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平平常常的一天，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一家医院接诊了几名病患。

这几位患者看上去病得不轻，但医生在诊断后还是给出了相当乐观的判断：看样子只是感染了较为严重的肺炎，只要对症下药，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哪知一夜过后，事情反倒向可怕的方向发展：3名病患症状陡然恶化，浑身长满密密麻麻的水泡，口鼻也都有黄色的粘稠液体流出。其中两名患者不治身亡，剩下的那位也气息奄奄，眼看撑不了多久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多家医院也陆续接诊了状况相同的患者。经过当地政府调查，种种证据表明此事与当地的一处“禁区”——一座反常的化工厂脱不开关系。

之所以说“反常”，是因为这家企业看上去平平无奇，周边却驻扎着大量苏联军队，其中包括两个装甲师。

而就当人们距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时，克格勃突然强势介入，封锁消息，没收资料，销毁受害者遗体。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妨从头讲起。

事发当天的值班医生玛格丽塔·伊莉柯回忆称：患者病情恶化之快简直令人无法相信，医护人员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等死。

如此严重的医疗事故令院方大为惊诧，专家们齐聚一堂，经过研究分析后得出了一种猜想：难道是“死神”回归了？

所谓“死神”，指的是流行性淋巴腺鼠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死病”。从1348年到1350年，它在短短3年里便带走了2500万欧洲人，约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而在整个14世纪，全世界有超过7500万人死于黑死病，恐怕真死神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

如今有一种观点：并非当年人类战胜了黑死病，而是死亡导致人口密度降低，阻碍了黑死病的传播。

彼时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状况像极了中世纪的欧洲：从第一例病患出现开始后没几天，各种不成人形、惨不忍睹的遗体便堆满了各家医院的停尸房。市民人心惶惶，门都不敢出。

经过调查，当局却傻眼了。

原来，相关部门出动大量人手，在事发地区进行了地毯式采样并对所有目标进行逐一排查，结果却令人意外——他们压根就找不到一点儿鼠疫病毒的影子！

虽然后来官方给出的说法是“患者误食了带有瘟疫的肉”，可根据苏联解体后公开的相关资料来看，当时采样中的食物、水源等样本都是干净的。

就在众人困惑时，有人意外发现了端倪：调查人员将排查过的目标在地图中一一标注出来，随后，地图上便出现了一块真空区域——一座位于城市北部的化工厂。

巧的是，倘若将病患住所的位置也标注出来，那么地图上便又形成了一块狭长区域，彼此所处的位置恰好符合当时季节的风向。

调查有了方向，大伙反倒不知下一步该如何是好了。

首先，患者症状明显不是化学品中毒。其次也是更重要的，那座工厂不太简单。

作为苏联工业重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拥有大量工厂和企业，但其中有一部分显然背负着不能为世人所知的秘密。而那座被怀疑为污染源的化工厂，附近便驻扎着许多苏军部队；旁边的一座工厂更加离谱，竟被两个装甲师包围保护。

显然，这压根就不是什么工厂，而是军事禁区，里面藏着军方机密——倘若如此，调查也就到头了。

果不其然，当局不久后便给出了官方解释：市民吃了感染瘟疫的肉，有约100人感染，其中64人死亡。虽然报告中附有患者照片，看上去似乎真是感染了瘟疫，但其中却把许多许多关键问题说得含糊其辞。

另一方面，克格勃也横插一手，扣下了调查者的报告，没收了几乎全部的相关资料，甚至还从医院停尸房里抢走了患者遗体，种种做法十分反常。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也组织了大量人力，对整座城市进行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消毒。

总而言之，当局拿出的架势和官方报告中轻描淡写的说辞形成了强烈反差，显然，苏联政府在掩饰着什么。只是事关军方乃至国家机密，领导不开口，便没有人敢再问。

直到2001年8月，俄罗斯《火星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把世人重新拉回了当年的恐怖中。

事情说来非常讽刺。

二战中发生了这么短小插曲：1943年，欧洲战局非常不乐观，美国曾偷偷摸摸向英国运送了一批毒气弹，暗示英国如果撑不下去了，用就便是。

众所周知，国际公约中早有条文，禁止交战国使用生化武器，英国人有贼心没贼胆，但想了个办法。丘吉尔在与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往来时，十分隐晦地提到了这批毒气弹的存在，并表示愿意免费提供给苏军使用。

