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贺一郎，日本学者，在研究王阳明（名守仁）过程中，对湛甘泉（名若水）产生兴趣。他分别到过阳明及甘泉的故乡参与学术探讨及实地探访。为了读者阅读顺畅，小编对原文有些删节。
王阳明与湛甘泉初次相见是王阳明三十四岁，湛甘泉四十岁之时，地点北京。这一年，即明孝宗弘治十八年，湛甘泉考中进士，被任为翰林院庶吉士赴京就任，而王阳明正在吏部讲学。
王阳明像。
关于当时的情况，王阳明《年谱》及《明史》中有如下记载：
十有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岁在京师。是年先生门人始进。学者溺于词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先生首昌言之，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闻者渐觉兴起，有愿执赞及门者，至是专志授徒讲学。然师友之道久废，咸目次为立异好名。帷甘泉湛先生若水，时为翰林院庶吉士。一见定交，共次倡明圣学事。（《王文成公全 书》，《年谱》第10页）
时王守仁在吏部讲学，若水与相之应和。（《明史·列传十 七·湛若水》）
在《阳明先生墓志铭 》（甘泉湛若水撰）中，对其间的情况这样描述道：
会甘泉子于京师。语人曰：守仁从官三十年,未见此人。甘泉子语人亦曰：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遂相与定交讲学。（《王文成公全书》,《世德记》第31页）
文中相互使用了“未见此人”，不难推测到二人的相会是何等重要且意义深远。此乃俩渴求“圣学”者的思想有着共感的缘故。
王阳明遇见湛甘泉次年，即武宗的正德元年丙寅年，其三十五岁时的二月，因上疏封事而下狱，进而被贬滴为龙场驿丞。
湛若水像。
南京的言官戴铣、薄颜徽等对当时武宗初政,宦官刘瑾深受宠爱，专横朝政的现状看不过，便进谏武宗，却事与愿违，下了诏狱。阳明率先仗义直言，为救忠良上呈奏本。
王阳明因此杭疏而下了诏狱,受了廷杖四十之刑，曾一度气绝，侥幸生还，被贬滴为龙场驿（贵州省修文县）丞。翌年正德二年丁卯，其三十六岁之夏，王阳明前往龙场。其时，湛甘泉不堪惜别之情，赋诗九章相赠。此九章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连的。由第一首《见谴》、第二首《爱君》、第三首《惜别》、第四五首《行路》、第六首《有赠》、第七首《皇天》、第八首《穷索》、第九首《天地》构成。
在表述了依依惜别之情的同时，更体现了即使远途别离，也要一心学习圣学之决心 。
王阳明在龙场的滴居生活约为两年，正德五年己巳年（1510年），即其三十九岁之时，遇赦，升任庐陵（江西省吉安县之南）县知县，三月赴任。是年十一月,入京居大兴隆寺。岳舅黄绾初次与王阳明相会，第二天，由王阳明引见与湛甘泉相识，三人遂誓约终身共同求学。
自此年王阳明三十九岁十一月至四十岁二月，即至湛甘泉出使安南为止，约一年零四个月，三人在北京共同生活，力致圣学的倡明。三人之团结甚为笃固，甚至涉及到了人事调动。阳明是年被任命为南京刑部清吏司主事。然而，湛甘泉与黄绾商议，向当时的大宰相杨一清请愿，要求把阳明留在北京。此愿被批准，仅一个月即次年的正德六年（1511年）, 王阳明四十岁的正月，成为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回到北京，并利用工作之余，首次向众人讲学。
三人的共同生活,如文所示，切磋琢磨，共同饮食起居，有以下记载为证：
方期各相砥切,饮食启处必共之。（《年谱》第21页）
予三人者，自职事之外,稍暇,必会讲。饮食启居,日必共之，各相砥砺。《阳明先生行状》
阳明公谓甘泉子曰，乃今可卜邻矣。遂就甘泉于长安灰厂石邻居之。时讲于大兴隆寺。而久庵黄公宗贤会焉。三人相欢合意。久庵曰：他日天台雁荡,当为二公作两草堂矣。须复合两为一焉。 明道一也。（《阳明先生王公墓志铭》）
关于三人的共同生活，除以上一些以外,没什么可以作为线索的资料了。如此富有人情的交往，深深地铭刻在彼此的心中，大概到了宛如三身一体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当湛甘泉远旅安南时，王阳明饱含绵绵真情,作了《别湛甘泉序 》及诗二首相赠。
