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的故事说来十分蹊跷，虽然此案的凶犯——3名边防战士很快便被发现并击毙，可看过他们血淋淋的遗体后，许多当地人却私下里说：这三个娃儿才是可怜人。
按照阴谋论说法：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为掩藏一些更大的问题而被“强制消灭”，却使矛盾激化，导致了更为可怕的后果。
资料有限，笔者只能尽可能完整地还原事情经过，其中可能有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内容，咱们姑且当天方夜谭，看看罢了。
事发于内蒙古诺门罕地区的苏力德哨所，1995年10月18日凌晨，换岗战士前来接班时，敏锐地意识到情况有异常：哨所中有3名执勤战士，可里面却是一片死寂，根本没有活人的动静。
推开门一看，里面的场景令人窒息：执勤士兵全部惨遭杀害，地面满是已经凝结的血迹，所配的2把81式全自动步枪也已不翼而飞。
由于该处哨所靠近中蒙边境，用公安部刑侦专家的话来讲，“转个身就出国了”。倘若凶手当真闯过边境，此案可能会引发极为恶劣的连锁反应。
国家高层对该事件十分重视，要求内蒙古军区不惜代价、以最快速度破案。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临危受命，飞抵呼伦贝尔亲自坐镇指挥案件的调查。
调查人员很快便发现端倪。
某边防部队的战士孙万绪、王耀川当晚本该在0时30分轮岗，却一同申请调岗到1点30分。而眼下，二人和另一名战士赵计科，连同他们的配枪一并不知所踪。
根据连队说法，这三人真不是善类。
赵、孙、王在入伍前便有劣迹，入伍后依旧“本色不改”，性情乖张，是实打实的刺头。三人还是同乡，靠着这层关系更是紧紧抱在一起，经常欺负其他战友。
不仅如此，三人十分精于钻营，欺下瞒上，虽屡屡犯错却很少受到责罚，反倒因积极向上巴结而被夸奖为“能干的好兵”。总而言之，三人在部队里可谓臭名昭著，大伙儿都烦他们，私下称他们是“土匪”。
根据上述线索，调查人员最初认为三人在换岗时因某些问题与3名受害者发生激烈冲突，继而升级成火拼。不过，随后的发现很快便将该猜想推翻。
公安部刑侦专家发现，事发哨所的对外通讯线路被全部剪断，不仅如此，距离3名凶犯所在连队的连部与团部的电话线，也在单位驻地外约5公里处遭破坏——这说明凶手一定不是激情杀人，此案背后恐怕藏有更大的阴谋，危及国家安全也说不定。
不过，既然凶手另有所谋，下一步恐怕不是逃出边境，而是“内潜”。很快，事实证明专家的推断是正确的。
当晚，警方在距离团部约25公里处发现一辆部队失窃的吉普车，从行驶方向判断，三名凶犯极有可能想要逃到团部驻地附近的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朗镇，这是附近地区人口最稠密、最繁华的城镇之一，想要藏身，此处无疑是首选。
车辆突发故障阻断了计划，而弃车点距离阿木古朗镇尚有数十公里，三人在逃跑时身着军装挟带枪支，太过惹眼，因此他们极有可能会在夜里赶路。经过推断，凶犯应当不会逃离多远，甚至有一定概率就躲在附近休整。
果然不出所料：经过走访调查，专案组确认阿木古朗镇暂未发生任何状况，也没有出现任何可疑人员。
不过，有人提出了新的问题，让案情再次变得紧迫起来。
假设三人被困在半路，所携带的食物和水耗尽，很可能会对附近的牧民下手。为避免伤亡数字进一步扩大，首长要求专案组立马成立指挥部，制定计划抓捕逃犯。
事后复盘时，专家发现当时的搜捕计划看似天衣无缝，实则有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他们必须保证民众的生命财产不受威胁，因而投入大量人手，在各个城镇、村庄、交通要道和其他设施处设置哨卡，对过往人员、车辆一律拦停检查。
其次，计划的另一个重点在于“搜寻”，该部分堪称简单粗暴：数量庞大的行动人员在草原上排成一条直线，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不放过每一次土地；即便看到草垛，也要用刺刀狠扎几下。
虽然计划可行度很高，但草原实在太过辽阔，搜查过程又太过细致，因此进度很慢。大伙儿只顾找，却忽视了另一个问题：行动声势浩大，凶犯很容易听到风声，抢先一步转移。
另一方面，当时整片地区的所有武装部队几乎倾巢出动，只留了少量人员看家。此时倘若发生一些其他变故，想来也挺危险的。
