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意志，就像克虏伯的钢铁一样坚硬！”
1870年9月1日，当拿破仑三世率领着出师不利的12万法军退守色当要塞时，他可能还没想到，对面的普鲁士军队正用200余个步兵营，共计770门火炮将色当围成铁桶；他更不会料到，在整个战役中，普军的后装火炮甚至取代了步兵手中的火枪……
1894年9月17日，护送陆军前往朝鲜的北洋水师12艘舰船，在返航途中遭遇了正开赴鸭绿江口，伺机寻求决战的日本联合舰队。双方立即摆好阵位，迎敌开战。12时50分，当双方舰队距离拉进至约3.2海里（约6千米）时，北洋水师的旗舰“定远”号使用305mm主炮率先开火，打响海战的第一炮……
1942年6月初，面对着这座经历数百年战场风尘，此时又被苏军格外重视的著名要塞——塞瓦斯托波尔，纳粹德军已经在此地进行了超过半年的围攻。为彻底清除要塞的苏联守军，德军集结了205个炮兵连对其展开炮击；并在三个月前就调遣第672重炮营前往彼列科普地峡，而该营所运载的这门800mm的重型列车炮，将成为德军在整场战役，发出的巨大怒吼……
当我们回首历史上的这些著名战役之时，我们都能从这些“战争之神”——火炮上面找到同一个名字：克虏伯。这个诞生于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军工企业，依托其创业后的无数次战争崛起壮大，影响力甚至可以从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中窥见一斑（文中的“鹦鹉螺”号潜艇主机由克虏伯制造）；同时，克虏伯见证了欧陆与远东两个民族的兴衰，伴随德意志第三帝国复兴，亦因此走向消亡，最终在战后的大潮中退出军工业实现军转民。今天，我们就来讲述这个，被阿道夫·希特勒所引用，并于“钢铁”“意志”所绑定的传奇企业。
发家创业
克虏伯最早可追溯至16世纪末，但由于年代久远，许多资料都难以考证克虏伯家族的“一代目”具体从事什么行业。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克虏伯家族确实搬迁到了今天德国的埃森地区，并在影响欧洲格局的“三十年战争”当中尝试涉足枪械制造。
而克虏伯真正涉足大规模工业生产则要到19世纪初，1810年，克虏伯家族“七代目”——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利用家族资金，结合新型炼钢技术，在鲁尔建设了克虏伯炼钢厂（有资料显示，七代目克虏伯在这之前就已建设煤矿、炼钢等工业设施，但因经营不佳而面临破产）。然而，七代目克虏伯还是在企业管理这方面有所欠缺，在新型炼钢厂创立后便马不停蹄去建设鲁尔河基础设施，克虏伯家族在接下来的25年间耗费了大量金钱用以疏通鲁尔河，建设水坝和修建桥梁。虽然从后世角度来看，鲁尔河确实为其工业区提供便捷，但在当时却使得克虏伯自己的工厂发展缓慢。
1826年，开办新型炼钢厂仅15年的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因病逝世，14岁的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接管了整个工厂，而此时，时代给了每况愈下的克虏伯工厂一个机会：工业革命。
时值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革命之风早已传遍欧陆，普鲁士、法国等欧洲大国不愿甘居人后，便紧跟工业革命的浪潮快速发展。同时，蒸汽机车（火车）的发明也使得各国对于制造火车以及轨道的钢材需求暴增。阿尔弗雷德敏锐抓住了这次机会，并立刻将父亲留给自己的冶炼专利技术变现，获取了一笔足够还清工厂债务，同时还有盈余的可观收入，在车轮、钢轨等领域不断创新。1851年，克虏伯工厂在第一届万国博览会上展示了当时最大的钢锭（重量达到了两吨）；1852年，克虏伯又制造出了第一个无缝火车轮毂（由于克虏伯在铁道业的卓越成绩，因此有说法认为，克虏伯的企业标志是三个火车轮箍结合的模样）。
迈步军工
