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面对越南的持续挑衅，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得不采取跨境惩戒行动。在随后的近一个月时间里，越南北部的工业基础设施遭受了严重破坏。我方在达成既定战略目标后迅速撤军，确保了西南边境的稳定。

尽管这一行动取得了预期效果，但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根据总后勤部卫生部的数据，参战部队共有7814名官兵阵亡、955人失踪、23586人受伤，战斗减员总数达到32355人。与越南相比，我们的损失显得尤为严重，这反映出我军体系存在明显的不足。这些不足不仅被我们自己所察觉，也被俘获的越军俘虏所指出。他们在审讯中提到，我军在作战中存在一些普遍问题，例如战斗方式过于戏剧化。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表现不如1950年的抗美援朝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一个关键因素是时代背景。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间，我军的发展受到了影响，许多经验丰富的将领受到了冲击，导致人才培养出现断层，战略决策和战术指挥能力也受到了削弱。在这一时期，即使是高级将领也难以避免政治风波的影响，中低级指战员更是难以幸免。一些部队忙于政治运动，忽视了正常的军事训练。甚至出现了参谋长看不懂地图、退伍老兵用左手敬礼的荒谬现象。

尽管军队是国家安全的基石，中央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军工产业却受到了严重影响。许多工厂内部分裂为不同派别，忙于内斗，忽视了生产。这导致制造出的武器弹药质量堪忧，经常出现故障。总后勤部部长张震在一线视察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将其报告给了中央。他所提供的材料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军队的真实状况。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准备工作始于1978年10月，原定于1979年1月发起进攻。然而，由于张震的建议，进攻时间被推迟，因为他发现我军使用的武器装备合格率极低，枪支故障频发，弹药问题严重。例如，张震在演练中使用的木柄手榴弹有三分之一不合格，甚至无法引爆。这种情况在战场上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此外，张震在视察部队训练时发现，许多战士连基本战术动作都不熟练，许多士兵是新兵，部分部队则是从生产建设单位临时提升为作战部队，缺乏系统性训练。指挥员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许多没有实战经验，一旦遭遇敌情容易慌乱。例如，128师除383团8连外，其他部队已连续两年未进行军事训练，主要承担生产任务；150师在组建十余年里主要搞工程建设，只有少数单位进行军事训练，许多士兵甚至退伍时都没有接触过枪械。

在张震的建议下，中央军委将原定于1月的作战计划推迟至2月。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各参战部队加强了实战化训练，更换了武器装备，虽然情况有所改善，但长期积累的问题依然存在。与此同时，越南军队由于长期参与战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士兵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武器。这使得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给我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战斗中，我军俘虏了一些越军士兵，他们在审讯中提到了我军的三个主要问题：战斗方式过于戏剧化，枪法不精，以及不懂得伪装。这些问题引起了我军高层的反思。例如，一些新兵在战斗初期过于兴奋，没有意识到战争的残酷，导致不必要的伤亡。此外，由于过去强调精神力量，许多指战员不屑于进行伪装，这在实战中造成了不利影响。

尽管如此，我军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在战斗中吸取教训，迅速改进，如摘下红星和领章，统一干部和战士的装束，以及后来引入迷彩服等。1979年3月16日，我方撤军当天，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了我军在战斗中暴露出的问题，但也强调了我军的英勇精神。这场战斗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现代化军事建设的紧迫性，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