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闭幕之后，时任司法部政治部主任、名列党组成员的卢恩光成为该部首当其冲的“落马首虎”，这一事件很快激起了广泛关注。卢恩光这个例子，拥有不少耐人寻味的“特别之处”——他具备好几个没有交集的多重身份，但与此同时，这个人的种种资料又几乎全是造假而来。他不但没有贪过一分公款，甚至还掏出千万级的钱进行包括捐建航母之类的种种活动，如果不是一份早年文件中关于“南巡讲话”的细节出现漏洞，他的造假行为也许还需要更多时日才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多重身份”的司法部高官

落马前一年的2015年中，卢恩光刚刚从司法部政治部副主任的位子上转正；成为正职的同时，他也进入了司法部党组成员的序列。

当时他的年龄并不大，完全说得上是年富力强。一路顺利进入了司法部并坐上高位，表面上看去，他的未来正是前途似锦。但仅仅一年多之后，他的过去随着详细调查而逐渐被“起底”，其中种种弄虚作假、荒唐可笑之处令观者不由得瞠目结舌。

卢恩光其人，拥有两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其一是“多重身份”，其二是“多项造假”。

他最为基础、也赖以起步的身份是一名企业家。以中学教师身份“下海”开始，他先是成为了一家民营工厂的厂长，接着把生意的摊子逐渐越铺越大：方舟集团、诺亚集团、古阿井集团的头衔一个个地戴在了他的头上。

1999年时候，卢恩光以企业家身份做出了一件令他名声大噪的事。他亲自去北京，将一张1000万元的支票和一封信送到有关部门，声称这笔资金是他的企业为国防建设捐赠的，同时也倡议全国的企业家应当引入居安思危的思维，千万不能认为和平年代战争离我们已经十分遥远，就此刀枪入库。

他希望自己捐出的这1000万元能够用于国家建造航空母舰，至于这笔钱实际上当然不够，他表现得并不担心。因为他相信“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全国上下有更多的人都有同样的想法，我们自己的航母一定能够变成现实。

当时这一新闻事件在全国的影响力相当大，的确有人和他一样为国防建设捐出了款项，更多人则用写信、打电话的方式对他表示支持。

不但如此，他拥有的玻璃口杯曾获得国家专利，后来所经历的专利被仿冒、进入法律流程也同样是受到关注的新闻事件。

以企业家的身份打底，卢恩光逐步获得了媒体人、博士后的多重身份。他曾经担任《华夏日报》的社长，也曾经是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博士后，历年来累积的许多实绩、发布文章都成了他最后进入司法部的基石。

“万般皆下品、惟有当官高”

如果只看这些出现在新闻上的信息，卢恩光是一个励志奋发、不断上进的例子，但实际上他还拥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他是央视定性的“五假干部”。

为了更高效地获得升迁，他从二十多年前开始便假造了关于自己的种种信息，学历、工作经历、入党材料都有极大的“水份”，更奇葩的是就连他自己的年纪、甚至家中共有几个子女之类的信息，居然也不是真的。

驱使他这样去做、而且坚持了这么多年谎言的动力是什么？

卢恩光自己总结为一种官本位的思想，总觉得万般皆下品、惟有当官高。从第一步通过金钱、请托顺利当上科技副乡长开始，他就觉得自己“和以前不同了”：终于有了官员的身份，做到了光宗耀祖，以后再有谁叫他“厂长”，他心里便会暗暗觉得对方不懂事，觉得对方应该称呼自己为“副乡长”。

有了这种类似“官瘾”的动力驱动，他二十多年一直都持续着自己的钻营道路，几乎从不懈怠。

据报道，为了紧紧抓住所有可能提升职位的机会，卢恩光在工作地点附近租房居住，一门心思地扑在经营工作关系上。他曾经把自己的办事标准总结为“三个狠抓、两个满意”——要狠抓工作、狠抓领导、狠抓群众，越是领导关注重视的事情、越是牵扯到多人利益的事情，越是必须卖力办而且办好。

工作的同时，他对于领导关系的经营更是不遗余力。所有可能对他升迁有帮助的领导，他都持续地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心力去关心讨好，每周必有登门拜访，不但口头上询问领导有何需求，观察更是十分细致，力求让领导不用开口、自己的“服务”也能十分到位。

每周送上优质高档的果蔬、肉类、各类食物只是基本操作，他的“保姆式服务”早已延伸到了极为细节的地方。曾经某次，某领导家中的书架坏了正好被他看到，他回来后立刻准备好简单的工具箱，亲自到领导家中去修理。类似这样的鸡毛小事，他亲力亲为做过许多，这也自然为他在领导面前博取了大量的好感。

每天晚上回家后，他总是会对当天的工作进行一个自我复盘。睡觉前，他对自己默念“你已功成名就”，第二天一睁眼，就再度对自己打气“功名就在前边”。在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自我暗示下，他每天都在激励自己坚定前行，在自己认定的“官路”上越走越远。

全方位造假

直到从司法部高官的位子上跌下来，一夜成为阶下囚，卢恩光才出现了一些感慨，他曾说回想这二十多年的道路，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不是疯了，“就像一场噩梦”。

