义法律的违反行为。
西斯拉沃尼亚塞尔维亚部队的迅速崩溃在起义塞尔维亚人的政治精英中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政治家和士兵们互相指责。作为塞尔维亚战略的一部分，对萨格勒布的火箭袭击适得其反，马蒂奇在1995年7月被ICTY起诉。尽管一切迹象表明叛乱已经陷入绝境，但除了米洛舍维奇从贝尔格莱德派遣 Mrkšić将军担任新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部队指挥官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局势。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领导层也没有向克罗地亚政权提出任何新的和平解决方案，以解决冲突。而这场战役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大招即将开启。
在“闪电行动”成功后，克罗地亚政府继续准备消灭叛乱。克罗地亚武装部队在7月完成了“风暴行动”的准备工作。计划设想对联合国安全区的北区和南区发动攻击，这包括了RSK剩余的所有领土。图季曼预计塞尔维亚人口将在克罗地亚·武装部队（HV）攻击开始后不久开始逃离，这将大幅降低SVK部队士气。
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次战役的推进是异常顺利的。1995年8月4日凌晨，克罗地亚军队在多个方向同步展开攻势，对位于RSK（塞尔维亚克拉伊纳部队）控制区内的多个防御据点实施集中火力打击。作战开始时，部队按照事先确定的战区分工，从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主要方向发起进攻。北部部队在接近科拉纳河区域时，利用炮兵对敌方防御工事进行持续轰炸，并采用机械化步兵快速前进，逐步接近敌人布设的前沿阵地。该区域塞军依托天然河流及部分简易掩体构筑了初步防御，但在密集炮击下防御效果受到明显影响。与此同时，中部部队在坦克先行掩护下，通过公路和部分崎岖地段，向散布在村镇周边的塞军阵地推进。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对敌阵地实施突击，部分小组采用侧翼包抄方式，对敌人火力薄弱区域进行渗透。南部部队则面临复杂地形挑战，山地、林区和石质路段使塞军防御部署呈现零散分布状态。为此，炮兵和迫击炮在事先侦察结果的指导下，针对敌方较为集中的火力点实施了连续轰炸，随后步兵沿预定路线分散推进，重点清除山谷和河道附近的敌军据点。整日作战中，克军各兵种之间保持无线电联络，指挥中心根据前线情况不断调整作战节奏，针对局部敌军阵地实施精确打击，力求在局部区域内形成数量与火力优势。双方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激烈交火，双方炮火交织、步兵冲突频繁，战场局部出现短暂混乱状态。尽管敌方采取局部固守和局部反击，但在密集火力压制下，其部分防御阵地未能长时间维持有效抵抗。
风暴行动
进入8月5日，经过前一日的初步突破，克罗地亚军队调整战术部署，重点向RSK主要城市及指挥中心区域推进。北部战线方面，部队利用前一日打通的突破口，继续向内陆延伸，在沿途占领了多个战略节点。塞军在部分镇区组织临时防御，但由于防线已被分割，缺乏有效支援，防御效果出现明显下降。中部战线中，部队采用分区分段突破方式，对集中布防的城市外围展开多方向进攻。指挥部在战前对城市结构及敌防御部署进行了详细分析，因而在战术上采取了分散突击和集中火力交替进行的方法。作战中，步兵小队在坦克和火炮的掩护下，从多个方向向城市外围据点发起冲击，塞军各防御点之间未能形成有效联动，部分据点在遭受连续炮击后出现防守薄弱的现象。南部区域方面，部队在昨日取得初步突破的基础上，对沿线残余敌防御工事进行清理。山地、林区中部署的塞军虽试图利用复杂地形进行坚守，但在炮兵持续轰击下，多处临时构筑物和阵地被迫放弃。在连续作战中，前线指挥中心实时接收各部队信息，对塞军反击行动进行预判，并迅速调整火力部署。当天作战中，部队之间的协调与兵力调度显示出较强的连续作战能力，局部地区出现短时混乱后，整体攻势保持较为稳定的推进速度。
