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一桩凶案把河南弄得满城风雨，上级领导甚至被逼得下了“格杀令”：所有参与抓捕行动的人员，只要遭遇可疑状况可立即开枪，无需打报告。
怎料这道命令反倒让8万多名军警、民兵个个杯弓蛇影，以至于在设卡盘查路人时，只要对方反应稍慢，行动人员便毫不犹豫地开枪，因而造成不少民众伤亡。在最后的歼灭战中，武警战士甚至对凶犯藏匿的、坐满乘客的大巴车展开火力覆盖。
对方何方神圣，竟能带来如此之大的压力？
此案其实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人情社会，其实是最冷酷无情的。
本文主角名叫赵晓东，家境优越，其父母在河南省淅川县政府任职，级别还不太低，是实打实的二代。他自身能力尚可，工作态度认真，做事踏实，仕途也顺风顺水，入职两年后便当上了淅川县共青团委常委和团学生部长，前途无限光明。
然而，赵晓东有致命的缺点——为人太过耿直，遇事好较真，脾气还比较暴躁。他不止一次因工作当众正面怼领导，搞得大家下不来台。
哪有领导喜欢如此“不长眼”的下属？赵晓东是愣头青，不懂人情世故，领导可个个都是老江湖，碍于其父母的面子，总是主动退让。
这不，赵的父母年岁已到，县领导班子换届后退居二线。昔日被他得罪的领导立马磨刀霍霍，打算找个机会狠狠出一口恶气。
事情的直接导火索发生在1987年初，当时淅川县采购了一批沙发，旧的藤椅沙发便闲置下来，赵晓东见这些物件还不错，便想搬回家自己用。此前他得势，这当然算不了啥事儿，可他于当年1月4日深夜去搬东西时，出岔子了。
赵晓东刚要把东西搬出大院，县委徐副书记突然出现，厉声呵斥他侵吞公家财产。随后赶来的行政科长王明理，也不由分说地指责赵晓东“盗窃公物”，犯了原则性错误，扬言一定会把事情闹大，让他成为“反面典型”。
赵晓东百口莫辩，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眼看他灰头土脸的狼狈模样，两位领导十分得意，殊不知，其中有极为反常的一点被忽视了——平时一言不合就开怼的赵晓东，此刻为何甘心沉默受气，如此驯服？
要得罪一个人很简单，问题在于这个人是否得罪得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回到故事的最开始。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但在二三十年前，有些人是带着非常不光彩的目的报名入伍的。
时值“严打”，许多犯了事的年轻人面临牢狱之灾甚至是极刑，他们便想了个法子：要么靠家里人走关系，要么花钱向上疏通，想方设法混进部队，这样一来公安就不好追究了。
这些流氓地痞自然不会服从管束，将混社会的那些歪门邪道带进军营，不但影响了部队的整体风气，其中一部分人混得是如鱼得水，反倒有不少好兵受到影响，始终得不到重视和提拔。
对此，赵晓东深有感受。
18岁那年，赵晓东报名入伍。他对待训练一丝不苟，很快便练就过硬的汽车驾驶技术。军车驾驶员，属于技术兵种，对军事能力并没有非常高的要求，但他也主动接受严格训练，将枪法练得出神入化，还受到团级表彰。
按说到了这一步，即便赵晓东不积极逢迎，花钱打点，哪怕在平日里对上级客气一些，入党提干恐怕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哪知他对人情世故这一套压根就嗤之以鼻，反而经常因各种问题顶撞长官。上级对他的印象很糟糕，直到退伍，赵晓东仍是个大头兵。
混一个圈子，自然要遵守其规则，这是社会教给每个人最重要的一堂课。
随着父母退居二线，赵晓东失去了庇护，打击接踵而至：此前有个年轻女同事跟他不干不净，姑娘的丈夫突然跑到单位大闹。此事不久，赵晓东便受到处分，丢了职务，再后来又发生了“盗窃公物”这档子事。