19世纪以来，随着重工业特别是炼钢产业的快速进步，火炮——这一战争之神也随之发生变化。
自火药发明以来，火炮一直都是东西方实行攻城作战，最为重要的武器。但在近代炼钢技术发展以前，火炮的铸造材料大多为青铜与铁。而使用青铜制或铁制火炮时，会出现材料软化导致的炮管变形、易生锈等问题，从而影响其使用寿命和性能。同时，早期的火炮本身也有许多不足，例如过于笨重，只能当做攻城武器使用，面对步兵冲锋则显得力不从心。并且缺乏有效的火炮制退装置、此外还有射速缓慢等问题。而当时间进入19世纪40、50年代，属于火炮技术大跃进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克虏伯入局军工不算太晚。早在1844年，克虏伯就已制造出首款火炮；到了1858年，克虏伯制造的后装式6磅线膛钢炮成功赢得政府青睐，并以此在一年后获得了300门火炮的订单，成为普鲁士王国的武器供应商，攀升至普鲁士工业界的重要地位。1862年9月23日，奥托·冯·俾斯麦被威廉一世任命其为首相兼外交大臣。至此，普鲁士王国走上了武装统一德意志的道路。而与普鲁士政府有密切往来的克虏伯迅速抓住了这次军备变革。
1864年，普丹战争爆发，在普鲁士军队装备的100多门火炮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克虏伯所制造的C/64型4磅线膛火炮，并且与滑膛炮相比，线膛炮的威力更大，在对丹麦杜柏尔要塞的进攻当中，线膛攻城炮直接扫荡了杜柏尔要塞群的防御设施。普丹战争的胜利，既是普鲁士在德意志统一战争的重要一部分，同时也让普鲁士军方看到了后装式线膛钢炮的优秀性能。不过由于众多原因，滑膛炮并未完全退出战场。
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为满足普鲁士政府300余门山炮、野战炮及100余门舰炮的巨额订单，克虏伯不惜以老本作为抵债。然而由于新式火炮未能完全换装军队，且克虏伯火炮不够成熟，致使普军炮兵在普奥战争中的表现并不是那么突出，相反，由德莱塞发明的后装击针栓动步枪反而成为了战场的新秀。战后，针对线膛钢炮尾部漏气的问题，克虏伯开创性地发明了一种名为“闭气环”的装置，通过火炮发射过程中所产生的形变来减少火药燃气的泄露。
为吸取普奥战争中炮兵的经验教训，普鲁士政府在普奥-普法的间战期内（1866-1870）对炮兵部队的训练及基本战术条例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整。这使得普军炮兵对于步战支援更加得心应手。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在普鲁士军队的约1400门火炮中，克虏伯所生产的后装钢炮超过了1000门。其中以C/61、C/64式6磅炮以及C/67式4磅炮为主。我们从C/64式6磅炮的线图就可以直观看到克虏伯为该类火炮所设计的后装系统以及制退装置。克虏伯火炮射速也较快，标准射速可达每分钟6发。相比之下，由于后装火炮技术的不成熟，普军的对手——法军则还在使用众多的前装滑膛炮。这类火炮在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中倒是称手武器，但到了火炮技术突飞猛进的19世纪70年代则显得无能为力。在关键性的色当战役当中，法军手头的前装炮约为550门左右，但仍比普军低了三分之一。且射速（两分钟1发）与射程（约1500米-2000米）均无法与普军相抗衡。在人数相当的情况下，普军运用后装线膛钢炮的火力优势，使得战局迅速完全倒向普军，并最终取得了毙敌1.7万人，俘获2万余人的惊人战绩。
驶向远东