他一贯认为，想要在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获得优先升迁，除了台面下的关系运营之外，台面上的履历也必须光鲜。可是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卢恩光只读完了高中，并没有接受更高层级的教育。

当初没读过、再去苦读又太耗时间，卢恩光很快就决定了自己的办法——“买！”当然所谓“买”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实际操作就是付出金钱利益给相关管理人员，走歪门邪道去获得文凭。在他的一系列持续操作之下，这事还真给他办成了，他只是高中文化的底子，但却陆续获得了本科、硕士甚至博士的文凭。

此后，当他以媒体人、博士后的双重身份光彩出现的时候，谁能想到这些头衔的基础几乎全是靠买或者靠混弄到的呢？

为了让自己的干部选拔的竞争中占据年龄优势，他甚至把主意打到了年纪上。卢恩光的真实出生年份是1958年，但这个数据很早就被他托人搞关系、修改成了1965年，一下子足足小了七岁！

他有了比竞争者多出七年的时间去积攒履历，但在纸面上，他却还是符合“干部年轻化”要求的年轻有为者。这自然为他的升迁之路带来了许多优势。

现实生活中，他是七个孩子的爸爸，但考虑到会对仕途有影响，他只把其中两名子女填报在自己名下。其他五个子女，都被他通过假造的手续落户到亲戚家里，为了防止“走嘴露馅”，这些孩子哪怕在自己家中也不被允许喊他“爸爸”，都是统一口径称呼“姨父”。

就连他自己使用多年的“卢恩光”这个名字，也是顺着当官之路的意思改的，这两个字寓意“感恩父母”和“光宗耀祖”。

《入党申请书》中的漏洞

这些层层叠叠的谎言之所以能够存在、而且十几二十年都没有被人发现， 卢恩光事件的背后，隐藏着二十余名不同层级的党员领导干部。正是这些人接受了来自卢恩光的利益贿赂，在弄虚作假之时为他大开绿灯，弄虚作假之后又帮他百般遮掩，才使得“五假干部”的谎言持续了多年。

1992年时，卢恩光还是高庙王乡的一名私营企业主。他偶然注意到同乡一名企业老板的名牌，上面写着“公司党委书记”，这个细节令他心头一动，自己处心积虑想要当官，是不是应该从入党起步？

说干就干，他很快就搭上了乡党委书记李恒军的线，奉上厚厚一叠五千元的现钱，请对方发展他入党。在那个年代的五千块，分量着实不轻。李恒军贪图这份利益，便满口答应了他要突击入党的要求。

如果按常规流程进行，从申请到入党需要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卢恩光嫌这样“太慢”，要求李恒军在时间问题上也想想办法。于是，卢恩光入党必须的两份文档《入党申请书》和《入党志愿书》实际上是同时写的，为了使这个不合理的情况看上去能合理，他特意将申请书的落款时间往前提前了两年，也就是1990年。

殊不知，正是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最后成了他谎言败露的突破口——因为他的申请书中出现了关于“南巡讲话”的内容，而众所周知这一讲话发生于1992年，又怎么可能出现在1990年就写完的《入党申请书》之中？

金钱开路、谎言横行

靠着入党手续造假加上金钱开路，他很快就如愿当上了副乡长。既然踏上仕途就不可能半途中止，他将自己的下一步目标瞄上了省城，手法则一贯不变，继续用金钱开道。

事实证明在乡一级有效的手段，到了县级、省级也仍然有效。卢恩光大把大把撒钱之后，山东省也为他敞开了大门。1995年中，山东省政协专门设置了省政协科技开发服务中心的岗位，将他安插成了副主任，一年之后他成功转正，职级已经达到了正处级。

接下来，自1997年到2003年期间，卢恩光继续高歌猛进，六年之中提了六级，平均每年都换一个岗位。从一个副乡长到成功进入北京，官职达到了正厅级。

在旁人看来，卢恩光的官运亨通，晋升速度堪比火箭，前途一片光明。但在不为人知的背后，这样罕见的升迁速度来自金钱的力量。曾有一名纳贿者后来回忆卢恩光行贿的“场面”，他的眼力很好、动作也干净利索不留把柄，总是把现钱放在玻璃杯里放下就跑，动作迅速，其他人根本追都追不上他。

2016年，中央巡视组巡视司法部时，终于有干部注意到了卢恩光简历中的违和之处。从表面上看，他的档案时间段衔接紧密，公章、签字和手续无不齐全合规，光看文档看不出实情真假。但正因为《入党申请书》之中那个“绝对有问题”的时间漏洞，才让巡视干部看出了蹊跷：他判断，这份入党材料要么就是内容有问题，要么就是时间有问题。

顺着这个突破口一路查下去，“五假干部”卢恩光多年来弄虚作假的真相才一一浮出水面。面对铁证如山，卢恩光自己也并没有再试图抵赖太多，如同他自己所说，谎言说得太多又与自身利益筋骨相连，就好像戴在脸上的面具和皮肉骨头都长在一起了，自己“既没有胆量、也没有智慧摘下来”。

参考资料：

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第二集《政治巡视》；央视网节目

《起底“五假副部”卢恩光：送钱是习惯 曾6年提6级》；央视网；2018-10-31

《中纪委机关报：卢恩光每天睡前默诵“你已功成名就”》；中国青年网；2019-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