看着徐副书记和王科长一连“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嘴脸，赵晓东心里清楚，自己这是被算计了。领导不但要落井下石，更要斩草除根。想到自己当下的处境，他万念俱灰，与此同时，心里浮现出一个可怕的念头。
当天凌晨4时许，县委副书记黄明扬正在睡觉，突然一记闷棍砸在他脑门上。
在当时，我国各个单位几乎都有配枪，赵晓东喜欢射击，经常从单位借枪出去过瘾。一来二去，枪在谁手上，藏在什么地方，他都十分清楚，轻车熟路地搜出由黄明扬保管的64式手枪和90多颗子弹。
县委干部们家彼此离得都不算远，赵晓东旋即就来到行政科长王明理家。门刚一打开，还不等王科长做出任何反应，他抬手一枪便将其击倒，随后又连开数枪，王科长当场殒命，其妻子也奄奄一息。
隔壁的徐副书记被枪声惊醒，这家伙非常谨慎，感觉情况不对，立马从后门溜了，跑到县公安局避难。
没找到徐副书记，赵晓东便拐了个弯，把平日里积怨很深的县外贸公司秦经理夫妇做掉，最后在县政府大院里放了把火，逃之夭夭。
淅川县是个人口仅有几十万的小县城，闹出这么大个事，对于当地警方而言无异于一场地震。警方立马成立专案组，势要尽快将凶犯缉拿归案。然而接下来，案情的进展却是荒诞至极。
事发后，警方采用了“快刀斩乱麻”的解决办法：四处抽调人手，把整个县城搜个底朝天，令凶犯无所遁形。各级部门出动的总兵力高达8万余，小小县城内设卡多达421处，几乎走十步就能看到警察。
然而警方忽略了这么一种可能：赵晓东在作案当晚便已逃到周边县市了。
不过赵晓东的操作也好不到哪儿去：出逃次日，他便给一位身在淅川的寇姓好友打了电话，询问其家人是否安好。离谱的是，赵晓东讲述了自己的处境，包括他当前所处位置。
挂掉电话，寇某便把情报上报给了公安部门，哪知专家居然觉得毫无价值，不予理睬。
无独有偶：1987年1月13日，逃到南阳市的赵晓东给另一名朋友写了封信，该朋友也是第一时间报了案。这次警方依旧不为所动，理由是他们认为这是赵晓东的伎俩，想要分散警方注意，使抓捕行动流产。
笔者此前写过不少类似案件，情节过程如此奇葩却是头一回，只能感叹警匪棋逢对手，各有千秋。
抓捕工作迟迟不见进展，警方这边再出昏招：考虑到凶犯曾是一名优秀战士，手里有枪，枪法如神，威胁巨大，上级部门领导遂下达“格杀令”，要求各行动单位提高警惕，遭遇异常状况，发现可疑人员，无需向上请示，可直接开枪。
实际上，在该指示下达之前，个别行动人员就已经是这么做的了。
例如在1987年1月12日，一辆卡车在经过哨卡时，执勤的武警战士闫向阳挥动手电要求立即停车。司机没能反应过来，减速慢了一点儿，闫向阳竟直举枪就射。好在子弹只是打中卡车司机腰部，并不危及性命。
然而有了可“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后，情况便迅速恶化了，类似事件的数量陡然增加。
就在指示下达当天，行动军警就打死无辜群众1人、重伤1人，死者邓良还是县政府的职员，真的是无妄之灾，何其倒霉。
与此同时，在逃往洛阳市的途中，赵晓东又犯了个致命错误，直接暴露了行踪。
1987年1月17日凌晨，他在赶往汽车站途中遇到一名农民。对方一眼就认出赵晓东是逃犯，立马与其扭打在一起。赵晓东开枪还击，打伤了农民的肩膀。怎料此前杀人不眨眼的他，这一次却没有选择把农民灭口。
随后，农民便把赵晓东的行踪报告给了公安部门，刑侦专家这一次总算水平在线，做出了正确推断与部署，从各单位抽调武警、刑警、民警40人，组成行动小组镇守大桥，驻扎在附近的一支武警部队也接到命令，随时准备出动协助行动。
我方牢牢掌握先机，本以为计划周密，一切安排妥当，怎料整个计划堪称千疮百孔，过程更是如同闹剧，简直让人不忍直视。
