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新中国第一次评级，总共有36位被定为正兵团级的将领。他们在解放战争期间，基本上都是兵团的司令员或政委，或者在红军时期有着较深的资历和贡献。就连大名鼎鼎的韩先楚，也仅为副兵团级。

其中有些特殊情况，在1954年王建安被被降为了副兵团级，但是在1956年他还是被授予上将。而在授衔前，本来在地方工作的宋任穷出任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这样他的级别也是正兵团级。

还有三位，他们都参加了授衔，却都不是开国上将。

第一位王树声

王树声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参与领导麻城暴动和黄麻起义，在红四方面军担任过军长以及副总指挥。

到了抗战时期，他担任过八路军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是倪志亮的副手。晋冀豫军区撤销后，王树声任太行军区专职副司令员，主持军区日常工作，是刘伯承的副手。抗战胜利后，王树声又率部与新四军第5师会合，组成新的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此后，王树声又先后担任鄂西北军区、鄂豫军区司令员。

1955年，军委军械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成为了八大部之一，由王树声担任部长。而在同年，他又被授予大将军衔。

王树声是正兵团级，跟其他几位大将比起来，王树声知名度也并不算高。他也有些高开低走，解放战争期间也并非兵团司令员。

但问题在于王树声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这让他在授衔时有着巨大的优势。

如果红四方面军要有大将的代表的话，同样资深的李先念已经不在军队中任职，按照资历显然王树声是更合适的。

第二位许光达

许光达和王树声一样是兵团级被授予大将军衔，他也和王树声一样，是因为“山头”平衡的因素。

许光达是黄埔五期毕业生，在土地革命时期，曾担任师长一职。众所周知，这个时期担任过军长一职的也是大有人在。而且，因为在战斗中严重负伤，他被送到苏联看病和学习，这也导致他错过了红军最艰难的那个时期，也错过了长征。

回国后，许光达走上了抗日前线，曾担任过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到了解放战争中，他仍然战斗在大西北，担任过第3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3军军长、第2兵团司令员等职。

其实，从他的革命经历来看，正常情况下授上将还是比较合适的。而当许光达得知自己被授予大将后，提出过让衔，遭到拒绝后，还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了一封“降衔申请”。当然结果还是被拒了，也就有了主席对许光达的赞扬，“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客观说，许光达之所以被授予大将主要还是因为他是红二方面军的代表。在大将的人选中，萧克和王震都要比许光达更合适，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上级最终选择了许光达。

第三位徐立清

徐立清跟另外两位都不一样，他仅被授予中将军衔。

徐立清19岁时就参加了红军，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是我军著名的政治工作领导人，红四方面军时期担任过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治委员，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抗战期间，徐立清曾出任129师政治部组织股股长兼骑兵团政治处主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调任冀南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兼第5支队政治委员，率部参加冀南区反“扫荡”。

解放战争期间，徐立清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1949年，任西北野战军第6纵队政治委员，后任第一野战军第6军政治委员。

到了1949年6月，任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并在随后出任1兵团政治委员，协助王震率部进军新疆，并且担任了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

后来，徐立清调任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任副部长，作为罗荣桓部长的助手，分管全军干部任免和组织调配工作。

他是著名的三让将军，1952年曾提出让级。徐立清曾提出把自己应该评的正兵团级主动降为副兵团级，但遭到上级领导拒绝。

到了1955年，他又坚持让衔，不管谁做工作也没用，最终总理同意了他的请求，因此就出现了正兵团级的徐立清被授予了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