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良同志，等会儿的讲话得你替我讲了……”

1952年的五一劳动节，廖汉生受邀到庆祝大会上讲话，结果就在临上台时，廖汉生忽然肚子剧痛，只能让省委书记张忠良代自己上台。

经过检查，廖汉生突发胆结石病，医生劝说廖汉生赶快到北京治病，但由于当时西北军区马上要开始精简整编任务，因此廖汉生决定任务完成之后，再进行住院治疗。

很快，军区司令部就收到了军区党委发来的电报，要求各军参谋长到兰州开会。廖汉生不知是什么事情，便打电话到军区司令部询问，结果得知要讨论部队整编的问题，而且只保留第1军，其他各军全部撤掉。

如此重大的事情，军区却只安排各军参谋长开会，廖汉生一听就感到有些不合适，当即提议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让各军的军领导都参加，一起讨论整编问题。

放下电话后，廖汉生就乘车赶往兰州参加会议。等廖汉生赶到军区司令部，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到了。一问参谋长才知道，参谋长向各军发了一个电报，说谁愿意来就来。

“你这么说谁还愿意来呀？我走了！”说着，廖汉生就要上车往回返，恰好副司令员张宗逊走了出来，赶忙拦下廖汉生，问怎么回事，脾气急躁的廖汉生当即反映了情况。张宗逊听完之后，当即安排以军区党委的名义再发电报，要求各军军长和政委都来兰州开会。

其实，中央军委已经确定了西北军区的整编方案，大家到了之后，只简单讨论了如何贯彻执行，并没有提出其他的意见。因此，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整编任务就全部完成，廖汉生也随即启程前往北京治病。

早在1946年的时候，廖汉生就到过北京。那个时候国共双方虽然签署了停战协定，但由于国民党打着“和平”的幌子到处压缩解放，为了保存力量，中央决定将部分同志撤回延安。

廖汉生先奉命来到汉口，停留了几天之后，乘坐飞机前往北平。在等待分配期间，廖汉生和几位刚调到北平军调处的干部游览颐和园，当大家兴致勃勃要划船下湖游玩一番时，廖汉生坚决不上船，在他看来，颐和园的小湖和洪湖比起来，实在相差太多。

如今再来到北京，这里已经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和当年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妻兄杨尚昆的安排下，廖汉生到北京的第二天就住进了中南海招待所。经过检查，廖汉生的病除了手术没有更好的办法，医生建议保守治疗，休养一段时间，于是中办又安排廖汉生住到了颐和园。

结果住了没多长时间，廖汉生为了方便看病，还是住到了北京饭店。

这一次进京治病，廖汉生没有惊动任何人，却还是无意间被彭德怀的秘书得知。当彭德怀从秘书口中了解情况后，略带嗔怪地说道：

“来北京看病也不打声招呼，以前他可没少和我对着干，我得去看看他。”

1947年，蒋介石发动25万人进攻陕甘宁边区，当时陕北的部队虽然隶属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但由于司令员贺龙远在晋绥，因此中央决定将部队交给彭德怀来指挥。

这支部队和大部分将领都是贺龙带出来的，尤其是廖汉生，还是贺龙的外甥女婿，跟随贺龙多年，廖汉生早已经习惯了贺龙宽和的指挥风格，而彭德怀指挥风格迥异，再加上脾气暴躁，经常骂人，廖汉生一时间难以适应。

在第一纵队攻打榆林初期，攻城两天没有得手，为了避免腹背受敌，第一纵队只能回撤。正当廖汉生郁闷的时候，彭德怀打来了电话，没说两句就开始骂人：“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贺龙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

刚开始，廖汉生还耐着性子给彭德怀解释原因，结果被彭德怀这么一骂，当场就在电话里争执起来。放下电话之后，气头上的廖汉生带着警卫连就赶到了榆林城附近，誓要将追兵击退，给彭德怀看看第一纵队是个什么部队。

后来在西野前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又当众批评第一纵队，在配合六纵队作战过程中走错了路，耽误了时间，没有意识到危险自己先走了。廖汉生本就心里有气，又错将彭德怀的意思理解成“有意识地先走了”，当众争辩了起来，还扬言说“我不干了”。

参加会议的贺龙赶忙制止廖汉生，对廖汉生提出了批评。会议结束后，贺龙又将第一纵队的领导留下来开小会，肯定了第一纵队的成绩，又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第一纵队的领导：

“跟彭总顶牛，要检讨！彭总说了就是命令，必须坚决执行，没有价钱可讲！”

随后，廖汉生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找彭德怀检讨。彭德怀笑着连连摆手，虽然廖汉生几次和他“顶牛”，但他却十分喜欢廖汉生这样性格直爽的人，因此他并没有责怪廖汉生，还做了自我批评。

两人坦诚相见，关系也开始变得融洽，第一纵队很快成了西北野战军的主力，廖汉生也成了彭德怀的爱将。

1952年的八一建军节，廖汉生应邀观看第一届军运会。当主席台上的彭德怀见到廖汉生后，将他叫到跟前，告诉他准备调他到西北军区当政治部主任。廖汉生一听当场推辞：

“我可当不了，这半辈子从来没当过政治部主任。”

其实廖汉生也知道，自己的急脾气搞不好这种细致的机关事务，彭德怀也知道廖汉生的顾虑，便问他要怎么办才肯去当。廖汉生想了想，提议把冼恒汉调来给自己当副主任。

“好，那就这样定了。”彭德怀当即同意了廖汉生的要求。回到北京饭店后，廖汉生就收拾行李，匆匆返回了大西北。三个月后，廖汉生又担任军区副政委，同时担任军区党委第五书记，全面主持西北军区工作。

1954年，在彭德怀的推荐下，廖汉生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随后西北军区撤销，廖汉生按照军委安排，进入军事学院学习。在次年的大授衔中，七位国防部副部长，唯有廖汉生一人为中将军衔。

1957年，廖汉生在军事学院的学习完成，在肖华征求他的分配意见时，廖汉生提出自己从西北来，还是回西北去，希望能够去新疆担任军区司令员。

“你不能去新疆，要留下来当军事学院院长。”肖华告诉廖汉生。

对于这个决定，廖汉生毫无思想准备，急忙推辞说自己这个中将去接元帅的位置不合适。不久，刘伯承带廖汉生到北京，为筹建高等军事学院选址，期间彭德怀又找廖汉生谈了一次话，廖汉生最终表示服从组织的决定。

新中国成立之后，廖汉生屡受重用，除了他个人本身的能力外，与彭德怀的欣赏也是分不开的。彭德怀去世之后，每每回忆起老首长对自己的帮助，廖汉生总是充满了敬佩之情。

参考文献：

[1]梅兴无.彭德怀被部下“顶牛”之后[N].北京日报,2017-01-23(015).

[2]梅兴无.廖汉生和彭德怀的将帅情[J].文史春秋,2019,(01):24-30.

[3]廖汉生著, 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