首先，这个行动组的大部分人成员是从洛阳市吉利区临时抽调来的刑警，其中绝大多数甚至连嫌犯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其次，该行动组成分混杂，成员来自多个部门，武警有武警的现场指挥，刑警和民警也有各自的领导，各自为战。一到午饭时间，大伙儿不约而同全去吃饭休息了，赵晓东现身时，桥上一共就剩4人执勤，险些就让凶犯闯关成功。
除此之外，在明知道凶手极其危险、很容易打草惊蛇的前提下，警方又以极起业余的方式犯了一个巨大错误——他们从淅川县政府找来一名与赵晓东比较熟的干部，让他登车辨认。后来，干部在认出赵晓东后当场大喊大叫，逼迫赵晓东当场开枪拘捕。
总而言之，在无数错误的积累下，惨剧上演了。
1987年1月17日13时15分左右，县干部在两名警官的陪同下登上一辆客车，认出赵晓东后立刻用手指着他，不断大喊“人在车上”。干部随即跳车逃跑，赵晓东眼看暴露，抽枪率先发动袭击，一名刑警躲闪不及中枪倒地，另一名武警战士则退出车外鸣枪示警。
趁着双方交火的间隙，客车司机跳窗而逃，赵晓东便进入驾驶室发动大巴，尝试强行冲卡。警方援兵及时赶到，以1辆邮政车、2辆汽车做掩体，阻断了歹徒去路。无奈之下，赵晓东只能停车，单枪匹马与68名行动人员展开周旋。
赵晓东不愧是天生当兵的好苗子，心理素质过硬，身陷重围也好不慌乱，不但枪打得准，手雷也扔的准：隔着数十米，武警中队长朱迪军被一枪打中胸部，生命垂危；而赵晓东仅用一枚手雷便炸毁邮政车，使多名警方人员受伤。
在当时，大部分武警都是退役军人，打硬仗不在话下。一开始，考虑到歹徒手里有人质，他们畏首畏尾，根本放不开手脚。眼见战友接连受伤，巨大的危险激发了他们的本能，战士们开始组织进攻。
他们从各个方向对客车展开火力覆盖，完全忘记了车上的群众。
事后，位于桥西侧的一名行动人员还原出了当时的可怕场景：血水如瀑布一般从车底渗出，桥面被染红了一大片；现场原本还能听到乘客惨叫，片刻后便趋于平息，只剩猛烈的枪声。
涉及持续了大概20分钟，直到13时40分，洛阳市公安刑警大队领导才抵达现场。
领导一看现场状况便知坏了大事，当即要求各单位停止射击。12时20分，行动组调来一辆消防车和水泥车，水泥车作为掩体，不断向目标迫近，消防车则伺机向客车喷射泡沫，使歹徒失去视野。
这招果然奏效：赵晓东开始胡乱开枪，子弹在无意义的射击中快速消耗。
10分钟过后，车上没了动静。几名武警战士冲上大巴车上一看，赵晓东已经断气，身上满是子弹孔，血肉模糊。
事后据统计：赵晓东身中16枪，他所携带的90多颗子弹，除去弹夹里最后的3颗，其他的全部打光。
我方的状况也十分不乐观：此次参与行动人员共计68人，装备各式枪支52支，消耗子弹528颗。战斗中，共有2名武警战士和1名刑警受伤。
此外，客车上的状况更是触目惊心：车上共有群众17人，包括2名乘务人员和15名乘客，最终只有5人幸存，其中3人重伤，生命垂危。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在12名遇难者中，只有5人是被赵晓东打死的，其余7人死在武警的枪口下。
这起事件乍看是赵晓东这个“个体”犯下的滔天罪行，实则反映了不少问题：人情社会太过强调人际关系，导致一旦有人不合群便遭受排挤；手握权力的人在处理问题时不够公平公正，致使人才被埋没，甚至被逼上歧途。
更有甚者，公职人员干脆把职权当成炫耀身份地位的工具，公报私仇，一朝得势便踩在他人头上炫耀。
虽然相比于往昔，当今社会已有了长足发展和进步，但上述种种问题，直至今日或多或少依旧存在，贻害无穷。
值得一提的是，此案还激发了另一件事：此后不久，特警部队的成立便正式提上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