即便当时苏军也承受着巨大压力，每天都要付出惨重伤亡，可苏联方面也毫不犹豫地回绝了。这些毒气弹就被藏在盟军控制的巴里港中，结果在当年12月2日，德军在轰炸该港时造成毒气弹泄漏，意外揭开了这桩丑事，而苏联也因恪守国际公约赚了一波好名声。

讽刺之处在于，苏联人对生化武器的狂热一点不逊色于其他国家。

《火星报》刊文提到：自1918年以来，苏联在其境内设立的生化武器秘密研究基地多到无法计数，仅莫斯科州境内就有多达235处！有人做了番夸张形容：其首都莫斯科就被放在一个巨大的毒气弹之上。

升华武器高效而廉价，其震慑力甚至堪比核武器，世界各国趋之若鹜。而当《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于1972年4月10日颁布，并于1975年3月26日正式实施后，各国便将生化武器的研发设施转到了“地下”，一般做法是找个荒郊野外设立禁区，建立秘密基地。

苏联人则另辟蹊径，玩了手“逆向思维”，将一部分极度危险的生化武器研究设施伪装成普通化工厂，设置在了人口密集的市区边缘。

造成1979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神秘死亡事件的那座“化工厂”，实际上在为军队研发炭疽病毒武器。工厂中有许多培养繁殖炭疽杆菌的大罐子，按照正常流程，工作人员要先让杆菌充分发酵，再用干燥机把杆菌烘干成粉末。

为保障设备通风，干燥机的过滤网要定期清理。

事发当天上午，值班人员拆下了过滤网，怎料他不但没有立马将过滤网装回去，也忘了将此事写进备忘录。

接班的同事对此毫不知情，在没有安装过滤网的情况下便打开了设备，导致炭疽杆菌粉末顺着排风管道离开了化工厂，又被风吹散成了一条狭长的感染带，被覆盖的是一座陶瓷厂的工人宿舍区——倒霉的工人们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他们却毫不知情。

炭疽杆菌是非常危险的，它能引发被称作“炭疽热”的急性感染，在经过1至5天的潜伏期后，患者会先呈现出类似于普通肺炎的症状。

倘若当做肺炎进行治疗，症状还真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很快，患者病情将急速恶化，炭疽引发的急性肠胃炎、脑膜炎、败血症等疾病将迅速摧毁人的各个器官，短期内便会让整个生理系统陷入崩溃。

最短2天，最多4天，患者便会全身溃烂流脓，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

最可怕的当属它的致死率：即便在感染炭疽病初期便就医，且医生做出了正确诊断和治疗，患者依旧有接近50%的死亡可能；即便没有把杆菌吸入体内，只是皮肤触碰，仍有20%的机率死亡。

后来被派到城市各处消毒的人员中，有不少人就误触了炭疽杆菌，感染了严重的皮肤病。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炭疽病在初期有着极大的迷惑性，容易让医生误诊为普通肺炎，可它在后期的特征也是十分明显的。

1979年4月4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事件中，一位名叫费娜的女医生对一具37岁死亡患者的遗体进行了解剖，而结果令她大为惊恐，忍不住当场对旁观的学生小声说道：“这分明是炭疽热！”

显然，当局所谓“市民误食瘟疫肉”的说法已被证明是谎言，然而在克格勃的警告下，即便有少数人无限接近于真相，他们也只能收敛自己的好奇心，让秘密烂在肚子里。

据说批准公开此事的是一手搞垮苏联的叶利钦，旨在抹黑苏联，证明自己所作所为的正当性。

此外，有资料称1979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事件的严重性被官方报告极大地削弱了；就连报告中那些看起来很像死于瘟疫患者的照片，也是克格勃用专业手段修改出来的假照片。

苏联生物备战研究所副主任肯·阿里贝在自己的回忆录《生化危机》中提到了此事，称死亡人数远不止官方报告中提到的64人：“在灾难发生一个月后，死亡人数便超过了100人……”

而接诊第一例病患的玛格丽塔·伊莉柯医生则在笔记中写道：“截至1979年4月20日，共有350人发病，其中45人死亡，214人濒临死亡。”

至于当年究竟有多少人罹难，当局为免遭国际社会谴责隐瞒了多少真相，我们恐怕再无从得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