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蒋介石却背道而驰。

他明明对王家善心存疑虑，却依旧委以重任。委以重任的同时，又暗中加以掣肘，致使王家善沦为“光杆司令”。

在解放战争时期，王家善担任师长时，整个师的实际管辖权在副师长手中。

而当他晋升为营口守备司令后，更是被国军海军副司令狠狠地斥责了一番。

最终，王家善毅然率部起义，投身于我军阵营。究竟王家善做了何事，才如此不受待见？蒋介石又为何让自己不信任的人身居高位？王家善在投靠我军后又经历了何种境遇？

1946 年，蒋介石任命王家善为独立第九师师长，在东北某地驻防。

此时的王家善满怀壮志，认为自己能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建功立业。

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将他的美好憧憬击碎。

国军在与解放军的交锋中，由优势渐趋劣势，东北战场的局势急转直下。

这还不算最糟，关键在于王家善惊觉自己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光杆司令”，下达任何命令都得获得副师长的首肯才行。这位副师长显然是国民党特意安排来牵制他的。

1947 年，王家善的部队又改编为第 58 师，可这种状况毫无改变。

令人意外的是，尽管王家善实权不大，虚名却越来越高。

不久，他又被任命为营口守备司令。起码在官职上，蒋介石似乎没有亏待他。

但王家善绝非甘愿徒有虚名之人，他渴望的是实打实的权力。

眼见解放军节节胜利，对其部队构成威胁，王家善甚至打算发起反攻。

可仅凭他一个师的兵力，根本无法实现反攻。

于是，王家善绞尽脑汁，试图寻求在营口附近驻扎的海军协助。

他致电海军司令部，接线员了解其来意后，将电话转接给了副司令。

副司令接过电话，不耐烦地说：“王司令，有话直说！”

王家善毫不隐瞒，直言需要海军协助。

此言一出，海军副司令瞬间火冒三丈，没好气地说道：“我有什么义务配合你反攻？”

不等王家善解释，海军副司令就连珠炮般地指责：“总统让你驻守营口，你守好便是，至于反攻共军，得由上级决定，轮不到你做主。

王司令，还请你牢记自己的身份，别让人产生误会。”

说完，副司令猛地挂断电话，而电话另一头的王家善则陷入了沉思。

王家善未曾料到，时至今日，国民党内的将领对自己的成见竟如此之深。

早在抗战胜利之初，王家善就交代了自身的过往，阐明了自己做汉奸的前因后果。

王家善乃是东北本地人，1905 年出生，那时日本已对东三省虎视眈眈。

王家善自幼满怀报国热忱，立志投身军旅，抵御外敌入侵。

鉴于当时日本的军校在亚洲首屈一指，王家善遂前往日本留学。

但他从未忘却自己是中国人，绝不与同学之中的亲日派来往。1931年，王家善进入东北讲武堂，后来还成了步兵教导队的连长。

就在此时，曾留学过的日本发动了对他家乡的侵略，王家善自此投身抗日斗争。

但日本最终占领了东北的大片土地，王家善被迫转入地下斗争，不幸被日军抓获。

当他被押往某地准备接受严刑审讯时，竟遇到一位意想不到的人——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军事教官。

王家善在日本军校学习期间表现优异，深得这位教官的赏识。

如今他因抗日活动被擒，恰好被教官碰见，教官有意放他一马。

但有个条件，王家善必须投靠日本。

教官苦口婆心地劝道：“日本占领东北已成定局，你的反抗徒劳无益，何不投身大东亚共荣的建设？”

王家善自然不会轻信这番鬼话，可当下为了活命，他不得不佯装顺从，表示愿意悔过，为日本人效力。

教官见自己的劝说奏效，当即释放了王家善，并再次派他赴日本留学。

王家善第二次抵达日本后，立即暗中组织抗日活动。

他一方面与南京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告知自己在日本卧底的情况；另一方面在日本军校内组建“真勇社”，拉拢前来留学的爱国志士。

1939 年，王家善从日本回国，在伪满陆军军官学校任职，继续发展“真勇社”。

表面上，东北的抗日武装处境艰难，实则背后，王家善正在培育越来越多的后备力量。

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日本侵略全中国的气焰嚣张至极，即便如此，王家善也从来没有动摇过。

