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历史记载，“枣公”在此负责“屯垦”，那年正值好天气，粮食大获成功，曹氏财阀因此得到了几十万石的粮食。司马懿曾在关中布防并组织屯田，每年都有收成，所以有了很多的储粮。有一年，中原发生水患，司马懿送来五百万石的粮草，赈济中原。邓艾倡导的“两淮屯田”，在此基础上修建了一系列的水利设施，使耕地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农作物获得了丰收。至曹魏末期，两淮民屯和军屯的人口总数超过三十万，这些军屯的储备，为以后的攻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屯田”制度则为曹氏家族和曹魏王朝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推行“册象屯田”制度，也使遭受重创的农业得以复苏。实行“屯田”制度后，国家开始关注农事，努力恢复农事，并以其在任期间对国家的贡献为衡量标准。

在建立屯田制度的同时，国家还积极地开展了大量的农业和水利工程。例如，邓艾在淮北提出“兴田”之策，筑“淮阳”、“百尺”两条运河，以黄河为上，淮河为下，以运河为界三百多里，引水浇灌二千多亩田地。还有刘靖，他在今天的北京，负责屯田，他在高梁河上建了一座“戾陵遏”，高一米，东西宽三十丈，南北宽七十丈，用石头围起来，把河流分成两半，还挖了一个马车沟，用来浇灌几十万亩的田地。虽然以官屯为主体，但也给民众带来了重振和发展农业的契机。

刘馥任扬州总督期间，修筑了芍药、茹药、七门、吴塘等水利设施，使水田得到了广泛的利用，使百姓得到了极大的利益，从而提高了粮仓的储量。还有郑浑，他任阳平，沛郡，在此期间，他兴修了水利，改良了水田。本地人本来就没有种植水稻的习惯，更不愿意参与到这项工程中来。郑浑不厌其烦，亲力亲为，在一年的冬天里，就完成了这个项目，并取得了一年的丰产，人们在这个项目上为郑浑题写了一块碑文，并给这个项目取名“郑陂”。

曹魏在实行屯田制度的时候，除了修建水利设施以外，还十分重视农业技术，重视精细耕种，每位驻守的人都不会有太多的耕地，他们说“不求多其一亩，而求其用功”。例如，邓艾执掌西北的“大营”，就曾亲手拿着工具，给驻守在这里的客人和士兵们演示了汉朝最先进的“区种法”。曹魏的营建以增加亩产为目的，所建之地多为原来的肥沃之地，无须试验，只要开荒即可。在汉朝，良田为一钟（六斛四斗），但曹魏的良田却远不止于此，据傅玄所言，曹魏的旱田，通常亩均为十斛以上，而良田则为数十斛左右。在此期间，他们也开始大力栽培稗草，稗草耐旱性强，产量较高，一亩产量在二三十斛左右，其米粒的产出率低，味道也不佳，却可以作草料、酿造美酒。

同时，在这一时期，“屯田”还起到了重要的农事活动，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粮食问题是那时所有割据势力都要面对的难题，而有头脑的割据势力就会考虑到“屯田”，因此，东吴和蜀汉两国在各诸侯国战争中幸免于难的时候，也迅速实行了“屯田制”。东吴实行屯垦时间最长，与曹魏体制最接近的当属此。东吴以长江中下游为核心，两汉时期，这个区域发展相对迟缓，土地辽阔，人口稀少，有些地方甚至还处于刀耕火种状态。东吴立国之后，为了抵御北边的强势势力，必须尽量兴办庞大的兵马，因此，在曹魏推行“屯垦”政策之后，东吴很快也实行了“屯垦”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