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大概在汉桓帝在位时期。为了整饬当时官员阶层贪污成风，土地兼并严重的问题，汉桓帝开始推行一套‘官员回避制度’。
因为相关史料比较少的缘故，所以对于这套制度的细节，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知晓了。想要知道更详细的内容，我们还得等考古学家努力，发现更多的文字证据。
不过对于这套制度的大致内容，我们却可以理解。这套制度的核心，其实就是‘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
简单来说，就是三种官员回避任用制度。
第一，如果官员出生于这个州郡县，那么他就不可以在这里做官。如果他是县令，那他就不能做家乡的县令。如果他是太守，他就不能做家乡的太守。如果他的是刺史，他也不能是自己家乡才刺史。
第二，如果官员娶了一个地方的女子，那么他也不能在这个女子的家乡做官。州郡县三级，依次进行类推。
第三，官员彼此之间，也要相互回避。如果老张的家乡在冀州，然后他在荆州做刺史。那么出身荆州的老李，就不能去冀州做刺史。这种回避制度，主要是为了防止官员相互交叉任用，然后彼此进行包庇。
因为这套制度，主要是有三种互相回避制度，所以在史书上，这种制度就被称作‘三互法’。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回避制度之外，在帝国中央，其实也有一些回避制度。如果是皇帝亲近的人，必须回避一些关键岗位。比如说‘宗室不宜典三河’，也就是所有宗室成员，不得在河南、河内、河东担任太守。再比如说‘外戚不宜备九卿’，就是说所有的外戚，都不许担任九卿官员。
这就是汉朝的官员回避制度。
从目前的史料来看，中国最早的官员回避制度，其实就是开始于汉朝。而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随着三互法的出现，这套官员回避制度，其实已经相当完善了。
但讽刺的是，随着这套官员回避制度完善，东汉官员腐败贪污、结党营私之类的行为，反倒是更加猖獗了。尤其是到了东汉末期，所谓的三互法和官员回避制度，更是成了一纸空文。那些地方大员，不但在地方上为所欲为，甚至干脆割据州郡，自立一方了！
那么，为什么东汉完善了三互法之后，东汉地方官员的独立性，反倒会变得更强了呢？这套三互法，为何没能阻止那些州牧和太守，直接割据州郡自立一方呢？
想要真正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可以从秦汉时期监察体系的发展史说起。
汉朝的官员监察体系，最初其实可以追溯到秦朝。当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对于官员的检查情况，其实一直很重视。所以后来，秦始皇在设立三公九卿制的时候，就专门设立了‘御史大夫’这个职位。
按照秦始皇设立的制度，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专管监察百官。御史大夫下辖御史丞、御史中丞、侍御史等官员。这些官员各司其职，侍御史负责去地方上监察官员；御史中丞负责掌管文书，呈报弹劾奏章；御史丞则是御史大夫的副手。
而到了西汉开国之后，这套监察制度，也被西汉直接继承了下来。
客观来说，秦朝设立的这套御史制度，在古代监察历史上，其实是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在此之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监察工作，虽然也有人在做，但却往往不成体系，而且缺少这种专门的部门。
而秦始皇的设置，则是让监察工作，第一次摆到了极高的位置。从这时开始，后世几乎所有大一统王朝，都将官员监察工作，当做最重要的一项朝政来执行。
但接下来，随着西汉开国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套制度开始逐渐出现问题了。
西汉开国之后，汉朝的皇帝们很快发现：这些被派到地方上的监御史，他们到了地方之后，本人往往也会贪赃枉法。要知道，这些监御史的手里，往往掌握了弹劾官员的权力，这就等于是变相获得了官员的生杀大权。所以他们到了地方之后，那些地方官因为忌惮他们，反倒是要给他们送礼，给了这些御史贪污的机会。
面对这个难题，后来，西汉又逐渐开始改制，开始推行丞相史。简单来说，就是丞相也有派人到地方的权力。而这些丞相派出去的人，往往可以和那些监御史相互监督。
但这个补丁，后来又再次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丞相权力过大。要知道，原本丞相负责一国朝政，权力就已经有些过大了。此时再加上监察权，简直快要和皇帝比肩了。
所以，到了汉武帝时代，汉武帝干脆设置了刺史制度。他将原本属于御史大夫和丞相的监察权，直接收了回来，然后由自己向地方上派遣刺史，监督地方官员。
而接下来，从汉武帝时代，一直到东汉后期，刺史制度一直运转的比较流畅。不过在两汉之交的这段时间里，刺史曾经被短暂改名为州牧，同时赋予监察之外的权力。但等到东汉开国之后，刘秀很快又恢复当年的刺史制度。