8月6日，作战进入全面攻势阶段。北部区域中，克军装甲、机械化步兵与协同单位密切配合，沿已突破的通道继续推进。部队采取集中火力与分散进攻相结合的方式，对零散防御据点进行逐一打击，借助炮兵火力实现短时间内的局部优势。在部分区域，塞军为拖延部队前进节奏，组织了有限的反击，但由于指挥系统信息传递不畅，反击行动未能形成有效合力。中部区域中，城市外围的巷战和街区争夺战成为作战重点。部队采用逐街逐巷的清剿方式，对沿途建筑和路口展开系统搜索与清理。由于城市内部结构较为复杂，双方在某些区域内爆发了多轮局部交火，步兵和坦克分队在炮火和近距离火力对抗中均有较大损耗。与此同时，指挥中心不断调集预备队和火炮支援，对局部塞军集结区域实施突袭。南部战线中，克军继续沿已突破的山间通道向更深区域推进。复杂地形迫使部队在前进过程中加强了对山谷、河道和林区要道的控制。炮兵和迫击炮在前线布设多个火控点，对敌军可能设立的反击阵地进行覆盖性打击。由于塞方后续补给和指挥调度受到严重影响，部分防线出现断裂现象，局部区域内敌军士气低落，部分防御阵地在连续炮击下相继失守。8月6日全天，各战线部队在不同程度上取得局部突破，整体攻势保持了较高的推进速度，各兵种在火力支援、掩护与反应速度上均有较为一致的表现。
8月7日，进入行动最后阶段。各战线部队在连续数日作战后，针对残余塞军阵地和零散据点展开了清剿行动。北部战线上，克军以装甲和机械化部队为主，对先前未能完全控制的区域进行集中打击。塞方部分单位在此前连续作战后防御能力进一步削弱，局部地区出现了有序撤退或零散抵抗。指挥中心调集火炮和迫击炮，对已被识别为敌军集结区域的据点实施定点轰炸，确保区域内敌人活动受到有效限制。中部地区中，城市内外的清剿作战成为重点。部队沿主要街道和巷道逐步推进，对隐藏在建筑物内、地下通道以及临时工事中的塞军人员进行逐层搜查与清理。为确保清理彻底，部队采用小组协同分区搜索的方式，对可能存在敌军的重点区域实施反复检查。南部战线上，作战部队针对复杂地形内的残留据点和零星防御单位，采取了分散包围与集中火力打击相结合的措施。部队在事先明确的搜索区域内，采用分区逐一清理的方式，防止敌军利用地形进行顽抗或重新组织防御。在整体推进过程中，指挥部根据各线战况及时调整任务分配，对局部可能存在的塞军反扑进行预防性火力压制。全天作战中，各作战单元在完成预定攻势任务后，针对尚未完全清除的残余力量实施了最后阶段的清剿行动，确保所有已识别目标均受到有效打击。战役目的至此基本达成，接下来是一直持续到8月14日残余势力清剿行动。
在“闪电”和“风暴”行动之后，克罗地亚举行了公开庆祝活动，将这些事件视为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克宁沦陷的那一天被定为公共假日，即“祖国感恩节”（8月5日）。执政的克罗地亚民主联盟（HDZ）试图通过围绕这些成就创造一种神话来加强自己的合法性。军事指挥官们也希望分得一杯羹。HDZ和军队都鼓励公众庆祝克罗地亚武装部队已成为“地区强国”的事实。
事实上，塞尔维亚的迅速溃败原因是多样的。不知有其他西方国家对于塞尔维亚的武器禁运和对克罗地亚·部队的训练，还至少包括以下两点：
（1）在持续三年的波黑战争中，塞尔维亚部队士气早已经开始衰落。平民也开始失去了对于取得胜利的信心。
（2）国际上对于克罗地亚的政治支持。克罗地亚人对北约飞机对塞尔维亚防空阵地的打击几乎只字不提。这些飞机在例行巡逻中，当他们发现到塞尔维亚雷达后，向一些塞尔维亚克拉伊纳部队的防空阵地开火，然后迅速撤离。虽然这并未影响整个行动的结果，但确实加深了北约正在协助克罗地亚人的印象。在1997-1998年对克罗地亚周刊和日报的多次采访中，加尔布雷斯强调了美国在克罗地亚重新统一和1995年胜利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美国并未对“闪电”行动开绿灯，但在“风暴”行动中至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不是对塞尔维亚实施了经济制裁，如果不是如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提醒图季曼总统的那样北约-美国对塞尔维亚构成军事威胁，克罗地亚在镇压叛乱时会遇到更多问题，此外，美国对流入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走私也视而不见。加尔布雷斯大使表示，他提前两周就知道了“风暴”行动的计划，并建议他的政府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在加尔布雷斯的采访和证词之前，美国官员不愿承认美国的参与。然而，分析师得出结论，美国官员并未视而不见，他们协助了克罗地亚军队的“风暴”行动。退役的美国军事顾问在克林顿政府的祝福下，以“民主培训”的名义提供战术训练和作战计划。