不但如此，此段生活对王阳明影响极大。王阳明在五十岁正月，公开“致良知”说，然而其初念在此时期已经有了。
那是王阳明四十岁的十二月,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赴任的途中，回古乡越城（会稽）时，适逢其所爱弟子徐爱也升任南京工部员外郎，与王阳明同舟赴越。在船上论及《大学》的宗旨时提到了“致良知”。又曰：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侧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致其知。知致则意诚。（《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第9页）
知为心之本体，而心能自然知觉。见父，自然能生行孝之心。象这样的自然知觉之功即为良知。人无论是谁都天生有此，不可外求。此心之良知全然没有障碍，只要能够充实它，自由地发见就是“致良知”。这种“致良知”的想法成了阳明晚年“致良知说”的根源。
正德七年壬申（1512年），即王阳明四十一岁的二月，湛甘泉 （四十七岁）远使安南交趾（越南中部地方）。就在其临出发之际，阳明作了《别湛甘泉序》和《别湛甘泉诗二首》。深切表达了对难以究明圣学，容易迷惑的优愁，以及依依惜别之情。
王阳明孔庙牌位。
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顾一二同志之 外，莫予冀也，岌岌乎仆而后兴。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 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
吾与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期于斯道毙而后已者。令日之别，吾容无言。夫唯圣人之学，难明而易惑，习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远。（《王文成公全书》，《文录》四叙）
两位渴求圣学者之友情，读来无不为之感动，并且在当今的社会也是颇值崇尚的。阳明坦诚叙述了自己立志圣学的过程，每觉协力者少，经受挫折时，备受甘泉的鼓励，那时的阳明似感赢得了百万同志。甘泉的学间不一定与阳明一致，但撇开从来的记诵词章之 学的话，在以成为圣人为目标所追求的自悟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这是把甘泉作为终生之友的一大原因。从阳明所说的“予之资于甘泉多矣”及“吾与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期于斯道毙而后已者”上看 ，不难发现是何等地信赖甘泉。
别湛甘泉二首都充溢了阳明送甘泉去遥远 的安南之真情 ，特别是“迟回歧路侧，孰知我心忧”及“南寺春月夜，风泉闲竹房，逢僧或停揖，先扫白云床”两句，其情意仿佛就浮在眼前，不难休会其切切情丝。
湛甘泉在安南三年，正德十年乙亥（1515年） ，五十岁时，逢母丧，回到广东的增城。归途中，甘泉在龙江（江西省境内，流入赣水的河名）与王阳明相见，互论格物。甘泉所持朱子格物说，而阳明力陈《大学》的旧说。阳明之弟子陈九川在旁倾听，知旧说是正确的，非常高兴。
对于格物的解释，朱子与阳明绝然不同，朱子把“格”读为 “至”，究明物之理为格物。而阳明把“格”读为“正 ”，正自己的心即正物，以其为格物。湛甘泉取朱子之说把“格”解释为 “至”，围绕着这“格物”的解释，两人互致书信，王阳明五回，湛甘泉八 回。
以上谈了王阳明与湛甘泉的友情，二者的学说在表面上几乎一致。王阳明的宗旨为“致良知”，湛甘泉为“随处体认天理”。 黄宗羲说：“天理即良知，体认即致。”（《明儒学集案》《甘泉学案一》 ）但仔细想来，“天理”与“良知”的关系可以成立的话，“体认”与“致”所内含的概念，不一定相同。并且，湛甘泉学说的“随处”，有着极端重大的意义。
