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6月，刚经历十年动荡的合肥火车站迎来了一位特殊的乘客。61岁的万里身着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目光如炬地扫视着站台上“农业学大寨”的褪色标语。这位曾在铁道部创造整顿奇迹的“铁腕部长”，此刻接到的却是更艰巨的使命——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拯救这个中国最贫困的省份。
万里
万里上任的第一天，安徽的农业生产状况就让他大吃一惊：“全省28万生产队，三分之一连温饱都达不到？”第二天一早，万里带着3个馒头直奔金寨县，当他在漏风的茅屋里撞见一名被冻得瑟瑟发抖的女孩时，当场解下了棉大衣给对方穿上。考察结束后，万里感叹道：“这是革命老区啊！我们欠百姓的债，该还了！”
1978年3月，中央要求各省的一把手赴山西昔阳县学习“农业学大寨”，万里却称病缺席，只派省委第三书记参会，他叮嘱第三书记：“大寨这一套，我们不拥护，学不起，也不能公开反对。”此时的万里心中已有盘算——与其学“人造梯田”，不如放手让农民自救。
1978年11月24日深夜，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村民蜷缩在村民严立华家的土屋里，大家在村民严宏昌的提议下，决定分田单干。这18户村民挨个在一张字据上按下红手印，他们赌上的不仅是口粮，更是性命——分田单干，在当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死罪！
小岗村村民立下的字据
小岗村的壮举并非孤例，在安徽省肥西县山南镇，农民们因遭受大旱陷入绝境，区委书记汤茂林偷偷推行“借地三分”，被举报为“单干风”；而小岗村则更进一步，直接“包干到户”。
当小岗村的秘密传到省委大院后，反对声浪汹涌而至，有人痛斥“这是倒退”，还有人说“包产到户就是复辟资本主义”……面对这些声音，万里猛拍桌子：“老百姓都要饿死了，还谈什么主义？如果滑向资本主义，我来拉回来！但如果能多打粮食，就是好猫！”
不久以后，万里亲自来到凤阳调研，面对凤阳县委对“包产到户”的顾虑，他当场拍板：“就让它干！不就一个生产队吗？翻不了天！”
万里和群众握手
1979年夏天，奇迹发生了：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在往年是粮食总产仅6万斤的“老落后”，却在当年产出10万斤；小岗村的粮食总产更是从3万斤跃至12万斤，当村民们第一次向国家交公粮时，严宏昌捧着粮袋泪流满面：“这辈子没想过能吃饱饭！”
丰收的背后是制度的裂变，安徽的群众给“包产到户”编了一个顺口溜：“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但丰收未能平息争议，1979年3月，《人民日报》发文痛批“包产到户”，文章认为“包产到户”是倒退，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还要求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到户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错误。
万里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生气，他连夜组织反击，向中央递交一份上万字的报告，报告用数据证明：“增产就是硬道理！”万里还冒险将小岗村的经验写入省委文件，并允许“边远山区单门独户搞包产到户”。
万里
这场博弈终于惊动了邓小平，1980年，他公开表态：“农村政策放宽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怕，这不可怕。”邓小平拍板以后，安徽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不久以后，中共中央“75号文件”明确指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此时万里正蹲在皖南的山坡，教农民嫁接板栗树，他一边干一边说：“别光种粮，要搞商品农业！”
万里的坚持，不仅改写了中国农村的命运，更让“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传遍神州。多年后回望，那18个红手印与万里的乌纱帽，共同构成了中国改革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对赌”。没有书斋里的理论，只有饿怕了的农民与敢担责的官员，用最朴素的生存智慧，撕开了计划经济的铁幕。正如万里所言：“什么是社会主义？让人民吃饱饭，就是最大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和万里
fy
致敬
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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