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的一天，南京总统府门前突然出现一位气质非凡的女子，她步伐坚定，目光如炬，直指守卫森严的大门，冷静而果断地说道：“我是陈修良，让你们军政委出来。”这个名字当时在南京或许并不为人所知，但她的背后，却藏着一段震撼的传奇历史。

富家千金转身为地下工作者，面对险恶的环境，她凭借卓越的智慧与胆略，在敌人眼皮底下发展了庞大的党组织，还为革命胜利铺平了道路。究竟是什么让这位普通女子，敢于在刀光剑影中与命运搏斗，最终走向历史的巅峰？她背后又隐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949年4月，随着人民解放军的三路大军强渡长江，南京陷落。短短两天之内南京的国民党政府便宣告解放。南京的解放离不开各方力量的合力，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力量便是我党在南京的地下组织，而领导这支暗线力量的，正是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

陈修良出生于浙江宁波，家境曾经富裕，但在父亲去世后，家庭经济迅速下滑。年幼的她被迫承担起照顾母亲和妹妹的责任。尽管家境困窘，母亲依旧让她和妹妹接受教育。陈修良成绩优异15岁时便考入了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出色的学业成绩让她在学校内外都小有名气。她对书法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得到了著名书法家沙孟海的指点，迅速提高了技艺，成为一名优秀的书法人才。

在学生时代陈修良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并因参与大革命被学校开除。她在大革命时期结识了时任中共党员的任弼时，得到了组织的关注。随后她被派往苏联的中山大学深造，进一步提升了政治素养和革命理念。

1930年，陈修良从苏联莫斯科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毕业。回国后她被组织安排从事地下工作，先后在上海等地发展党组织，取得了显著成绩。她成功团结了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发展了大量的秘密党员，推动了地下党力量的壮大。

1946年4月，陈修良被派往南京承担组织和领导地下工作的重任。她的丈夫沙文汉明白任务的重要性和危险性，临别时，他赠送给妻子一首诗，以表对她的支持与祝福：“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欲得虎子须入走，如今虎穴是南京！”尽管心中不舍，但沙文汉知道，只有勇敢直面这座“虎穴”，才能完成使命。

陈修良抵达南京后，立即组织召开了地下党工作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参会的有陈修良、刘峰、朱启鸾、方休、王明远等人。经过深入讨论，会议决定将工作总部设在磨盘街45号一处隐蔽的小院里。会上陈修良传达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关于重建南京地下党的重要指示，要求大家不畏艰险，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在南京工作期间，陈修良常常化身为“张太太”，住在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鸾家中，后来又住进了中共地下党员柏焱和柯秀珍的家里。尽管她生活得十分简朴，但长时间的秘密工作让她几乎没有空闲时间照顾家人。每次回上海时，看到已经长大的女儿，陈修良内心的痛楚常常难以抑制。

有一次年幼的女儿看到她时竟不认得她，只用上海话问：“你是谁？来找谁呀？”听到女儿天真的声音，陈修良心头一痛，含泪答道：“我是你的妈妈。”女儿突然反应过来，喜极而泣，称自己终于有了妈妈。可惜，短暂的团聚后，陈修良只能匆匆告别，继续投入到紧张的地下工作中。

作为市委书记，陈修良要直接负责党内的工作，还要负责建设各类组织，如学委、工委等，确保地下党网络的渗透无处不在。她亲自领导地下党员将党组织的力量渗透进国民党的军政机构，建立起一张密不可分的情报网。通过这些隐蔽的渠道，地下党为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宝贵的情报，支持了南京解放的战略部署。

1947年春，国民党为应对内战加大军费开支，导致物价飞涨，民众生计艰难，甚至大学教授的工资都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普通百姓更是苦不堪言，饿死街头的事件时有发生。面对这一混乱局面，中央决定借机开展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开辟第二战线，配合解放军进攻南京。

接到任务后，陈修良迅速行动。1947年5月20日，她联系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代表，组织学生上街示威，呼吁“改善民生、调整经济、反对内战”。面对这些诉求，国民党政府未回应，反而责备学生不顾“国家大局”。这激起了全国学生的愤怒，陈修良迅速调动上海、北平等地党组织，发动全国范围的抗议行动。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高举标语，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