1995末，双方谈判达成了结束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战争的一系列新协议。 《代顿协议》于 1995 年 11 月签署。协议中，双方商定了最终停火，条款规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控制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及波斯尼亚将承认对方的存在，停止支持跨境军事行动，并努力遣返流离失所者。克罗地亚政府已完成收复克罗地亚领土并获得独立的任务，因此没有提出更多要求，并自那时起一直遵守停火规定。
西边的红色地区指的是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的区域，东边的是东斯拉弗尼亚·巴拉亚·西斯雷姆自治组织。
战后评定
这场战争导致双方共22,000人死亡（15,000名克罗地亚人和7,000名塞尔维亚人），不仅对克罗地亚的克罗地亚人，而且对塞尔维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都造成了损害。克罗地亚人被驱逐出家园，被他们的邻居——试图使“最西端的塞尔维亚土地”在种族上纯净的塞尔维亚人——杀害。塞尔维亚人也遭受了损失。
米勒-比耶拉吉奇认为，克罗地亚的蓄意进攻是导致西部RSK几乎整个塞尔维亚人口外流的原因，但克罗地亚人不能为这一结果负责。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居住在塞尔维亚人控制或攻击的地区的克罗地亚人被驱逐或被迫逃离。截至1991年12月1日，克罗地亚有50万难民，几乎都是非塞尔维亚人，他们被迫离开家园。少数留在塞尔维亚人控制地区的克罗地亚人遭受了迫害和恐怖；1992年至1995年间，有数百名克罗地亚人被杀害。正如巴里奇所展示的，塞尔维亚叛乱者政治项目的本质是与克罗地亚人永久分离，并拒绝与其他种族群体共同生活。这是通过夺取克罗地亚的部分地区实现的，随后驱逐克罗地亚人和其他非塞尔维亚人离开RSK。因此，可以“自然地”预期，如果克罗地亚人最终回来，特别是通过军事行动，塞尔维亚人会离开。另一方面，叛乱给克罗地亚带来了真正的问题，使局势变得难以忍受。国家的主要道路和铁路交通被切断或中断了五年。克罗地亚的大片地区不属于国家的法律和基础设施系统。数十万难民等待返回家园，前线附近的城镇偶尔遭受塞尔维亚克拉伊纳部队的炮击。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如果塞尔维亚人不愿意达成政治协议，那么军事行动是唯一的可能选择。因此，鉴于这种情况，只有两种方法可以避免塞尔维亚人的外流：要么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和解，这在其政治项目本质上是不可能的，要么克罗地亚人不发动军事行动，这在叛乱给克罗地亚带来的巨大财政和经济成本下也是不可能的。军事行动和外流是叛乱本身的后果，无法避免。
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人都声称这是一场典型的内战。塞尔维亚人声称他们是在抵御克罗地亚新政权的种族灭绝政策。在这种观点中，由于克罗地亚已经脱离南斯拉夫，冲突显然是两场内战。
另一方面，克罗地亚人声称，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南斯拉夫只是“处于解体状态”，克罗地亚在1991年6月25日宣布独立，并在1991年10月8日得到数十个国家的承认（1992年1月），米洛舍维奇夺取了南斯拉夫联盟政治军事机构，从而实质上的消灭了南斯拉夫。根据这一说法，南斯拉夫和克罗地亚是两个独立的国家，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和JNA是侵略者。
米勒-比耶拉吉奇认为，这两种说法虽然看似不可调和，但都基于事实和法律。毫无疑问，当地塞尔维亚人反抗克罗地亚中央政府并不是国家间的武装冲突，但同样明显的是，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领导武装叛乱，他们助长了南斯拉夫及其机构犯下的外来侵略。为了为冲突提供法律框架，ICTY选择将1991年10月8日之后克罗地亚的战争视为国际武装冲突。
“长期的国际冲突往往产生更多的党派而不是学者；如果真相是战争中第一个记者的伤亡，那么客观性就是学术界的第一个伤亡。关于前南斯拉夫的学术辩论与围绕以色列的创建或塞浦路斯的划分的辩论一样两极分化，对一项研究的批评通常更多地取决于该研究是否支持评论者的预定立场，而不是其理论的连贯性或其论据的可靠性和充分性。当冲突的一方在政治上获胜时，它通常在学术上也会获胜，因为表明获胜的政治是错误的分析往往会被打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