直至抗战胜利前夕，他已培养了两百多名“真勇社”成员，并将他们安插在伪满洲军队的不同岗位。

当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面进攻时，这些真勇社成员纷纷起义，击毙日军军官，与苏军内外呼应。

然而，王家善的活动鲜为人知，仅有少部分国民党人知晓此事，并且不少国民党官员将王家善视为“投机”之人。

虽说他学历出众，指挥能力也不错，可他曾当过伪军，往昔是敌人，如今也难以成为同僚。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家善的部队被编入国民革命军。可当他试图将“真勇社”注册为合法组织时，却遭到国民党的拒绝。

国民党给出的理由很简单，称如今日本人已战败，反满救国已无现实意义。

实则国民党是害怕以民族大义为纲领的“真勇社”与共产党有所联系。而且，他们不愿意看到王家善这类人形成自己的势力。

尤其是王家善，他从东北讲武堂到伪满洲的军事学校，当了十几年教官，学生众多。倘若他投靠共产党，会带走国民党不少武装力量。

结果，在抗战期间坚持运作的“真勇社”，战后遭到国民党取缔。

而王家善也被搁置一旁，形如花瓶。

实际上，此事蒋介石也难辞其咎，对于这样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应当给他一个闲职，不让其留在部队。

例如，平津战役期间，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随后离开了军队系统。

正因如此，傅作义不会惹来非议，也没有陷入麻烦。

不过，王家善与傅作义有所不同，王家善若不接受改编，必将被消灭。

但国民党凭什么消灭王家善呢？从道义而言，王家善并非汉奸，而是卧底，且长期与国民政府保持联系，当属自己人。

从实力来讲，王家善在东北颇具影响力，且手握军队。

倘若国民党来硬的，王家善很可能鱼死网破。

那样一来，反倒让东北的我军坐收渔利，这显然非国民党所愿。

所以，国民党只能在保留王家善武装实力的基础上，对其加以限制。

于是，便出现了副师长管师长、副司令痛斥司令的荒唐事。

自从和海军副司令发生不快后，王家善情绪低落。

此时，我方潜伏在王家善身边的红色特工发挥了作用。

经过长期观察，我方发现王家善是一位爱国将领，有争取起义的可能。

于是，在上级授意下，红色特工开始接近王家善，与他商讨率部起义之事。

王家善对国民党的态度心灰意冷，对其前景深感悲观，因而与我方的接触十分积极。

最终，王家善决定于 1948 年 2 月 26 日正式起义。

起初，我方对于 2 月 26 日这个起义时间并不满意，毕竟起义兹事体大，应当速战速决，以免节外生枝。

王家善解释道，国民党会在 26 号给 58 师派送丰厚的给养，届时起义，正好能为解放军献上一份厚礼。

就这样，2 月 25 日，王家善着手准备起义，首要任务便是解决营口城内不听话的人。

此时的王家善虽然说是负责营口的防务，实际上掣肘非常多。

总体而言，有两大势力不会随他起义，其一为城里的交警总队，其二是新来接管防务的副军长郑明新。

王家善决定举办一场宴会，将郑明新等一众高官以及交警总队的指挥官召集起来，宣称要研讨敌情。

郑明新等人无法拒绝，只得赴宴。待众人到齐，王家善拍了拍手，朝外喊道：“快上菜！”

哪有什么菜，这分明是行动的暗号，全副武装的士兵即刻冲了进来，将这些官员全部控制。

26 日，王家善所部与我军里应外合，迅速占领了营口的大部分区域，仅剩下交警总队的一小部分人员仍在负隅顽抗。

王家善旋即将郑明新和交警总队指挥官带到阵前，令他们喊话劝降，最终敌人纷纷放下武器。

王家善率领部队加入解放军后，历经一系列整编，参与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

后来还被派往朝鲜战场，立下众多战功。

王家善身为爱国将领，于敌后奋战直至抗战胜利，却未获国民党的尊重与信任。

正由于这种不信任，他的部队在东北战场未能给国民党提供丝毫助力。

国民党不仅未能善用这一人才，反倒将其推向了解放军一方。

在成为解放军后，王家善的部队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足见平台对人才的关键作用。

战争结束后，王家善在东北担任地方领导，尽心尽力，直至离世。

可想而知，倘若当初他未做出正确抉择，定然无法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