最终面对越来越强烈的社会压力，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宣布接受部分改革措施。然而这一切的改变并没有立即缓解人民的疾苦。尽管如此陈修良领导的这次运动，成功地动摇了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基础。毛主席在后来的总结中对这场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有效地分散了国民党政权的力量，也开辟了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陈修良又着手成立策反部门，通过细致的工作，她成功策反了许多国民党军官，尤其是海军和空军的精英，为我党获得了重要的力量支持。

1948年9月，中央安排陈修良负责策反国民党进步人士，推动军政人员起义。她首先锁定了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俞渤，分析后认为他是潜在的关键人物。陈修良派人联系俞渤，表达欢迎他加入共产党，并鼓励他带动更多国民党进步人士投身解放事业。

受到鼓舞的俞渤决定行动，带领五名飞行员策划炸毁“总统府”。虽然天气原因未能精准命中，但行动震动了蒋介石，激起全国范围内的起义潮。俞渤的行动成为了全国起义的号角。

紧接着陈修良策反了更多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动海军、陆军等部门的起义，迅速扩大了地下党势力。同时她动员群众参与，配合解放军，成功为南京解放提供了支持。

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我军的胜利节奏越来越快，全国解放的日子已不远，与此同时南京地下市委密切关注着敌人动向，大量我党同志仍被关押，随着政权的崩溃，敌人极有可能在最后时刻对这些“政治犯”实施报复。如何抢在敌人之前营救这些同志，成了地下党工作的当务之急。

通过几番周折，陈修良与南京市委的同志们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司法部司长杨兆龙，后者答应协助释放部分被关押的政治犯，就在此时李宗仁任命杨兆龙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权力更大，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得知此事后，陈修良立刻加强了与杨兆龙的联系，并加大了对他的策反力度。通过几番深谈，杨兆龙决定主动出击，赴广州面见李宗仁，争取释放更多的政治犯。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李宗仁最终表示，既然自己不想为蒋介石背负更多的责任，不如顺势而为，考虑释放一部分政治犯。陈修良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催促杨兆龙，要求尽快拿到李宗仁的签署命令。

4月5日，李宗仁终于签署了释放“政治犯”的命令。杨兆龙立刻组织执行，开始有条不紊地安排释放大量被关押的我党干部，许多革命同志重新与组织取得了联系。就在国民党准备开始“清狱”行动时，南京的监狱早已几乎空无一人，极大地减轻了我党同志的风险。

三大战役胜利后陈修良深知，解放南京的时刻即将到来。她在南京地下市委内召开紧急会议，探讨如何组织民众迎接解放军入城。为此南京市委决定成立“警察运动委员会”，对市内的警察局展开渗透工作，争取将其中的实权人物拉拢到我党一方。地下党员迅速在各个警察分局扎根，逐步取得了多个关键岗位的控制权。

同时市委开始制定保护南京重要设施的计划，确保解放军进入后，城市的秩序不受破坏。陈修良还组织工厂、学校等重要场所成立应变委员会，确保公共设施和厂房设备在即将到来的解放过程中不受损坏。

在得知总统府内有一名留守人员掌握着所有钥匙后，陈修良立即指派人去联系他，并确保总统府内的档案和文书得到妥善保护，避免在敌人撤退时被销毁。当汤恩伯决定撤离南京并下令炸毁港口、机场等设施时，陈修良立刻安排地下党员和起义的警察，与群众一起守护城市，确保解放前夕的社会秩序和基础设施不受破坏。

尽管少数设施在撤离过程中遭到破坏，但南京大部分重要设施仍然完好无损，水、电、公共交通等服务在解放后持续运作，没有受到影响。面对敌人的封锁和“封江”命令，南京地下市委依然能巧妙地调动资源，确保解放军顺利过江。陈修良在得知解放军第35军即将过江的消息后，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准备船只，确保渡江通道畅通无阻。

4月23日，南京市委接到第35军的电报，要求准备船只。陈修良迅速安排船只在浦口码头待命，确保解放军顺利渡江，进入南京。

南京以和平解放的方式成功回归人民，陈修良与她的地下党员为南京的顺利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南京解放的第二天，陈修良以胜利者的身份出现在总统府。这一次，她不再是隐藏身份的地下党领导人，而是以一名历史见证者的姿态，走进了曾是国民党心脏的地方，当她平静地说出“我是陈修良”时，守卫们愣住了。这个看似普通的女子，竟是让国民党闻风丧胆的地下党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