当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法国凡尔赛宫宣告成立之时，千里之外的清帝国也在思考如何才能“师夷长技以制夷”。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始，中国就遭受着“船坚炮利”的列强侵略。“船坚炮利”并不是形容词，而是实实在在体现在战事之上。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军沿着珠江口设置了大角、沙角、横档等炮台，火炮总数甚至达到了六百余门。但由于火炮技术严重落后，许多炮台无法自由活动；且火炮只能向着固定角度射击，面对英军舰船正面火力打击毫无招架之力（图为珠江口东水道的威远炮台）。而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军劣势则更为突出，大沽口之战当中，联军可以在清军炮台射程之外下锚发炮，而守军却望尘莫及；八里桥之战中，联军更是直接使用排炮攻击，就击溃了僧格林沁的骑兵部队，并最终使其数千人阵亡
在赔了一次又一次银子后，清政府也算是认清了自己与西方列强的差距，最起码是得买一些“洋枪洋炮”用来抵御了。1866年6月27日，清政府派遣外交使团访问德国（普鲁士）。随即受到了德国政府、尤其是克虏伯集团的热烈欢迎。彼时的克虏伯在多次战争的胜利后，产业逐步扩大，急需寻找新的市场。而在当时的欧洲强国里，法国对清政府的军火贸易兴趣不足。英国实力强大，但总想以军火贸易干涉清朝军队建设（著名的“阿思本舰队”事件则是其体现）。而相较于英法两国，德国政府以及克虏伯敏锐意识到，正在寻求“自强”的清政府是其军火贸易的潜在客户，于是大力推销本国军火。这使得清政府对德国军火热情颇高。
1871年，在时任掌门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的推销之下，李鸿章购买了328门克虏伯火炮。以此为开端，从晚清到民国，从军舰主炮到海岸炮台，克虏伯都是最为醒目的存在。例如较为出名的当属克虏伯公司为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铁甲舰设计的1880式305mm火炮，该型火炮分装于军舰中部的2座露天炮台内，单炮重32吨，每门炮备弹50发，可发射开花弹与实心弹。炮弹重量约为300千克，射程达到了8000米远。是北洋海军舰炮当中的“巨无霸”。在1894年9月17日的大东沟海战当中，“定远”率先使用左侧主炮开火（但并未击中日舰），由此拉开了整场海战的序幕。当然不只是德国自家产的军舰，即使是“致远”、“靖远”这两艘英国产的军舰，在主炮的选择上也多为选择克虏伯，例如两舰六门210mm主炮均为克虏伯产品。
此外，克虏伯大炮也多用于晚清与民国的岸防炮台之中。例如刘公岛著名的“地阱炮台”，该类炮台有别于一般岸防炮的布局，一般先挖掘圆坑，使其低于岛屿地平线，随后再将火炮布置其中。地阱炮台属于暗炮台，与普通露天明炮台相比，该类炮台的显著特点是炮位较深、炮位设于地平面以下、隐蔽性强。其火炮发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类是使用液压装置，火炮装弹后使用液压装置抬升火炮，使其伸出地平线之下，随后调整角度开火；而另一种则更为常见，即火炮在坑内转动，依靠炮兵观测设备进行打击。而其中所使用的则多为大口径的克虏伯火炮。
当然，国人所较为熟知的应该是厦门胡里山炮台中的那门280mm克虏伯大炮。该炮台于1874年就已商议筹建，但直到甲午年（1894年）才正式开始修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一月，胡里山炮台正式竣工，从德国转运至福州的28生（280mm）岸防炮也运至炮台，并于次年试射成功。这门火炮可谓是饱经风霜，从军阀混战中的海军对峙，到抗战时期的日军进犯厦门，可谓是身经百战。（注：胡里山炮台战史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1937年击沉日军“箬竹”号驱逐舰，但是部分史料表明该岸防炮并未有此战果，而“箬竹”级驱逐舰也大多在太平洋战争中被美军潜艇所击沉。因此本文对于此战果表示存疑。）
在步兵火炮上，无论是晚清以及民国政府也大力采购克虏伯火炮。在与克虏伯接触前，清政府就已通过商人代购等方式，获得了一批小口径的克虏伯火炮。得益于克虏伯优秀的质量保障，在于克虏伯正式接触后，清政府开始大量购买克虏伯火炮用于装备新式陆军。甚至在1905年、1913年间，上海的江南制造局根据克虏伯75毫米山炮技术，成功仿制出自家的“沪造克虏伯式75毫米山炮”。并以此将75mm的口径制式化。民国时期，诸如江阴要塞等装备了许多克虏伯火炮，各军阀部队也配备有仿制的克虏伯火炮，在著名的“德械师”当中则更为明显（师部直属炮兵营装备12门克虏伯75mm野战炮）。
