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山东，人们往往首先提到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学说。正是凭借中国思想史上这一最伟大成果，山东才有了“圣地”所特有的、中国其他任何地域都无法替代的文化影响力。即使现在，解读山东各种文化现象，大家还是习惯从儒学故乡的角度去寻找答案。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思想，在中国延绵发展两千多年，从未中断。作为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它已渗透到传统文化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凡是从中国土壤里产生的学说思想，甚至是外来文化、外来宗教，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儒家文化的痕迹。同时，儒家思想亦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永久的影响，比如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极大推动了东亚诸国的社会文明进步。
伟大思想总是产生于现实的需求。儒家思想长盛不衰，是因为它最有效地适应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价值判断和人生需求。那么问题来了，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农耕区域，同样的生产生活场景，为什么儒家偏偏是在山东产生呢？
▲山东济宁市曲阜市尼山圣境景区。（中新社资料图片）
有一种解释是说，儒学诞生于鲁国，因为有特殊的渊源。鲁国是周公的封国，而周公正是礼乐思想的倡导者，同时，鲁国作为同姓诸侯，得以配享天子礼乐，所以鲁国在立国之初就大力推行周的礼乐制度。如此说来，遵从周礼的儒家思想在这里诞生也就其来有自。这种说法看起来合乎实际，但还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鲁虽是周的直系，但也不会比周王室本身更加正统，怎么解释“周礼”思想在自己的大本营却很快湮灭了呢？
事实上，对照周礼思想在其他地区的式微，不难得出结论：在儒学起源成长中，它得到了更优越的发展环境和成长机遇——这是只有山东才能够提供的。换句话说，是山东的鲁与齐两地共同成就了儒学伟大思想。“非齐鲁无以生孔子，非齐鲁无以成儒学。儒学只可能产生在齐鲁，孔子、孟子只会诞生于山东。”山东省著名文化学者王志民从文化交融方面进行了解读，山东俗称“齐鲁”，从文化结构分析，齐、鲁其实是两支各具特色的文化。
周公长子伯禽被封于泰山之南的鲁地，鲁国作为同姓诸侯，得以配享天子礼乐，立国之初就大力推行周的礼乐制度。同时，这样的分封，有很大的私心——从农业生产角度来看，鲁国自然地理条件优越，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河网密布，是农耕时代最富饶的区域，所以周王室分给宗室，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而农耕这种高度稳定的生产方式，也与尊尊亲亲的礼制文化更加契合，所以鲁地的价值追求侧重于自律保守的道德型，也就成了儒学的发祥地。
而相邻的齐国，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土地相对贫瘠，“少五谷而人民寡”。太公虽然立有大功，但这样的分封，实际上是他身为异姓诸侯舍而求其次的结果。当时，齐地境内地方国林立，莱国、杞国、谭国、蒲姑国等盘踞东夷已久，根深蒂固，在边境之地与周王朝呈对立之势。面对东夷人与其争国的压力，为了更好巩固封国统治，务实豁达的太公推行了因俗简礼、尊贤尚功的治国方略。他没有简单地套用周王朝复杂繁琐的礼仪制度，而是因地制宜，沿袭并优化了东夷人故有的简朴、尚功的文化传统。更为重要的是，面对齐地负海多盐的现实条件，太公扬长避短，“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重点发展鱼盐工商业。在活跃开放的经济体系下，工商业风潮兴盛，全社会形成积极逐利、善言多智的风气，在文化上也更讲究功利性与实用性。
由于齐鲁两国相邻，来往频繁，价值取向上更讲求功利性、实用性的齐文化，恰好对鲁地文化提供了当时其他任何区域都不具备的互补性。儒家思想正是因为充分吸收了齐地文化的实用性与功利性，才克服了受农耕文化制约造成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迂远而阔于事情”等实用功能不足的缺陷，大大提升了自身思想的感召力。
可以说，如果没有齐文化的有力补充，作为鲁文化代表的儒学，不可能成为最适宜中国农业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从以下两点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一，齐文化深度参与了孔子学说的形成。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孔子因鲁国内乱离鲁奔齐，此时正是其思想学说形成的关键时期。三年中，他对齐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研究与吸收。在《论语》中，他提及齐国人物与事件的次数之多仅次于鲁国，无疑说明齐文化在丰富孔子思想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是孔子对管仲的态度。孔子与管仲，是分属于鲁文化和齐文化两种明显异质的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从为人上看，管仲与儒家所倡导的圣人可谓格格不入，管仲尚豪奢，“富拟于周室”，筑有“三归”“塞门”“反坫”，严重僭越周礼，孔子曾经多次评价过管仲，认为“管仲之器小哉”，不遵守礼仪，“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然而，当弟子子贡认为管仲侍奉公子纠和齐桓公两位君主是为不仁的时候，孔子却反驳“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其中的“被发左衽”是蛮族的习俗，孔子认为没有管仲，华夏文明可能会遭到毁灭。“仁”是儒家学说中极为核心的价值观，《论语》中，弟子问及人物评价时，孔子从不轻易许以“仁”。经学者李零梳理，在《论语》中经过孔子本人确认的“仁人”，只有六人，管仲就是其中之一，对齐文化代表者管仲的高度肯定，足以说明齐文化中存在契合孔子思想内核的因子。
因此，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探究孔子伟大思想的形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齐、鲁文化的融合成就了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孔子思想是齐、鲁文化二元一体融合发展的结晶。
其二，生成于邹鲁之地的儒学，在其成长与传播过程中，齐地一直都是最重要承接者。到了汉代“独尊儒术”时，当时最重要的儒学代表人物中，齐人已经完全超过了鲁人，证明儒学在齐地实现了升华。
还有另一层重要原因。齐鲁虽然是当时中原争霸的强国，但毕竟处于东方的边缘位置，相对远离“四战之地”的争斗区域，再加上工商业发展带来的全社会思想多元化，为儒学发展提供了更包容的成长空间。在历史上惊鸿一瞥的、可与古希腊辩论会相提并论的稷下学宫，出现在齐国就绝非偶然，而孟子、荀子等儒家大师，都是其中的领袖人物。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儒学才充分吸收墨、名、法、道等各家观念，不断增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相形之下，在那些核心争夺区域，除了霸道之学，其他思想只能是空白。孔子为宣讲仁德思想，曾经去宋、郑、蔡、楚等诸侯国，但没去过中原争霸的大国，显然是知难而退的。这里还有一个反例可以证明：商鞅三见秦孝公，先讲尧舜之治，再讲禹汤文武的王道，都被嗤之以鼻，第三次他讲霸道治国时才让孝公动心。可见，在那里，像儒家这样徐徐收功的学说，是无存身之地的。（完）
记者/李梦馨 朱子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