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概念不源于宋朝?聊聊后人眼中三种不同的宋学

飞绿聊国际 2023-07-20 22:37:01

宋代包括宋史和宋学,宋史的范围相对确定,宋学则认识不一,各说各话。宋学的概念并非发生于宋代。目前所知,元代开始出现“宋学”之说,到明嘉靖年间,有了较为明确的指向。唐枢的《宋学商求》被认为是最早论述“宋学”的专门著述。也就是说,宋人谈及本朝的思想学术文艺,从未使用过“宋学”的集合概念。所谓“宋学”,其实是宋以后的人对宋代思想学术文艺全部或部分的一种概称。况且各说不一,概称的意思,也只能各执一词,从来没有覆盖全部。

▲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研究价值的宋代壁画。(图片来自新华社)

宋学好立门户,大都出于后人的说法,宋儒其实很少自称

傅斯年认为,用今语解古籍古事的情形由来已久,“世上每每有些名实不符的事。例如后来所谓汉学,实在是王伯厚、晁公武之宋学;后来所谓宋学,实在是明朝官学”。此说一般而言意思不错,只是南宋的王应麟、晁公武并没有自称宋学,所以自觉如傅斯年,还是习以为常地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并不感到违和。所谓“实在是”,意味着自己觉得天经地义,其实只是因为心中有一个自认为实在的“是”而已。即使作为方便名词,用不用“宋学”的集合概念来谈宋代的思想学术文艺,也是迥然不同的。而不同的人尽管都用“宋学”,各自所讲的也是风马牛不相及。

或者认为,“宋学”原本是一个使用较为随意,因而其内涵也较为复杂的词。有时指的是一种学术方法,如《四库全书总目》总结两千年来经学发展之六变,最后将之归结为:“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作为汉代训诂考证之学的对立面,宋学即义理之学。日本京都大学的岛田虔次将“宋学”一词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宋学仅指理学(或称道学),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周、程、张、朱之学,英语称之为“Neo-Confucianism”(新儒学),几乎就是朱子学的同义语,有时将陆、王也包含在其中。广义的宋学,则泛指宋代的一切学问,囊括了各家学说。后一用法与明代唐枢的《宋学商求》类似。邓广铭《略谈宋学》认为,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新儒家学派称为宋学,比较合适。认真考究起来,宋代新儒学之外的其他儒学以及儒学之外的其他学问如何安置,一切学问之内是否包括文艺,也有讨论的余地,据此可以进一步划分出广狭宽窄的层次。

无论宋代的一切学问,还是两宋的新儒家,范围虽有广狭之别,时间上都是将宋学限于宋代,与清代所说贯穿明清的宋学有别。邓广铭后来认为,理学只是宋学的一个支派,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是两宋以后的事。其弟子陈植锷以“宋学”一词概括两宋儒学思想流派的全部。漆侠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也发挥师说,以“宋学”指称宋代儒学整体,并细化为荆公学派、温公学派、苏蜀学派、洛学、关学、理学、事功学派等许多流派。清代的宋学,虽然意指理学,但绝不能与理学画等号,因为汉宋可以相争,而朝廷钦定、科举必考的理学是没有反对的余地的。如果程朱理学只是宋代新儒家的众多门派之一,则新儒家与理学也有广狭之分。

不过,宋学好立门户,大都出于后人的说法,宋儒其实很少自称。近代有学人说:“汉学讲家法,有今文家法,有古文家法,有讲训诂声韵者,有讲典礼制度者,有讲经籍义例者,若不通家法,便非汉学。宋学讲宗派,有程朱学派,有陆王学派,有种种学派,若不守宗派,便非宋学。”宋学的宗派,或与佛教有关,而佛教本来只有一宗,即正宗,但凡分派,就意味着有偏颇,不正宗。理学多少有些来路不明,之所以好编宗传,立道统,正是希望借此正名,可以成为正统,以免他人觉得名不正言不顺。宋学多门派,正是由于各家标榜正统,反而无法一统。那些喜欢自封门派的,其实多少都有些妄。

归结起来,宋学至少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讲法,一是类似明人唐枢所说,包含宋代的所有学问,外延最宽泛;二是宋代的新儒学,主要是邓广铭及其弟子一脉的主张,虽然涵盖内容的范围居中,出现的时间却最晚;三是宋以下的理学,主要是清人的讲法,而且是因为主张以汉还汉的汉学家不满于理学激发的反弹,宋学绝不可能取代已成王朝正统的理学。汉学攻宋学,意在争正统,而非反理学。唐枢的宋学,较为随意,涵盖虽广,但要说囊括宋代的一切学问,却又未必。今人认为其广,是因为用了分科的观念,觉得不仅限于儒学。实际上唐枢的“宋学”类似近代以来所说的“清学”,只是作为一种概称,并未达到宋代学问无所不包的程度。

研究宋学为研究宋史的前提和必需

至于清人的宋学,重在义理一面,今人解读为与汉学相对的方法。就此而论,所谓“宋学”其实是清学中的问题。而理学的重要,诚如陈寅恪所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近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也就是说,中国两千余年所谓封建社会的发展变迁,与新儒学的产生传衍相辅相成。唐以上的产生不论,宋以下的传衍一直持续到清亡,甚至民国以后,余绪依然不绝。前两种基本限于宋代,第三种则逸出宋代,甚至主要不在宋代。如清儒的宋学,与汉学相对,看似指汉儒与宋儒看待解读先圣儒经的不同取法,实则主要是清代汉宋之争兴起后将治经学的不同取径绝对化的结果。一般而言,治经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不可偏废。多数士子学人是汉宋今古兼采,不大区分此疆彼界,或者说分不清此疆彼界的。

将宋学视为整个宋代的学问或新儒学,则宋学包括理学,而将宋学认作理学解读经书的办法,则宋学的外延小于理学。如果认为宋学不仅是理学,而是整个新儒学,则新儒学的产生及其传衍并不限于宋代。陈寅恪《论韩愈》认为,韩愈已经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的基础。而以理学作为宋学的主体,重要性未必仅仅在于宋代新儒学的地位,而是因为新儒学一举解决了“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的大问题,从而在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在佛教的冲击下取珠还椟,避名居实,又管了宋以后的数百年。

无论全部宋学、新儒学还是理学,尽管范围超越宋代,主体部分还是与宋史相关联。陈寅恪、蒙文通等人主张治宋史当先明宋学,通宋学才能治宋史。也就是说,研究宋学为研究宋史的前提和必需。(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原标题:有感于三种不同的宋学)(完)

作者/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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