“克虏伯即德意志”
让我们把视线转回克虏伯的老东家——德国身上。1887年，克虏伯军工的奠基人物，被授予贵族头衔的公司掌门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溘然长逝，享年75岁。接手的是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希·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事情本一帆风顺，然而在1902年，弗里德里希却被爆出众多丑闻（一说法为同性恋），不堪其扰的掌门人于当年自杀身亡。于是公司仅剩阿尔弗雷德的女儿——贝尔莎·克虏伯接手企业。由于克虏伯对于德国军备来说实在太重要，为避免克虏伯落入政敌手上，最终德皇直接下场干涉，亲自为年青的贝尔莎选夫，使其与普鲁士外交官古斯塔夫（Gustav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成婚，并批准古斯塔夫冠以“克虏伯”的姓氏。继承人的事情才算圆满结束。
古斯塔夫上任后，壮大了老掌门人所留下来的基业，而一战前的军备竞赛以及整个一战当中，克虏伯为德国军备生产了众多标志性的火炮产品。例如以其妻命名的“大贝尔莎”420mm重型火炮。该型火炮是德军参考日俄战争时期，日军使用280mm榴弹炮对俄军203高地实行打击，得出“需要特殊的重型火炮在将来的战场上应付敌军要塞”这一结论，命令克虏伯公司生产并最终创造的产物。“大贝尔莎”口径达到了420mm（16.5英寸），射程12.5千米，初速可达每秒400米左右。1914年2月，样炮试制成功，并在库默斯道夫试验场进行试炮。至战争爆发时，克虏伯已生产了7门“大贝尔莎”炮（其中5门依托铁道作战），并迅速投入战场作战。
实战证明，该型火炮表现良好，在1914年8月进攻比利时列日要塞的战斗当中，“大贝尔莎”向要塞群的弗莱龙炮台连续开火，发射第8发炮弹时攻顶成功，造成弗莱龙炮台彻底损毁，守军无一幸存；至次日（8月13日），列日要塞的各主要炮台相继被4门“大贝尔莎”炸毁。至16日，德军凭借此炮拿下了列日要塞。
除“大贝尔莎”外，克虏伯的另两款产品也值得介绍一下，分别是“SKL/45兰格马克思列车炮”与知名度较高的“巴黎大炮”。
20世纪初，为应对其它海军强国大口径舰炮的威胁，德国海军开始探讨未来的军舰建造思路，并在成本核算后，于1912年决定采用排水量28100吨，安装8门380毫米/L45舰炮的战列舰，这也就是之后的“巴伐利亚”级战列舰。
虽然威廉二世一直有个属于自己的“大海军”梦，但奈何海军建设成本高昂，而德国海军经费有限，致使巴伐利亚级战列舰原计划建造4艘，开工4艘，最终实际竣工交付2艘，而另2艘半成品则被放弃，这也导致原本为战列舰准备的380mm火炮得以挪作他用。克虏伯在重新设计后，得到了一款“马克思”（max）列车炮，该炮重量将近270吨，采用45倍径身管，长度约16米，但也正是因为过长的炮管，导致其为了避免炮管戳地而牺牲了火炮的射界，这使得该炮射程被锁定在了约20千米。为弥补不足，克虏伯设计师还为该列车炮设计了第二种模式，即火炮本身固定在混凝土地基上，这使得火炮仰角可以进一步加大（代价也很明显：动不了）。该类设计的火炮被冠以“兰格马克思（Langer Max）”的名字（意为“最长的”）。
而“巴黎大炮”则在学社之前的文章——《铁道巨兽：装甲列车与列车炮》之中介绍过，这款火炮可以称之为是个“缝合怪”，因为它的炮管是由210mm炮管插进380mm的炮管内拼接而成的，身管长36米，其长径比（即炮管长除以口径）达到了骇人听闻的172倍！
这是什么概念呢？著名的加拿大籍火炮科学家吉拉德·布尔（Gerald Bull）曾在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岛进行二战后的“超级大炮”试验，并最终制造出一门长达36米、口径424毫米的“巴巴多斯大炮”，在试射当中成功将 190公斤重的炮弹抛向了180千米高的太空。尽管如此，“巴巴多斯大炮”的长径比也才85，更不要说“巴黎大炮”是一战的产物，其效果可想而知。（图为“巴巴多斯大炮”）