在严格执行监察制度的同时，两汉时期的统治阶层，其实也提出了一系列预防腐败的策略。比如说皇帝出钱出爵位，奖赏那些在地方上治理有功的官员，让官员们可以合法获得额外收入。再比如说，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 施行官员回避制度，推行自言制度，允许底层百姓绕过常规的司法体系，直接向中央政府进行申诉……
这些制度，无疑都有效的遏制了汉朝的官员贪腐情况。但同时，因为土地兼并的存在，这些制度，又无法杜绝官员利用自己的职权，帮助的家人或者家族，合法的进行土地兼并。
就这样，一直到了东汉后期，这套制度终于开始再次出问题了。
到了东汉后期，因为土地兼并的缘故，地方豪强势力开始崛起。而这些地方豪强势力崛起之后，就开始纷纷向朝廷中央，寻找高级官员庇护。有的地方豪强，搭上了高级士族官员；也有的地方豪强，搭上了宫里的宦官；还有一些豪强，搭上了外戚这条线。
总之，到了东汉后期，随着皇权衰落，外戚、宦官和士族三大集团登场。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官员开始结党营私。一个笼罩全国的贪污集团，逐渐成型。
到了这个阶段，原本负责监察的刺史，也开始走样了。因为作为高级官员的刺史，势必会出身三大集团当中的某一方。而他们到了地方上之后，除了履行自身的监察职能之外，同时也会进行政治斗争。他们会为了自己这一派，利用手里的职权，打击另外两派的官员。
当然，这种打击，未必就一定是不好的。
比如说东汉后期的时候，两次党锢之祸期间，就曾经有士族派的刺史和地方官员，在地方上严厉打击那些宦官派的豪强和官员。但结果，这件事闹大了之后，最终引来的却是两场党锢之祸。
最有意思的是，到了汉桓帝和汉灵帝在位时期，这个全国贪污结党的体系内，处于最高层的人，恰好正是皇帝本人！
汉桓帝在位时期，为了填补国家财政，直接开了‘卖官鬻爵’的口子。这种行为，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家的财政问题。但是却为官员结党营私、腐败贪污等行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说到底，那些花钱买官的官员，真正当上官之后，肯定不会让自己亏本。他们会利用自己的职权之便，加大对底层百姓的盘剥，以此来弥补自己买官的花销。
而到了汉灵帝时代，这种风气就更可怕的。汉灵帝即位之后，为了自己享乐，汉灵帝干脆将卖官鬻爵的很大一部分收入，全部当成了自己的个人开支，用来享受奢华的生活。
连皇帝都如此腐化，那么整个东汉统治阶层的其他官员，自然也会有样学样。于是后来，东汉统治阶层的腐化速度，就开始迅速变快。当那些底层百姓，彻底无法生存之后，接下来就爆发了那场黄巾起义。
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汉桓帝在位时期，提出了三互法。
从这个历史背景当中，我们能看出来：三互法的提出，本质其实并不是为了预防官员腐败，更多的其实是为了预防官员结党。对于皇帝来说，维护国家稳定，其实才是皇帝最需要的。
而三互法真正预防的，其实是地方官员依靠宗族势力，在地方上过于独立。就比如说一个官员，如果在自己的出生地任职。而他的家族以及他妻子的家族，又在当地拥有了大量的土地，垄断了当地的经济。这样一来，这个官员就成为了当地的土皇帝，非常不利于皇帝的统治。
至于防止官员的贪污腐化，客观来说，三互法的存在，虽然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遏制。
但到了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期，因为官员大范围结党营私，已经很难再严格执行相关制度。
比如说三互法当中，杜绝相互任用这一款。在东汉后期，因为大量的高层官员，都和幽州、冀州有关。要么是本人出身这里，要么是娶了这里的女子。要么一个官员去了荆州做官，然后荆州的官员，也不能再去幽州、冀州做官……
总之最后，严格执行这些制度，就形成了一个特别奇葩的状态：朝廷无人可用。幽冀二州的官员，长时间‘久缺不补’。
再加上到了黄巾起义爆发之后，各地的地方豪强，独立性越来越强。三互法这种制度，也开始名存实亡。尤其是到了汉灵帝驾崩之后，随着天下大乱，三互法更是形同虚设。不但本地出身的官员，可以任职本地。后来这些官员，更是可以割据一方，然后开始争霸天下。
而再之后，汉朝也就结束了。
所以总得来说，东汉时期的三互法，对于维护当时的社会稳定，以及防止官员腐败，确实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到了后期，随着东汉朝廷衰落，那些预防制度，也开始变得形同虚设。
说到底，再好的制度，也需要有人来执行。而朝廷进入衰落之后，尤其是当中央政府名存实亡之后，再好的制度，也都有漏洞可以钻。就比如说后来孙权割据江东，尽管他并不是扬州州牧，但却可以直接管理整个扬州，甚至真实的州牧权力更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