有意思的是，随着戏剧性转折的上演，这大量工作成了“白折腾”。
1995年10月19日10时许，团参谋长刚走出军营，远处突然传来一阵轰鸣，一个不明目标迅速迫近——对方是个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虽身穿军装，但搭眼一看便知不是军人。
男子脸色惨白，好像撞了鬼似的。
原来，就在一个小时前，他与另外两兄弟搭乘一辆小四轮拖拉机去草场拉牧草，途经一处草垛时，隐约看到草垛上有个东西在动。
按照通常经验判断，哥仨认为是有动物受伤了，赶忙前去救助。诡异的是，大哥刚爬上草垛便如失踪一般，动静全无。好奇之下，其余两兄弟也跟着爬了上去，哪想刚一露头就觉得脑门一凉，定睛一看，竟有一根黑洞洞的枪管怼到了自己头上。
男子说他当时差点吓昏过去：只见草垛上有三个身穿军装的人，自称是当兵的，刚杀完人从部队里跑出来。他们找了些绳子，把兄弟三人紧紧捆住。
哥仨当时很绝望，以为会被灭口，哪知对方低声商量了一阵，话锋一转称只要老实听话，今天可以饶他们一命。
三兄弟被要求脱掉衣服，跟士兵进行换装，随后又被捆了起来，还被堵住嘴防止呼救。确定他们短时间内无法挣脱，对方这才跳上拖拉机，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根据这条重要线索，指挥部对行动做了针对性调整。拖拉机成为排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乘客不止一人的。上级领导又下达了“格杀令”：若不能擒获就坚决消灭，必须在天黑前结束战斗。
几个小时后，目标现身了。
县城5公里外的公路上有一处哨卡，执勤士兵远远看到有辆拖拉机驶来，可距离只剩百余米时，拖拉机突然来了个急转弯——那正是三名逃犯，此刻正惊慌失措地企图逃跑，慌不择路一头扎进了路旁的草原里。
见状，哨兵赶紧呼叫支，附近的武装部队搭乘卡车飞速赶来，与逃犯上演了一场惊险的追逐枪战。
我方喊话要求凶犯缴械投降，哪知对方非但不知悔改，反而开枪射击。再三劝降无果后，我方也展开还击，枪林弹雨中，一名凶犯中弹摔下了车，其他二人见状赶忙停车，由一人开枪掩护，另一人尝试搭救。
不过，歹徒微弱的反抗很快便被我方强大的攻势所吞没：行动人员一拥而上，疯狂地倾泻子弹，最终三人均被打成筛子，殒命当场，我方则无一人伤亡。
以上便是此案的经过，乍看案情清晰明了，军方和警方反应迅速，一切都无可指摘。然而就在事态平息没多久，坊间的某些传言让事情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反转。
据说凶犯被击毙后，血淋淋的遗体被随意地扔上卡车拉回部队，甚至都没遮住，一路上有许多人亲眼目睹，因而坊间对此事件讨论极为广泛。其中有所谓知情者说：该事件诱因是那几个士兵偷了一只羊，给自己加了个餐，丢了羊的牧民跑去连队要说法。
毫无疑问，这绝不是小错，可部队的处理方式却极为不正常。
上级没有批评教育，而是直接把三人打了个半死，末了还声称事情没完，要把他们送上军事法庭。据一些未经证实的说法：上级从始至终都没有给他们任何解释的机会，所做的一切处理，就是把他们往死路上逼。
倘若只是传闻，我们听听就罢了，然而随着后续调查的进行，一些可怕情况浮出水面。
调查结果令人触目惊心：赵计科、孙万绪、王耀川所在的连队，“打骂战士”似乎是一项“传统”，大部分官兵都遭受过体罚。就拿前一任连长罗某举例：全连42名战士中，有至少30名被他殴打过。
如今来看，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部队建设尚在起步阶段，很多状况还十分不理想。尤其是在“严打”背景下，许多罪犯为脱罪，要么靠家里走关系，要么拿钱当“敲门砖”，混入军队，导致军营鱼龙混杂。
当然，其中不乏经过军旅生活洗礼改过自新，成为优秀战士的正面案例，但更多的却是秉性难改，甚至变本加厉。
在个别基层部队，情况更加失控：有的长官、指导员私下“搞拍卖”——谁能立功受勋、批准休假，看的不是平时表现，而是谁出价更高。
如此作风，简直与土匪无异；虽说不光彩，情况在当时却是客观存在的。
为何我国军队一直强调“纪律”二字，其中道理不言而喻。
再看当今的人民军队，彼此相距不过二三十年，由此可见，近些年来我国军队建设所取得的成果有多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