然而，克虏伯的咆哮却没有换来战争的胜利，世界大战的失败反而严重影响了依靠战争订单发财的克虏伯公司。随着一战战败，各种坏消息接踵而至：威廉二世流亡他国，这使得克虏伯失去了皇室政府的大力帮助；《凡尔赛和约》中对于德国军备的严苛禁令，迫使制造军火为主的克虏伯瞬间坠至谷底，一度甚至靠“重拾老本行”才能谋生（指制造火车轮毂等设备）；战败后的魏玛政府无力偿还赔款，致使死对头——法国在1923年1月出兵占领鲁尔区，致使鲁尔区资金大量外流，失业工人激增，大量企业陷入绝境。而克虏伯就位于德国的这一重要工业产区，这本就使得困顿中的克虏伯更加雪上加霜。
由于《凡尔赛和约》当中对于德国军备的限制过于严苛，以至于德国上下都对协约国的一纸禁令感到不满并寻求“复仇”。而克虏伯则是这其中的重要角色，1919年，即德国战败一年后，克虏伯便筹措资金，试图对德军进行战后武装；1923年，注重技术创新的克虏伯申请了超过20项火炮、炮弹专利；进入30年代，克虏伯的年钢铁产量已达400万吨左右。随着希特勒的上台，克虏伯借好战的纳粹政府重新上位，重新成为新政府的“座上宾”，换句话说，克虏伯与纳粹已融为一体。此外，在纳粹政府的授意之下偷偷研制新型坦克，以适配德军的“闪电战”策略。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老掌门人古斯塔夫·克虏伯与其接替者，正值而立之年的纳粹党党员——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ied Krupp）所掌管下的克虏伯公司，如同二十年前一样，为新的德国政府创造（部分为参与制造）了许多影响后世的军工产品。例如军迷当中广为人知的“88炮”即为克虏伯子公司完成设计的88毫米高射炮。该型火炮开创性的使用了88毫米这一在当时防空炮当中无法想象的巨大口径，这个创造性的设计（加上俯仰角度大）造就了其在反坦克方面也具备一定优势。从西班牙内战到二战结束，“88炮”可谓打满全场，故被军迷戏称为“88毫米反一切炮”。
而在二战的火炮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以老掌门人命名的800mm“古斯塔夫”列车炮。该型火炮原本是希特勒上台后，德军为应对法国马奇诺防线所设计，其“甲方要求”也是过于骇人听闻：要求火炮需要能够打穿1米厚的钢板或2.5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墙（当时欧洲要塞多为钢筋混凝土建造，早期的飞机坦克无力进行破坏），还要求火炮能像一战后期的“巴黎大炮”一样在敌方的射程外进行打击。
由于建造难度极大，克虏伯公司在近十年的“费尽心思”后，于1942年初设计完毕，并在随后立刻投入到打击苏联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行动当中。这门1400余吨的巨炮需要近4000人“伺候”，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并未辜负德军的期待：德军所拟定的数十处军事目标均被“古斯塔夫”摧毁，后者更是在战役末期利用延时引信炸毁了地下30米的弹药库，使得德军一举夺下了围攻多时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
随着纳粹德国的占领区不断扩大，对于武器装备的需求也日益凸出，这使得克虏伯对于工业设备、原材料等的需求与日俱增；同时，由于法国战役以及随后的苏德战争爆发，德国工厂急需大量劳动力以维持战时生产，因此克虏伯想到了两个办法——即“抢资源”与“强制征召战俘”。自1939年闪击波兰后，克虏伯拆解了波兰、法国、乃至于苏联占领区当中的大量工业设备，煤、铁、铬、石油等宝贵资源纷纷流入克虏伯的“口袋”之中。同时克虏伯还强制征召了数量庞大的各国战俘以用于生产。仅在1942年，数十万苏军战俘以及平民就被克虏伯派遣至钢铁厂、矿井等高压高强度环境进行工作，战俘待遇与纳粹集中营并无二致（小掌门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甚至提议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当中设立工厂）。到1945年战败前，克虏伯在德国、波兰、奥地利、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地有近百座工厂，这些劳工在党卫军监督下劳动，被称作“牲口”。
到了德国进入总体战的1943年，克虏伯总资产已从纳粹上台时的7000万马克飙升至约3亿马克，其疯狂的生产速度自然招来了英美盟军对其以及整个鲁尔区的大轰炸。仅在1943年3月至7月间，鲁尔区就遭受了43次空袭，克虏伯的老家埃森也损毁严重。然而在1943年上半年，德国军火生产数量以及速度却不降反升。为彻底摧毁克虏伯，英美空军方逐步加大了对于克虏伯的精确打击。同时，伴随着西欧战局的顺利发展，盟军自1945年1月起，加强对交通运输线的攻击，并增大空袭城市的规模。1945年3月11日，1038架重型轰炸机对埃森投下4500吨炸弹。克虏伯的“咆哮”也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如同1918年一样，伴随着第三帝国的灭亡，克虏伯也在最后的“咆哮”当中走向没落：身为纳粹党党员的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因掠夺占领区和“反人道罪”于1948年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监禁12年。工厂由英国占领当局代管。1950年，中风多年的老掌门人古斯塔夫·克虏伯去世。克虏伯家族的时代似乎完结了。（图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
然而，冷战的到来，令德国的地缘地位迅速上升。为增强西德实力以对抗东德，1951年初，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在一片争议声中被释放出狱，重掌克虏伯大权。然而，此时的西德早已是北约的一颗棋子，而克虏伯也无法同德意志帝国时期那般“飞扬跋扈”。按照协定，克虏伯的众多重工业、矿山和钢铁生产企业必须转让出售。然而，或许是小掌门人继承了克虏伯家族的优良天赋。至60年代，克虏伯一度复兴，年营业额达到15亿美元，令时人好奇：克虏伯是否再度复兴？
但这点成绩，对于失去了军工主业的克虏伯来说，无疑只是回光返照罢了。60年代中期，以高污染高耗能为主的鲁尔工业区不断衰落，克虏伯集团也因无法适应新型管理方式，共欠下200余家银行共计10亿美元的债务。无力偿债的小克虏伯最终在1967年将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同年小克虏伯去世），并在30年后与蒂森合并，成为如今著名、但却远离军工的——“蒂森-克虏伯”。而主掌军火的克虏伯家族，也随着小克虏伯的去世而宣告终结。
硝烟之后
对于19-21世纪的中德两国来说，克虏伯都是其国家交往的重要象征。自19世纪克虏伯进入军工业以来，其优良的军火产品立即在世界市场上饱受赞誉。晚清的洋务运动，民国的抗日战争当中，克虏伯都成为了“战胜敌虏”的重要武器。而正如文章当中所说的那样，当以军工强盛的克虏伯遇到了同样信仰“铁与血”的德国政府之时，两者迅速融合一体。此时的克虏伯，就是德意志；而德意志，也就是克虏伯。正如希特勒所称颂的一样，克虏伯的钢铁就是德“意志”的代表。
然而，克虏伯所炼就的钢铁可以制造强大的火炮。却无法造就德意志民族真正的强大。当德意志成为了战败国而惨遭瓜分之时，当战后军转民大潮到来之时，克虏伯却显得分身乏术、无能为力……如今，当我们在电梯中看到“thyssenkrupp”的字样时，还会和厦门那座饱经风霜的巨炮联系起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